慈悲与玫瑰

“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那人类只能再活四年。”这段不辨真假的话据说来自爱因斯坦。背后的逻辑是，没有蜜蜂，没有授粉，没有植物，没有动物，也就没有人类。 人类无疑受惠于蜜蜂的私欲。蜜蜂每日忙忙碌碌，并没有哺育人类的目的。如果我们承认农民种地首先是为了自己讨生活，当我们吞下他们打出来的粮食，我们也是在将自己的幸福建立于他人“私欲的延伸”。在此意义上，且不说现实中蜜蜂的消失对人类社会的存亡有多大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人性中私欲的蜜蜂一旦消失于天际，人类文明会在顷刻间崩塌。 “曼德维尔悖论”洞悉了人性中幽暗的一面。它更有利于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斯宾诺莎曾经批评一些哲学家“不是按人的真实存在，而是按他们所喜欢的样子去理解人”。维柯在《新科学》中也谈到直面“真实的人”的重要性。

慈悲与玫瑰 熊培云 57个笔记 卷首 我愿你和世间万物结为姊妹兄弟而我在世间万物之中瞥见你多舛的命运和你开满忍冬花的黎明 自序 唯有你与自己共度一生 忘了是在哪一天，我决定每被删除一篇文章，就在思想国微信公号上唱一首歌。随后读者看到哪篇文章略有锋芒，便会留言说坐等明日听歌。有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在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反抗？我不确定。其实我对反抗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就像阿尔伯特·加缪说的，活着是最好的反抗。借此机会，我更想捍卫的是生活的应有之义，并拓展我人生的丰富性。 我对这个世界贡献甚微，但和很多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内心埋着几粒慈悲的种子，有的甚至还长成了嫩苗。我曾试图寻找其来源，发现它既非来自父母的熏陶，也不是学校的教育，而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世间有些事情，因为无法解释，人们便说是因缘造化。上大学时我读过几本有关佛学的书，感怀最深者莫过于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时候真觉得人生有此弘愿足矣。所谓成长，就是不断遇见理想中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在遥远的未来等你，而是深藏于你的心府，只等着时间与机缘的大风吹去上面的尘埃。 本来，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应该成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两翼，而不是互相否定。然而利他主义伦理学却将利己者塑造成恶棍。按兰德的说法，这一倾向主要基于两个非人的信条：一是任何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都是罪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二是这个恶棍的行为事实上只对他自己有利，他们必须为了邻居的利益而放弃这种利益。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坚持个人奋斗的人可能被并不存在的“集体利益”所碾轧。 在该书导言中，兰德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有权利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而“攻击‘自私’就是攻击人的自尊，放弃‘自私’也就是放弃自尊”。这本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书里有不少真知灼见，比如个人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政府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并不生产道德，它唯一需要尊崇的道德是保护国民的权利，以避免遭受暴力及其他罪恶的侵害；而且，在现代社会政府一样有作恶的倾向，它劫掠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会明目张胆，但会借助通货膨胀得以实现，等等。在此意义上，当个体受到各种改头换面的集体主义或国家主义侵害时，能唤醒他们不与世同沉的力量正是深藏内心的利己的激情。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注意到，一旦个人被从原有的社会认同中剥离，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巨大的孤独感会铺天盖地而来，此时如果有嗜权者乘虚而入，极权国家的形成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如果理解“消极自由”的概念以及以赛亚·伯林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就知道理性利己主义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伯林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最终导致血流成河，是集体自我导向的“积极自由”彻底压倒了个人的“消极自由”。