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古代史家告诉我们，腓力曾嘱咐他的儿子要努力学习，尤其要注意亚里士多德所教的内容——他说：“这样你就不会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此时，亚历山大略为无礼地责怨腓力，“因为除了他的妻子外，他还总是和其他女人生养孩子”。要注意的是生养孩子，而不仅仅是性关系：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排除现代人的观念，即认为亚历山大是青春期的哈姆雷特而腓力则是克劳狄斯（Claudius）。事实上，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对王位继承权的忧虑。毕竟，非婚生的异母兄弟就给腓力带来过巨大的麻烦（参见上文第 22 页及以下）。为什么亚历山大自己也要重新经历这种糟心的过程呢？而国王的回复也说明他深知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回答他儿子的责难时，他说：“好吧，如果你有众多争位者（强调为笔者所加），那你就证明你是可敬而且优秀的，这样你赢得王位就不是因为我，而是全凭你自己。”

这个故事基本排除了类弗洛伊德式的元素，而某些学者40认为他们在亚历山大与奥林匹娅斯的关系中发现了这种元素。真相少了许多传奇色彩，但对于未来的许多事件而言却意义重大。即使是在这个年纪，亚历山大最为萦心挂念的（也是他母亲最挂念的，如果说到这方面的话），乃是他作为嗣君的地位。纵使他确有俄狄浦斯情结，跟热切的王权野心相比，那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因为这种野心正是奥林匹娅斯孜孜不倦地在他心中培养起来的：那些坚持心理动机论者若以阿德勒（Adler）⑤而非弗洛伊德作导师，或许能做得更好些。

当有人向他提议，说他是一个出色的短跑健将，完全可以去参加奥林匹亚赛会时，他回答说只有其他国王作他的竞争对手，他才会参加比赛。41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性格，而且跟我们对他成年后的性格的了解相当吻合。当亚历山大正在整个亚洲追赶大流士（Darius）时，他听说亚里士多德发表了一篇专论，一篇关于形而上学的更加深奥难懂的重要著作，这篇专论原本只留与少数优秀学生口头讨论，因而也是米扎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国王尽管忙于其他燃眉之事，但仍抽出时间给他的前任老师写了一封信，一封简短而带有怨怒之气的信。他质问道：“倘若这些我受其训练的学说成了所有人共有的知识财富，那我又能在什么方面超过其他人呢？”亚里士多德安慰性地回复说，这篇专论对于没有上过他课的人而言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它发表出来只是作为初学者的备忘纲要而已42——这个回答有点苍白无力，绝非精心措辞来抚慰亚历山大那被激怒且有极端王者心态的自我。

要永远做最优秀者：荷马式的理想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支配着亚历山大诸多行动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看法（如果《政治学》第三卷跟他在米扎阐述的观点存在联系）也并没有弱化王太子自身的想法。人们大概会猜想，作为一个优秀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可能会觉得他的王室学生的地位和雄心让他备感为难。当时政治理论的整个趋势，无论自由主义还是独裁主义，都在转向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由《政治学》可知他一直在设法回避这一难题。尽管总体上他谴责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但他仍给为君主制留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也是唯一的一个，即卓越的个人的areté（成就［achievement］，一如文艺复兴时期的virtù）。选择这种独特的荷马式标准绝非偶然。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人，“在凡人当中如神明一般”，他和宙斯一样，是不会屈从于同辈之人的统治的，而且超然于法律制裁之上，因为他就是法律的化身；这样的人只能当国王，没有其他道路可选。

即使这样，君主制也只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即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当国王或其家族的areté是如此地卓越超群，以至竟远远胜过其他公民的areté的总和时。”要是腓力所雇之人没有清楚地说明阿吉德王族恰好符号这个标准，那也至少可以说太欠考虑了。这种学说也许不会鼓励亚历山大在多年之后自命为神（也有人认真地这么认为），但它无疑不会削弱他的王者式的自信。43亚历山大极为渴望通过打败蛮族人而获得荣耀，而在为其寻找理论支持方面，亚里士多德一点儿也不迟钝。实际上，他对波斯的态度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种族中心主义。他认为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制度；相应地，所有“蛮族人”（即非希腊人）天然都是奴隶。所以，希腊人统治蛮族人既正确又合适，反之则不然。如同许多有种族主义之用心的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在从地缘政治学或“自然法”中提取的事实中找到了他的理论依据。希腊人的优越显然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恩赐。在一份著名的残篇中，他建议亚历山大做“希腊人的领导者（hegemon）而做蛮族人的暴君；要像对待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前者，而像对付野兽或植物那样处置后者”。

