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馬拉松的足蹤

一起走過的香港馬拉松。

由萌芽到盛放，由小眾玩意到全城參與。

長跑路上每每見證著香港的市鎮發展，也引證堅毅不屈的田徑精神。

曾經香港長跑運動只是小眾玩意，十數人幾英里便成比賽。

自香港開埠西方體育概念傳入，南華會、業餘田徑總會，及一眾民間長跑愛好者組織紛紛成立，各式長跑 比賽相繼舉行。元旦長跑、攀登獅子山、環島接力跑、石崗軍營的馬拉松、跑遍七大水塘的水塘盃……當然，還包括如今最熱鬧的渣打香港馬拉松，各式比賽路線教跑手樂而忘返，滿足非常。從不同年代的比賽路線中，亦可見香港城市規劃、交通網絡發展及有趣的民生市況。

本書詳述香港長跑運動及馬拉松的歷史、本地專業運動員的國際競賽水平、全民普及熱愛長跑的氣氛，以至長跑的經濟及公益成效。

長跑可以是一個人的運動日常，也可以是國際體壇的競賽盛事。越趨成熟的香港長跑及馬拉松運動，正培育更多精英，跑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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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永不放棄的田徑精神

近年，香港人越來越注重健康，也有不少人熱愛長跑運動。現時長跑比賽頻繁，幾乎每個週末都有大大小小的賽事，帶動着田徑運動不斷向上。

我本人有幸參與田徑界發展多年，獲益良多。由1969年開始，我加入了田徑總會義務工作，期間經歷了不少田徑及長跑比賽，包括參與不同水平的亞洲及世界賽事，如：在港舉行的亞洲馬拉松及亞洲越野錦標賽等。除此之外，在香港亦舉辦了多項國際比賽，邀請亞洲及鄰近國家及地區的運動員參加。

安排長跑比賽方面，這幾十年來有不少畢生難忘的經歷，於困難中探求出路。1969年香港首次於新界舉行的42.195公里的元朗馬拉松，由一個十分鄉村式的長跑比賽到1992年的跨境比賽安排，其時連續四個月不停來往香港深圳商討，計劃路線及安保安排等。1997年與渣打在短短三個月內於青馬大橋舉辦兩次馬拉松賽事，使用一條仍未有車輛行駛的道路。1998年讓跑手能在尚未啟用的赤鱲角機場跑道上暢跑。到今時今日渣打香港馬拉松於繁華鬧市中起步，參加人數達70,000多人，跑過香港各處地標，以銅鑼灣鬧市為終點，賽道更獲國際田徑聯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升格為金級賽事。雖然賽事舉辦得一年比一年順暢、順利，但不時仍然有些小插曲，具極大挑戰，每一次能令我迎難而上，實有賴一眾對長跑運動充滿熱誠的朋友及跑手支持方能成事。

《香港馬拉松的足蹤》的出版實在令人鼓舞，彭冲先生及楊世模博士經過詳細的長跑歷史翻查，意義重大。回想由1969年首次馬拉松賽誕生至今，香港馬拉松年年刷新參賽人數紀錄，被譽為“香港品牌活動”，香港長跑發展一路走來實不容易，有賴有心人把每一個細節紀錄下來，好讓更多人認識香港長跑歷史。此為一本過去曾為田徑、長跑作出貢獻的人的肯定，現代人的回憶回顧，也讓後世人參考的文獻。

多年前，楊博士曾出版並贈我《長跑運動全攻略》一書，當時他附上一句：馬首是瞻，拉動田徑，“松”不放棄。

感謝他多年來的鼓勵及幫助，共同攜手推動田徑各項發展及比賽，希望藉着這本書，令大眾更深入了解香港長跑發展，帶動身邊的朋友參與長跑運動，堅守永不放棄的田徑精神。

高威林B.B.S. , M.H.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首席副會長暨

渣打香港馬拉松籌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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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加速香港長跑運動發展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於1951年成立後，致力推動香港田徑的發展。田徑運動的範疇很廣，包括田徑場地賽、道路長跑賽、競走賽和越野賽。最近，國際田徑聯會更將超級長跑（Ultra Running）和山野賽跑（Mountain and TrailRaces）歸納為田徑範疇內的最新項目。