当人民主权轻易地摧毁了个体主权，公意压倒私意，不仅个体最低限度的自由开始丧失，整个社会的自由也将全面溃败。 我曾谈到一个社会可能出现的两个极端：在乌托邦时代是理想主义信过了头，为明天不要今天；在后乌托邦时代是现实主义信过了头，为今天不要明天。其实还有一种可能，今天明天都不要，只是以善之名义，完成死本能的驱使。而这方面，切·格瓦拉是最好不过的例子。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旧金山遇到一对华裔夫妇。先生姓钟，在移民美国时他特别带了一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据说他喜欢我的书的最大原因是在我身上读到了伯特兰·罗素的三种激情——“对于爱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是罗素写在自传序言里的句子。我自知完全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但听到读者这样谈到我，亦与有荣焉。而且，我承认我身上一直有着上述三种激情，也希望能够像罗素一样独立思考、光明正大地看待世间一切善恶美丑。 这样的悲悯在我阅读加缪的文字时，同样心有戚戚焉：我作品的意义。这么多的人都得不到恩慈。没有恩慈的生活要如何过下去？是该采取行动了，来做这件基督教从未做过的事：去关心那些被打入地狱的人。 既然人都是要死的，而宇宙又对此漠不关心，那么人生还有何意义？面对荒诞的世界，加缪分析了三条出路：自杀和依靠信仰都是在回避问题，而人真正能够把握的是拥抱荒诞并在此前提下充分地度过人生。 前一种危机要处理的是人类内部的关系，而后一种危机则是人与未来机器的关系，对此人类完全没有经验可谈。两种危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人的驱逐。如果说政治对立完成的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驱逐，那么人工智能在未来所要完成的，可能是对人的整体性驱逐。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来得及修复“不完整的慈悲”，反倒迎来了完整的残酷。当然，这只是我的最坏的看法。尽管库兹维克早已宣布奇点临进（2045年），但那一天不会来得太快。 在此之前，我最担心的是政治、资本与科技合谋。只要人还在控制机器，那么机器对人的驱逐，从本质上说还是人对人的驱逐。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谈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以计数的人将成为无用阶级，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 而我最有激情的事情，仍是思考本身。偶尔也会因为身体不适陷入胡思乱想。冥冥之中，我以为自己是为着上苍的某个使命而来，然而至今毫无进展，完全没有担当大任的迹象，所以我的末日还早着呢。如果上苍真想要我做点什么，却又不给我足够多的时间，那只能怪上苍于我并无诚意，责任并不在我……完全是胡思乱想。待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我反倒要感谢生命中的种种未完成，正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让我留恋世间。人生若无缺憾，又谈何完美？ 与西西弗斯不同的是，年轻时我们努力推石头上山，有着共同的方向。待时过境迁，许多人不再去推动命运的石头，而是直接变成了石头，以各自的方式崩塌而下。上山，下山，从追逐一个顶点到滚进四面八方。 【想起卡夫卡和少女，人需要秘密，现在这个曝光的世界，时刻被审视的感受，阻碍了人们成为自己，阻碍了表达】 即使是困顿于冗长的俗务，人生也不是完全别无选择。卡夫卡是保险公司小职员，佩索阿是外贸公司翻译，鲁尔福是旅舍业务推销员，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另有乾坤，去完成各自的使命。 想起某一日，同一位年轻人喝酒。言语间忽然聊到从前的一位兄弟。我们曾经是很有些交情的，算是灵魂上的朋友吧。“后来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和我渐渐疏远了……”我说。“疏远不需要理由，在一起才需要！”年轻人说。我心头一惊。是的，离散才是生活的常态，孤独才是人生的真相。 私有的行囊太沉了，沉重的肉身已经背不动它。我甚至开始领悟一无所有妙不可言。不是目空一切，是心空一切。旅行之美就在于你只要全心感受而不是拥有这个世界。当我远走异国他乡，我唯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肉身与心灵。 自救乃第一天理。如果有一天，我愿意牺牲生命，那也是因为我觉得人生非如此不可。我相信那时候我是幸福的。我尽了我的本分，成全了我所需要的尘世的意义，但不认为我对他人有何恩情。 命运不可知 多年以后，我对那些无赖学生和社会流氓多了些同情。毕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比较封闭。许多人像电影《斗鱼》里的小镇青年一样，在狭窄的空间里生存，在好勇斗狠中放逐人生的激情与意义。而一旦社会开放了，诸位各奔前程，不管曾经如何成群结队、以强凌弱，最后拼的其实还是各自的人生。就像汪中求老师说的，待境过时迁，当年的那点风浪与是非回头想想的确都是一些小事。 回到何教授本人的故事，他年轻时在杀人与不杀人之间徘徊，也绝非人性善恶所能解释。同为一对夫妻，他认为丈夫该杀，而妻子该救，这不是因为何教授人性如何，而是因为他给二者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简单说，在那时候的他看来，这世上有的人该杀，有的人该救。