在芸芸項目中，長跑在香港發展得最為全面。從戰前開始至今，長跑運動已經有不同形式的比賽，發展過程中充滿挑戰，亦包含着熱誠、勵志、激情和趣味性。

年前跟彭冲先生和楊世模博士兩位田徑界前輩傾談，得知他們有計劃編纂一本關於香港長跑發展的書籍，本人喜出望外，深慶得人，表示大力支持。

彭冲先生為香港運動界的翹楚，對香港體育界貢獻良多，彭先生多年來擔任香港奧林匹克委員會義務秘書長，經常代表香港出席世界各項運動盛事和會議。他本身亦是田徑界的精英屢破香港跳高及三級跳紀錄，曾當選兩屆田徑總會最佳運動員。他對體育的認識深厚，可譽為香港體育界，特別是田徑運動中的一本活字典。

楊世模博士是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更為歷屆香港奧運及亞運首席義務物理治療師，多年來義務為田徑總會副主席義務負責管理香港田徑隊，更包括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和比賽。他亦是優秀的田徑運動員，曾是香港中距離賽跑的代表。楊世模博士對運動的熱誠和執着，一直被田徑大家庭的成員極為尊重。他的行為表現，正正與我們運動界追求嚴謹和卓越的精神吻合。

《香港馬拉松的足蹤》全書圖文並茂，主要分為四大部分：〈長跑運動話當年〉、〈競賽，跑向世界〉、〈全民長跑熱〉和〈馬拉松的經濟效益〉，內容豐富真實。本書為香港長跑歷史發展的重要參考。兩位前輩在收集資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態度十分嚴謹。宋朝詩人劉克莊《還黃鏞詩卷》的詩句，正好為本書的寫照：“源流不亂知歸趣，篇什無多見苦心。”

祈望憑着本書對田徑長跑所產生的動力，令香港長跑運動能夠加速發展，全民健康快樂，比賽成績更能向前大步邁進。

關祺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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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起走過的日子

近年馬拉松運動不論在香港及世界各地都蔚然成風，每個城市都爭相舉辦有其特色的馬拉松，吸引本地及外地跑手參賽，為其城市推廣形象。單以城中香港國際馬拉松為例，七萬多個跑手名額，瞬間已經滿額。你是否也是其中一位參與者呢？跑馬拉松為甚麼能吸引這麼多人呢？跑步和很多運動不同，首先裝備簡單又不受場地規限，既可個人獨跑，亦可與眾同樂；強身健體之餘，更可挑戰自己。

香港從有紀錄的長跑賽事（1910年）直到現在，已經是超過一世紀的事情了，《香港馬拉松的足蹤》一書以香港道路長跑為緯，紀錄了戰前的長跑運動在香港萌芽，一直發展至今天全城參與，成為以長跑健身的活力城市。道路長跑的路線，亦見證了香港市鎮的發展，長跑的發展和香港社會的發展可謂連成一線。本書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長跑運動話當年〉紀錄了從開埠初期西方體育概念如何傳入香港。馬拉松賽跑一向被譽為極富挑戰性的運動，它不但將運動員的體能發揮至極點，更是人類決心和毅力的最高考驗。正因如此，香港戰前的很多道路長跑都冠以“馬拉松跑”之名。好像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辦的1910年長跑，原本是叫“Broke挑戰盃跑”，但為了更吸引參加者，便稱作“馬拉松跑”，但當時所跑的距離不過七英里左右而已。接着由香港聖彼得教會及九龍聖安德烈堂舉辦的每年道路長跑賽事都分別以“香港馬拉松跑”及“九龍馬拉松跑”命名。戰前的長跑運動多是外國人參與，而教會團體是主要的主辦者。戰後的長跑運動，民間的體育組織及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成為舉辦賽事的兩大支柱。戰後初期到六十年代，主要的長跑賽事還可以在當時交通尚不算太繁忙的彌敦道上暢跑。

要在香港舉辦一個全程馬拉松，賽道的安排自然是重要的考慮因素，香港真正的42.195公里馬拉松跑要到1969年才正式首次舉行，得已成事，可說是得着天時地利及人和。天時者，香港政府在1969年舉辦了首屆香港節，各地區都舉辦不同形式的體育文娛活動以慶祝香港節；地利者，元朗區在六十年代是一個剛起步的衛星城市，賽道安排比較容易得到社區及政府相關部門支持，而元朗大球場亦在1969年建成，剛好可以用來作為起點及終點的集散處；人和是這場馬拉松賽事得到社會賢達慷慨捐輸，能夠邀請出色的國際跑手來港參賽，將全港第一屆馬拉松成為名正言順的國際馬拉松賽事。

七十年代長跑競賽可說是百花齊放，民間體育組織逐漸淡出主辦長跑賽事，七十至八十年代的長跑及馬拉松賽事多由田總屬會組織，並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承認。其中馬拉松賽事就是由香港長跑會在1977年起開始舉辦至1991年，從開始在石崗軍營到沙田新市鎮及東區走廊，見證了新市鎮及高速公路的發展。

港深馬拉松是香港主權回歸前別具意義的馬拉松賽事，回歸前港英政府的玫瑰園計劃為田徑總會提供了兩個獨一無二的馬拉松賽事：青馬大橋馬拉松（1997）及香港新機場馬拉松（1998）。

跑過三隧三橋的香港渣打國際馬拉松經歷了20年，2016年跑手終於可以重溫戰前九龍聖安德烈教堂舉辦的長跑及戰後中國健身會舉辦的元旦國際長跑中，彌敦道的主要路段。

如果說香港田徑運動員曾創立長跑的世界紀錄，相信很多人都會說是癡人說夢，但實情是真的。在五、六十年代來港的英軍中，曾經有一名從英國來的海軍Robert Henry Pape，他還未來香港之前在英國已經享負盛名，是一名出色的長跑好手，亦曾代表英國皇家海軍比賽。1956年1月5日南華會加路連山道田徑場有一長30英里的賽事，他以2小時54分45秒的世界最佳時間完成。本書的第二部分〈競賽，跑向世界〉，紀錄了五、六十年代華洋共處，互相砥礪的年代，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香港終於有馬拉松選手參加奧運馬拉松賽事，以至現今香港長跑運動員在廣闊的國際比賽領域中爭持。

長跑普及化的必然現象是跑手的光譜寬了，精英跑手談的是名次、成績，羣眾跑手所追求的可大不相同。本書的第三、第四部分，分別述及全民長跑熱及馬拉松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同舟共濟，在跑道上在人生上為理想一起去追求不同地方上的目的，在跑道上是公平的，在人生事業上是公平的，是沒有所謂贏在起跑線的，有的是天道酬勤，功不唐捐。社會沒有現今發達，筆者（楊世模）當年曾蒙施文體育基金支持長跑裝備，今天的社會比上世紀的確是富裕了很多，但社會上還有很多為口奔馳的家庭，家中可能有天分很高的長跑運動員，但可能因種種原因在訓練上裝備上都不能和一般的運動員相比。本書所得的作者版稅會悉數捐給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成立長跑運動員訓練基金，以期在訓練或裝備上，幫助有需要的學生長跑運動員。

本書能順利出版，實有賴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席關祺先生及執委會同人的支持，尤其是總會公關及市場推廣經理黃卓敏小姐的資料蒐集及校正，商務印書館編輯蔡柷音小姐的筆潤。另蒙南華體育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華僑日報》、《南華日報》、香港歷史博物館、政府新聞處、政府檔案處、香港公共圖書館等機構及陳鴻文先生親身口述歷史，並慷慨借出書中珍貴的歷史照片，豐富了全書的內容，特此鳴謝。

第一部 長跑運動話當年

第一章 從開埠細說從頭

一、西方體育概念傳入中國

十五世紀，天主教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船隊以堅船利砲為後盾掀起“大航海時代”（The Age of Discovery），試圖尋找新的貿易機會，而亞洲正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區域。葡萄牙在明武宗正德九年至十六年（1514年-1521年）便曾佔領香港屯門一帶，但為明朝水師打敗。當十六世紀葡萄牙利用澳門作為踏腳石，成功地經廣州和中國通商之後，英國人亦虎視眈眈，嘗試找機會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清代一向沿用明代的海禁政策，以朝貢制度為主，此政策一直延至十八世紀初期，後來逐步放寬對外貿易，設立指定口岸通商，又有公行、商館貿易制度。