这就像是一个人为了救自己的母亲可能去杀人一样。你很难说在人性上他究竟是善还是恶，因为他既有善的一面（救母），也有恶的一面（杀人）。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相信所谓人性的改造，不过是一种徒劳。 “不能说没有。”何教授沉吟片刻，“我在监狱里也遇到过一些狠角色，他们表示只要我愿意，可以帮我报复。但是，我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必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我没有必要让陷害我的那个人来定义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我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我说是啊，一个人如果出狱后还在惦着报复的事情，这意味着他还在坐旧日的牢。当然我也知道何教授家境殷实，女儿在美国读书，妻子也是非常爱他，他出狱后依旧可以过舒适而体面的日子，而且出狱没多久就有公司请他去做董事长。“如果你出狱后妻离子散，变得一无所有，会不会起杀心呢？”我接着问。何教授忽然怔住了，淡淡地吐出几个字——“那还真不好说！”那一刻，我低下头来，深信这世上作恶的不是人心，而是对人心彻底的剥夺。 命运深不可测。每个人唯一能控制的也只是他所能够控制的。而大多数时候，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周遭。生而为人，我们能一次次逃脱命运的陷阱，也许只是因为别人的错误还不够大。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我常说我在他人的悲欢离合中看到自己可能的命运。当我看到一个人在困境中作恶时，我会想，也许他只是在担负另一个我的罪与罚。而我日日以文字念经或者祷告，也可能是在成全另一个人想要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只是我，我是一切人。佛经里讲的“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想必也有这层意思吧。 钻石与藤蔓 我希望在未来岁月中，你能时不时地遭遇不公，唯有如此，你才能懂得公正的价值。我希望你尝到背叛的滋味，这样你才能领悟到忠诚之重要。我祝你们偶尔运气不佳，这样你才会意识到机遇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明白你的成功并非天经地义，而他人的失败也不是命中注定。当你偶尔失败时，我愿你的对手时不时地会幸灾乐祸。这样你才能懂得互相尊重的竞技精神的重要。我希望你们将会被忽视，这样你们才会知道聆听他人的重要性。我还希望你们遭遇足够的痛苦来学会同情。这是2017年7月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送给16岁儿子所在学校毕业生们的祝福。简而言之“我祝你不幸而痛苦”。孩子们还未出征，便遭受著名大法官的“诅咒”，这似乎不合人情与常理。然而，这段话很快流传开来，并且收获了许多掌声。表面上看关乎挫折教育，实际上意蕴深远。它不仅要教会年轻人从容面对未来的得失荣辱，而且指出了公正、忠诚以及同理心的价值。如果他们能够真正理解罗伯茨的这些观点，即使遭遇不幸与痛苦，恐怕也不那么害怕了。 话说在十五世纪的一个德国小村庄里，住了一个有十八个孩子的家庭。其中两个孩子都想当画家。由于家境贫寒，他们只能有一个人去艺术学院学画。于是两兄弟只好以掷铜板的方式决定了弟弟去艺术学院学习，而哥哥则继续留在矿上赚钱。按约定，四年后，读完书的弟弟负责赚钱，以支持在矿上的哥哥去学艺术。不幸的是，四年以后当弟弟学成归来，他发现哥哥的手因为长期的劳作已经无法画画了。这样的结局让弟弟非常心痛。几天以后，同样心痛的哥哥双手合十跪在地上，他乞求上帝将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加倍赐于他的弟弟。这个场面被弟弟看到了，感激不已的他决定为那双粗糙的手画一幅画。虽然哥哥的手不能画画了，但这双手所饱含的意义与当时的形象应该保留下来。据说，这里的弟弟是著名画家亚尔伯·丢勒，而这幅画就是他流传了几百年的杰作《祈祷之手》。因为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断定故事真伪，而我也无意去做任何考究。至少，凡高当年也是在哥哥的资助下画画。直到今日中国，贫困之家以抓阄、扔硬币的方式决定孩子命运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一幅绘画作品的成功少不了两个因素，一是绘画本身，包括色彩、构图、光影、笔触等，那是形象；二是有关画作的诠释。回到奥马里，他该庆幸自己对创作的理解没有停留于最初的愤怒，并且将这组画的主题定为“Vulnerability”（脆弱性）。如果他只是将这组画用于前面说的“甜蜜的报复”，就像用针扎小人，那么它们就会变成平庸之作。而当他超越了这种逞一时之快的政治激情，转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思考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尽管着墨不多，但仅有“Vulnerability”这个主题词就足以打动我了。 钻石明亮而坚硬，可以被打磨得完美，但它并不生长和孕育。与此相比，正如纳斯鲍姆所认为的，人实际上更像是一棵渴望繁盛的葡萄藤，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就会茁壮成长，直达那清澈的蓝天。而作为一棵葡萄藤，人同样应该直面自身的脆弱性和不完整性，并拥抱那些丰富的情感，包括痛苦、愤怒、羞愧、厌恶。 基于上面的思考，有时我宁愿赞美人的脆弱性。