受到歐洲工業革命的影響，英國覺得通過東印度公司通商，輸入中國絲綢和茶葉不可以扭轉當時兩國貿易的不平衡狀況。英國便以清乾隆皇帝83歲壽辰為借口，由英國喬治三世下詔由大臣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率領一個高格調的外交團隊，於1792年9月26日由樸茨茅夫（Portsmouth）起程首次前往北京朝聖，實為要求清政府減免關稅及開設更多商埠。翌年，英國代表團才獲得乾隆皇帝恩准接見，據說至1794年後他們才獲得清朝一個簡單的書面回覆：“本皇朝富甲天下，並不需要任何海外蠻夷民族的工業產品作為與中國農產品貿易的見面禮。”就此婉拒英帝國通商要求，另一說法是當時英大臣馬戛爾尼在朝見皇上的一刻，拒絕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儀，觸怒了當時高坐在位的清帝，因此草草結束了英大使第一次的官式訪問。

誰也料想不到半世紀之後，中英的商務接觸演變成為兵戎相見。自1800年起，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入大量鴉片。1838年清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聖旨，下令到廣州禁鴉片及銷煙，連串與英國的貿易和外交衝突引發中國近代史著名的鴉片戰爭。最後在1842年中國不敵，被迫簽下近代中國第一條不平等的對外開放通商的《南京條約》。在條約下，屈辱於列強手上，除了要割讓香港島予英國管理及賠款外，還要開放五口通商。西方的文明隨着宗教和軍事因素都紛紛由沿海城市，例如廣州、寧波、廈門、上海、天津等傳入中國。

西方除了兵甲槍炮精良之外，士兵的團隊訓練還着重強身健體的操練。體育是教育其中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新的西方概念和理論與原有的東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但隨着開放商埠和推行洋務運動，此等概念漸漸傳入中國。西洋體育先後由上海英租界傳入中國，美國基督教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於1850年在小南門外桑園街建立清心書院，開設男塾、女塾供各國僑民學童上課外，也招收中國學童。而書院正式成為一間英文學院的年代，可能延至1860年。1890年上海聖約翰書院（St. John College）更在小南門外桑園街舉行第一屆運動會。另外，天津水師學堂、中西學堂、南京陸軍學堂、湖北武修學堂等相繼聘請英德法教官來華，引進軍事訓練之體操、步操、跑步等運動。從此體育成為學校教育課程的一部分。

體育運動在港萌芽

英軍於1841年1月26日從上環水坑口登陸，升起英國國旗，正式駐軍香港，香港從此成為英國一個小小的殖民地。西方教育透過當時的宗教團體引進香港。1843年，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把1818年在馬來西亞馬六甲創立的英華書院，遷至香港，開始教會團體在港的辦學事業。隨之而來的有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美國公理會、英國聖公會和羅馬天主教會。教會學校得到香港政府支持，發展迅速。1862年，殖民地政府興辦第一所學校──中央書院，後改稱皇仁書院。各式教會書院以英國公立學校模式教育，教授香港華人及外籍學生，而體育當然是課程的一部分。

當時學生課餘會相約在球場上作各項運動練習，華人足球是其中熱門的一項。自1904年，晚清積弱不振，年青有志之士皆謀自強，當時體育是西方時尚之風，華人學生皆以一洗“東亞病夫”之恥辱為快，因此更關注和熱愛體育運動。另外，香港是經商貿易的交滙點，亦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多與外國人建立友誼，吸收體育競技知識的機會亦較內地其他地方迅速。

1910年南華體育會（簡稱南華會，South China Athletic Association）於香港成立，其前身是華人足球隊，後來演變成一體育會所，讓會員進行各項體育活動，包括足球、游泳等。下列三項史實證明當年南華會已受到西洋文化影響，為香港體育領域創造了新局面—在本地培育一羣香港青年參與內地比賽如廣東省運會，有者更代表中國在海外揚威，例如遠東運動會：