因为身与心兼具的脆弱性，你我相向而行，开出生死爱欲的花朵。同样，也因为强者的脆弱性，世界送走了一个个暴虐的君王。 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和神话故事不同，现实是一代西西弗斯倒下了，另一代西西弗斯继续周而复始。我们风雨飘摇，辛苦一生，最后无一不独自走进坟墓。仅此一点，就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荒诞和没有意义。然而，如果世界不荒诞，人类不脆弱，我们靠什么争得人的高贵与刚强，以及超越苦难时的神性与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脆弱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了宽容的价值，并且尽可能不用恐惧或者欲望去考验人性，哪怕是以忠诚和真爱的名义。 射杀希特勒 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能使独裁者走上权力巅峰的，不是独裁者的肉眼凡胎，而是那个国家与那个时代近乎疯狂的民情。看过里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的读者知道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是何等被推崇。这一波国家社会主义浪潮甚至让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与美国的许多精英羡慕不已。在此历史背景下，就算当年德国没有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也会有其他希特勒上台。所以我说就算这个故事是真的，坦迪也完全没有必要自责。希特勒的问题不是他开一枪就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简单说，坦迪的那一枪如果不能射杀德国当年的民情，二十年后的欧洲同样腥风血雨。 故事推演到这里，就不只是一个笑话，而且和希特勒的想法已经非常接近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做法通常是，以消灭个体的方式来消灭社会整体性的危机。而反对他们的人也常常陷入相同的误区。希特勒的出现，只是当年德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果，而不是因。我们今天看不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真正接受了20世纪的教训。茫茫人海，万千因缘起落，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已经走起来的人群走。作为替罪狼，希特勒同样是不幸的，如果出生在今日德国，他可能只是莱茵河畔一个蹩脚的画家，即便有恶的倾向，或许也只是扔起酒瓶砸坏邻居家的玻璃。如此而已。 勇敢的良心 阿米什人拒服兵役的理由是：作为“凭良心办事的反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他们无法进行战争。就算被强行征兵，他们只能服从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上级军官。举例说，军官让他们开枪杀人，而他们在良心上过不去，就会成为他们军官的反对者。这样人的在部队里，毫无战斗力，除了送死，就是给部队增加麻烦。这是凭良心办事的反对者的故事。尽管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他们是一群可爱并值得尊敬的人——为了内心的信仰，我不必跟着时代走，也不必跟着国家走。别人为保卫国家而战，我为保卫自己而战。 【可良心是什么，不同人的良心不同，所谓人类的良心，那个最高的理念，道德上也许充满矛盾】 这是一个自救救他的故事。在钢锯岭战场上，戴斯蒙德甚至还救下了几个身负重伤的日本兵。当然，这些人都没有活下来。戴斯蒙德严格信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坚信以基督教为信仰作为武器投入到战斗中去。他说，当别人去杀人时，我要去救人；当这个世界被撕碎时，我要去缝补。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的感人至深的自我陈词。因多次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穿越战场救助伤兵，戴斯蒙德的故事被广为流传。1945年11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他佩戴上了美军最高荣誉的象征——荣誉勋章。一边是“凭良心办事的反对者”，一边是“凭良心办事的支持者”，在此我并不想就再洗礼派与戴斯蒙德一分高下。我想无论是积极支持还是消极回避，他们都是凭良心办事者，他们所要保卫的都是人类的基本善。如果人人为自己的良心而战，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了。 这是一个自救救他的故事。在钢锯岭战场上，戴斯蒙德甚至还救下了几个身负重伤的日本兵。当然，这些人都没有活下来。戴斯蒙德严格信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坚信以基督教为信仰作为武器投入到战斗中去。他说，当别人去杀人时，我要去救人；当这个世界被撕碎时，我要去缝补。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的感人至深的自我陈词。因多次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穿越战场救助伤兵，戴斯蒙德的故事被广为流传。