1910年10月，當時仍然是滿清年代，由上海青年會發起組織了一次規模較大的運動會，在南京舉行。辛亥革命後，一般皆稱這次運動會為第一屆全國運動會。香港派代表前往參加各項運動，而代表則多由各校精英選出。當年南華足球隊是以中央書院學生為骨幹，贏得全國足球冠軍。自1915年起，香港足球隊代表中國在遠東運動會出賽，並連奪七屆冠軍，為國爭光。首次得獎時，香港華人從未有體育團體得到任何球類錦標人士，南華足球隊首次打破外籍人士贏得所有體育獎牌的壟斷局面。1921年南華創辦首屆全港華人運動會，並參加廣東省第八屆運動會，為當年本地田徑隊寫下一篇光榮史，而本港的長跑訓練自此開始。可惜南華會在1940年至1944年香港淪陷期間，歷史典籍文物在戰禍中損毀，失去重要紀錄。

二、戰前長跑賽事記誌

香港日佔時期前的1910年至1941年，能從香港報紙和雜誌找到有關香港長跑事跡的報道，大致可以分成港島及九龍半島的賽事，從這些賽事我們不難發覺當時香港及九龍半島的城市規劃發展及社會民生情況。

根據報章記載，戰前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應在1907年成立，是英國業餘田徑總會的延伸。香港有紀錄的長跑比賽可追溯至1910年，當時的香港業餘田徑總會在1910年1月18日舉辦了一場馬拉松長途賽跑，路線大約是從香港仔鴨巴甸船塢經薄扶林道及堅道至中環香港木球會（約6英里）。據報道當時有20人報名，比賽當日有15人報到，冠軍是外國人盧深（Rosam），完成時間是33分。從比賽路線已可勾畫出香港開埠初期的主要工業是船塢業，勞動人口密集。香港仔鴨巴甸船塢原名夏圃拉蒙特船塢（Lamont and Hope Dry Dock），於1857年成立，1860年被黃埔收購。營運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才拆卸，現址為香港仔中心。而香港木球會於1851年成立，秉承英式傳統推廣木球、網球及其他體育活動，亦順應殖民政府的優勢，原木球會盤踞於中區遮打道達124年，直至1975年，才從中區搬至現今黃泥涌峽道。

當年的比賽，從勞動人口密集的香港仔一直跑到環境優雅的中環香港木球會，兩地真可說是南轅北轍，不過當時的薄扶林道及堅道已經是從香港南邊接軌至港島中的主要道路樞紐。

除香港業餘田徑總會舉辦的賽事外，香港後備警察會和香港拳擊總會先後於1918年及1920年在港島區舉行了兩場長途賽跑，香港後備警察會的賽事從皇后像廣場出發，沿海旁的香港會經梅利道（今美利道）往皇后大道東，依着電車線行走一直到筲箕灣以後回頭，從同一方向回到皇后像廣場（全程大約12英里），參加者主要是外籍人士或印巴籍僱傭兵。這段路程見證了香港城市化的進程，1904年電車已經從堅尼地城駛至筲箕灣，是當時往來中環至港島東的主要交通工具。

及後域多利遊樂會（Victoria Recreation Club）於1923年及1924年舉辦了兩屆攀登太平山比賽。1923年的賽事路線從薄扶林警署起步，經薄扶林道上山頂纜車站，到山頂之後，運動員要經賓吉道、種植道、馬己仙峽道、寶雲道、黃泥涌峽道回到黃泥涌峽道的香港足球會。域多利遊樂會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私人會所，於1849年成立。另外，聖彼得堂青年男子會於1928-1930舉辦了三屆港島十英里馬拉松跑。

從這幾個比賽的路線我們不難發覺在1920年代除了維多利亞城，亦即四環九約外，香港道路的發展從港島南遠至港島東的筲箕灣，及至容許西人居住的山頂，都有比較完善的道路設施，而當時的長跑比賽亦可以遊走於當時最繁盛的街道。

教會舉辦的“九龍馬拉松”（1921-1941）

香港戰前最有規模及較有持續性的長跑賽事可追溯至1920年，由九龍聖安德烈堂（St Andrew’s Church）舉辦的長跑賽事。1904年，聖安德烈教堂屬香港聖公會轄下，當時保羅‧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捐助35,000元，於羅便臣道（今彌敦道）及柯士甸道附近興建。主要服務當時九龍半島的社區，其實當時早期的教會會友大多數是駐紮於九龍威菲路軍營（Whitfi eld Barracks）的英軍士兵，所以基本上是一所為外籍人士而設的教堂。教會在崇拜之餘，亦為會友提供康體活動，長跑比賽既有地利，可以在教會旁起步，沿彌敦道跑，同時亦有天時，能夠直接反映長跑和基督教在中國的關係，莫如電影《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電影講述1924年巴黎奧運會中兩位運動員Harold Abrahams及蘇格蘭籍Eric Liddell（李愛銳），一個為個人榮譽而跑，一個為着榮耀神。李氏生於中國天津，父親是傳道人，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1924年巴黎奧運會，李愛銳為持守信仰守主日不出賽的原則，放棄了穩操勝券的100米短跑比賽，改為參加不擅長的400米，但一樣以驚人的時間47.6秒奪金，更刷新世界紀錄。

Chariots of Fire只敍述了李愛銳的前半生，後半生則在片末字幕以寥寥數語交代：“李愛銳，宣教士，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死於日本佔領下的中國，蘇格蘭同聲哀悼。”事實上，他的後半生更輝煌，巴黎奧運會後的一年，他毅然放棄運動生涯頂峰，回到當年仍貧窮落後的中國，在新學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現為天津市第十七中學）擔任科學和體育老師，開始他近20年的教學生涯，將福音種子孕育在學生羣中。1941年，日本侵華，外國人紛紛撤退。因為他是1924年巴黎奧運金牌得主，日本人把他繼續扣留在中國。天津淪陷時，李愛銳被日軍關進山東濰坊集中營，但他仍堅守崗位，負責教書和策劃體育運動，並對與父母分離的孩子特別關愛。1945年，他在集中營因腦癌去世，短短43年的人生，影響了無數生命。

李愛銳差傳的教會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聖公會應該同脈，故聖安德烈教堂舉辦長跑賽事，有着廣傳福音的深遠意義。

從賽跑路線看社區發展

1921年舉辦的第一屆賽事，路程6.5英里，有36名跑手參加，冠軍由任職九龍倉的外籍人士美亞以30分32秒奪冠。除1922年沒有舉辦外，之後至1941年每年都有舉辦賽事。歷經20屆，是戰前廣為人知的長跑賽事，報章一般以“九龍馬拉松”來命名。

當年的賽道路線應為：

沿彌敦道九龍聖安德烈教堂起步，往北右轉入窩打老道，經譚公道轉入漆咸道，經梳利士巴利道轉入彌敦道，以九龍聖安德烈教堂為終點。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政府強迫滿清政府簽下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以1860年的香港地圖，跟1920年代的九龍地區圖比較，我們不難發現英國政府在強佔九龍半島60年後的城市變化。當時九龍地區發展輪廓，主要集中在三個區域，有大型貨倉、軍營和民居的尖沙咀，有市集的油麻地，以及有大型船塢和工廠的紅磡。政府亦致力將深水埗發展成勞動階層的住宅區。道路建設方面，主要是通過早期稱為羅便臣道的彌敦道來連接各個區域，之後通過太子道及窩打老道橫貫，以尖沙咀為中心，向荔枝角、九龍塘、啟德擴展，並伸展至觀塘。所以當年的長跑賽是橫繞着這幾個已有城市發展雛型的地區，若再往北走，是已有基本雛形、全長超過56英里的新界環迴公路，以通往新界偏遠地方。

這個週年長跑賽事一直舉辦至1941年的第二十屆，最後一屆只有15人完成賽事，當中全都是海陸軍人士。教會沒有再舉辦這項賽事的原因，可能是參賽者多是軍隊中的教友，而正當此時，港英政府通過了《緊急條例》，宣佈對日本侵華事件保持中立態度，而實質上港英政府已在積極備戰，並進行大規模的海、陸、空演習。相信軍隊中的教友被濃厚的太平洋戰爭氣氛籠罩着，便無暇他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