1945年11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他佩戴上了美军最高荣誉的象征——荣誉勋章。一边是“凭良心办事的反对者”，一边是“凭良心办事的支持者”，在此我并不想就再洗礼派与戴斯蒙德一分高下。我想无论是积极支持还是消极回避，他们都是凭良心办事者，他们所要保卫的都是人类的基本善。如果人人为自己的良心而战，这个世界就没有战争了。 当痛苦不期而至 一是李·钱德勒与妻子面对苦难时的不同态度。相较于丈夫，妻子兰迪不仅较早地走出痛苦，重组家庭，并且再次生儿育女。而李似乎宁愿选择孤独终老。所以他对任何试图与其搭讪的女子都置之不理。当一场大火毁灭了他美好的一切，痛苦便成了他唯一的遗产与补偿。这里的补偿是一种微妙的心理感受——当钱德勒紧紧抱着痛苦不放时，他的孩子就仿佛永远和他生活在一起。人世间葬礼无数，却很少有人愿意安葬痛苦。有时候也只是因为痛苦对于生活于痛苦中的人有用，可以帮他度过“无意义”的灾难。在生活的空虚与痛苦之间，宁可选择痛苦。二是李·钱德勒与侄子帕特里克·钱德勒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同样是出生于海边的曼彻斯特，前者因为过去太沉重，所以他总想着逃离，他对这里的生活完全是绝望的；而后者却一刻也不想离开这里，因为这里有他的乐队、两个女朋友、港口和船……当命运将两个人放在一起时，一个人想的是结束自己的生活，另一个人想的是开始自己的生活，并因此形成某种张力。 枪响了，你什么都不是 《驴得水》的张力同样表现在张一曼这个角色上。一个提倡性解放的女人却是这个世界里最干净的人。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之所以畏惧“爱情党”，正是因为“爱情党”只爱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具体的人。爱情，多么美妙的字眼，常常被异化为一种占有欲；与此相比，性却只限于两人相娱，互不约束。影片中任素汐非常完美地塑造了张一曼这一形象。她心怀善意，敢于牺牲与成全，同时追求那种没有被爱情污染的性爱。然而，这个原本自由而纯洁的女人，在几乎被逼疯后，靠着一支捡来的枪自杀了。 庆祝无节日 首先，我认为每个日子都是平等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实在不必厚此薄彼。看云起云散，日出日落，我愿意公正地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 其次，所有的节日都无非是以庆祝或纪念某种意义的名义将你拉进人群。对此，我有一道个体意义的防火墙。这不是我与人类生活格格不入，而是我不喜欢跟着人群走。我说了，人群能让我找到方向，却不能让我找到美。我是“远离人群的社交家”，寻常独处的时候其实更快乐。然而节日却在一次次提醒你，如果不合群，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男男女女陪着，你就是孤独的。该死的是，偶尔我也真的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孤独的，然后加入一个让我更孤独的群体。 其三，因为自由的心性，我不喜欢节日的仪式，它让我内心不自由。所谓节日，不过是给普通的日子穿上制服，给普通的人们戴上脸谱，好为这一天统一行动。于是乎，这一天不再属于我，我也不再属于我，我和这日子都属于这无中生有的节日。你有多少这样的日子，你生命中就少了多少天。这是看不见的悲剧。我喜欢假期，但我不喜欢以节日的名义放假，又以节日的名义毁掉这一天。 其四，每天我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沉浸其中，这样的日子是有意义的。而节日，时常蛮不讲理地闯进我的房间，让我放下手中的活，“走开！出去！离开你的书桌，到人群中去！”告诉我这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我反感这种隐性的粗暴。节日是给那些醒来后不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生活的人预备的。而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控制我每一天的时间与意义，我希望节日对我生活的干扰越少越好。 杀死一个求救者 读过我多篇文章的朋友，可能知道我的价值取向，即相较于那些宏大的概念，诸如国家、社会、集体等等，我更愿意关注的是具体的人的命运。 不完整的慈悲 彻头彻尾的断章取义。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胡适有感于中日之间的仇恨日深，正好日人室伏高信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搞“以夷制夷”，不奉行“中日亲善”，于是胡适连写了三篇文章作了回应。胡适认为在日本铁拳的压制下中日断无亲善可讲。如果日本想要亲善，征服中国人的心（获得中国人的友谊，不去仇恨日本），那么就应该结束武人专政，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胡适警告日本侵略中国，实际是带着日本人走上全体自杀的道路。透过所有这些文字，我怎么也不明白有“文豪”之称的鲁迅会将胡适视为日本“陛下的臣子”。就事实而言，胡适很早就提到要警惕日本的侵略，待二战爆发，若不是胡适在美国积极斡旋，促成美国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卷入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究竟会打成怎样，蒋介石是否守得住重庆，就真不好说了。我读二十世纪中国一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文章，常常难免痛心。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有些文字让我击节赞叹。毛泽东早期文稿，鲁迅写在1907年前后的几篇论文，我在其中读得到满腔的赤诚。而一旦卷入斗争，有了一定的权力、地位和所属的社团，有了具体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对象，则纷纷变得陌生起来了。 接下来说加缪。加缪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迷失，但是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当他的论敌，萨特及其支持者梅洛·庞蒂滔滔不绝地对他说“暴力是政治所固有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暴力要优于资本主义，因为它至少承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时，加缪的反驳是，“任何属于集中营的，哪怕是社会主义的，都必须称之为集中营。”加缪无法容忍这种荒诞的事实，一边是四海皆兄弟，一边又在大张旗鼓地杀人。这是加缪和他努力做到的明辨是非。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狂热地痴迷于一种意识形态？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有很好的解释。在这本书里，阿隆看到了狂热的政治信仰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虚妄，同时振聋发聩地指出——右派与左派，或者说法西斯伪右派和苏联伪左派难道没有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吗？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只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未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借此欢呼“史前史的结束”。这里我还要说另一本书，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的知性在于提供三种东西，即正义、真实和理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不追求实践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单说，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即人类的普遍的价值。作为一种知性的存在，当他们盲目地听从政治的激情，漂浮于时代的巨流，最后就难免背弃知识分子的责任，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战士的冲锋陷阵。 《知识分子的背叛》写于1927年，这也是班达对他所处的时代提出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它对于今日世界与中国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可叹的是，自柏拉图以来，知识分子总有按捺不住的充当帝王之师的激情，背叛自由与独立研究的理念，一次次踏上自我毁灭的叙拉古[插图]之路。 人类理想总司令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性、中立、客观在这个社会成了贬义词。我知道许多人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热忱，并希望自己身边能有更多志同道合者，但只是因为别人立场与你不同就恶言相向、大加讨伐，这不就是在思想上“抓不到壮丁就骂街”吗？回到我前面对“鲁迅胜利法”的批评，这不还是阶级斗争年代追剿“第三种人”的重演吗？汉语里已经越来越没有好词了。在一个连可怜的植物都不放过的社会，我并不意外。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揭露独裁者的手腕——删除旧词，取而代之的是“新话”（Newspeak），于是民众失去了正常思考与表达的能力。奥威尔忽略了另外一种针对语言的戕害形式，这就是我在今日中国看到的——通过污名化（Stigmatization）消灭异己。而且这种污名化往往是以缩略词的形式完成的。比如把“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把“理性、中立、客观”变成“理中客”。 身体下坡，灵魂上坡 十年以后，我在美国旅行。按计划那次访美是为了寻找美国非暴力运动的精神资源，为此我走访了东南西北许多城市。同样是孤身一人，我在蒙哥马利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这是我有意为之。蒙哥马利是马丁·路德·金、罗莎·帕克斯等人发动黑人罢乘运动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四十岁的第一天，也算是我对非暴力运动的某种致敬。我知道那里有我的另一种人生。 罗曼·罗兰曾经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这样写到：多数人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了，他们变成自己的影子，不断重复以前的自己。的确，很多人是二十岁死了，八十岁才埋。这话看似刻薄，其实十分深刻。尤其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更有参考价值。在中国，多少人在三十岁时就觉得人生大局已定？而在美国，七十多岁的人还在竞选总统、创办公司，仿佛人生才刚刚开始。 半数人暴政 “多数”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另一个利维坦，它和政府一样，是一种“必要的恶”。我们常常想着远离人群，就是想逃离“多数教”的统治。我们无法孤身生活，只能随时寄身于某一个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与选择。他人心中的光明对我也许是黑暗。既然你无法代替别人选择，那么民主所遭遇的困境就不是民主的困境，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永恒的困境。王尔德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一个是想得到的得到了。人类乐意群居，同时互为缺陷。有时候也会让我陷入一种感动——不完美的人类，既无力创造、也不配享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为一个完美的世界努力。问题是，既然无法打破“他人即地狱”与“半数人暴政”的困局，这种努力会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吗？ 悲观的理由 没有悲观是危险的，正如一辆车没有刹车。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社会，当有人劝你不要悲观的时候，他也可能只是让你不要有自尊，并放下自己的理性，去做他乐观的奴隶。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将来会如何，无人知晓。我唯一确信的是，就算这个社会可能回到过去，而我不可能重获年轻。我愿意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新生，在我老之将至。 教育的心灵 说到长处的培育，我对我的人生不是没有遗憾。正如凡高说的，贫穷妨碍成长。我常常为自己没有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耿耿于怀。幸运的是，我爱上了文字，这是穷人的玩具。自从我知道它是我兴趣之所在，我就从来没有怠慢过它。我曾经在《自由在高处》里谈到两个年轻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我。一个自幼瘫痪，只靠三个手指写出了许多锦绣文章；另一个在学业上顺风顺水，却饱受所在中学没收课外书的制度的折磨。一个从来没有机会上学，却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汇入时代的洪流；另一个却绝望到要退学，在他看来转学也只是在同一个囚牢里换上下铺。对比两人，一个是顺着自己兴趣生活，逆境变成了顺境；另一个是逆着自己的兴趣生活，顺境变成了逆境。 每天向每天告别 一位朋友给我转了篇名为“马里兰的中国姑娘”的文章。我回复说，这个社会最悲哀的事情是，完成议程设置的往往是一些愚蠢、偏狭的事情，无谓的口水之争。在一个正常国家，谁会为一个学生说美国空气好而吵成一个事件呢？如今所谓网络之争，何处不是一地鸡毛？浪费了多少人的多少时间和精力？如果精英阶层跟着去吵这些架，去讲这些毫无价值与意义的道理，那真的是更大的悲哀了。以前说人没想法是随波逐流，而今有想法的人都只是去追逐口水了。所以类似的争论我是真的连看也不想看了。如果我的生活总是被一些愚蠢而破碎的事情牵着走，并且还不厌其烦写文章指出其是如何愚蠢与偏狭，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呢？ 附录 在《昨日的世界》里，他特别谈到自己似乎更垂青失败者的命运。“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 断臂上的花朵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这是我在萨克思书里读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这里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惊魂初定后立即找回的责任心。对制度之恶不同常人的理解，对同代人苦难命运的广泛同情，对内心美好世界的坚守不移……如果不是这些观念与责任心，萨克思也不可能绕开冤冤相报的复仇，重新踏上康复南非的道路。 萨克思曾在书中谈及自己的理想追求，“但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在个人恩怨与理想南非之间，萨克思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温柔的复仇”。而且，这种“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代跋 消散的一切又在心头凝结 没有遇见神的指引，也不曾热切盼望，我只皈依那个我最看得起的自己。有人或许认为这样孤独地活着十分艰难。你看，别人都在成群结队。而我却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净。穷人的孩子，总想着自食其力，既不辜负自己，也不敢接近一个可能为我替罪的神。哪怕被天上人间一起抛弃——凡事本着自己的理性、良知与经验去生活，于此世间试试且何妨？亨利·梭罗把住进瓦尔登湖畔的密林当作一两年的实验，而我愿意把一生都置于同一场实验之中。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