他这么想有其充足的个人缘由。公元前 341 年，苏萨方面已经知晓了赫尔迈亚斯与腓力的私下交往。波斯大王派他的希腊雇佣兵将军门托尔（Mentor）前去解决阿塔纽斯的那位哲学家兼阉人。门托尔诱骗赫尔迈亚斯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立即将其逮捕。在雅典，德摩斯提尼不怀好意地幸灾乐祸，以为赫尔迈亚斯将会在酷刑之下供出马其顿的绝密计划。可惜，他看错了人。赫尔迈亚斯遭受了肢体残害和刺刑，奄奄一息的他仍设法让人带信给他的旧友们。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与学者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事情。腓力的秘密便和他一起进了坟茔，而身处米扎舒适的静修之所的亚里士多德则为他写了一首深情的纪念颂诗。45

人们经常认为，亚历山大在排外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着根本的分歧，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有着比“城邦”更广阔的政治眼界。有的学者甚至断言，“天才与天才的相遇……既没有更深的意义，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46但是，即使假定亚历山大后来采取了某种形式的种族融合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最初不曾由衷地支持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甚至他最理想主义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塔恩（Tarn）说：“亚历山大之所以侵略波斯，首要原因无疑是他从未想过不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他继承而来的使命。”47

再者，他背后还有整个希腊文化舆论在支持他。欧里庇得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即“蛮族人”应当（eikos）臣服于希腊人。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都把所有的非希腊人视为天然的敌人，他们可以被随意地奴役或消灭。而亚里士多德本人则认为对抗蛮族人的战争本质上就是正义的。48这些说法可能会被认为荒诞不经而受到不屑；但是它们并没有比德·戈宾诺⑥的雅利安超人理念更荒诞。而且无论荒诞与否，它们都具有支配信念的力量，从而能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当希特勒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时，他的行动正是基于某些人可以被当作次等人而加以清除的信念，也就是说，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他将这些人与野兽或植物等同了起来。

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蛮族人的兽性或植物性有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必定在他的学生心中激起过一阵回响。他写道，“没有人会把生存的价值简单地等同于饮食或性的乐趣……除非他是奴性十足之辈”（即奴隶或蛮族人）。另一方面，对这样的人而言，是野兽还是人毫无区别。他引用的重要例证是纵情声色的亚述人萨达那帕罗斯（Sardanapalus，即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可见，蛮族人之所以受到蔑视，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完全沉溺于感官之乐的生活。49事实上，单纯的享乐生活正是亚里士多德教他的学生要予以鄙弃的东西。这种学说对亚历山大必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向来看重自制和克己（至少在他事业的早期阶段是这样），而且他热烈而易感的天性显示出他具有很强的英雄崇拜倾向。（对他来说，英雄是神话人物还是当代豪杰，这并无分别：他可能会以阿基琉斯为榜样，但他同样也会学习老先生列奥尼达斯快捷的步伐。）亚历山大饮食很有节制；他对金钱极为轻蔑，慷慨地把战利品分发出去，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部分；他说，他最能感知自己也是凡人的时刻是“在性爱与睡觉之时”50。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好是坏，在米扎的几年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分别对待希腊人和蛮族人的建议也可以有更加现实的解释：谁要是想最大程度利用所要利用之人，他就必须尽可能地迎合他们以赢得他们的合作。希腊人要求以平等相待，独立感——无论多么虚幻——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与之相反，亚洲人只响应、或者说尊崇严厉的威权——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政事务官员的信条。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否有意设计这门课程，亚历山大学都学得再好不过了。我们会看到，他把它应用到了他后来所接触到的每个人和每个团体中。

他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师无所不包的科学兴趣，以及与之相应的强烈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一次课堂测试中，他被问及遇到某些情况时怎么办，他回答说碰上了才会知道——这个回答必定深得亚里士多德的赞许。和他的伟大前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经验和观察是科学发展的唯一正确基础，现代科学依然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则。当亚历山大发动亚洲侵略行动时，他随军带了一大群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勘探员；他们收集的材料和信息为好几部划时代的科学著作提供了基础，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同样，这一前无古人的业绩的幕后推动者是谁不言而喻。

此外，亚历山大对医学和生物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二者都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特别喜爱的学科。普鲁塔克说，终其一生，亚历山大“不仅喜爱医学，而且实际上当朋友生病时他还会前去救助他们，为他们开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和饮食疗法”。51此类科学教育让他最受益匪浅的，或许是由此形成的敏锐而灵活的头脑，以及根据事情的本身、不带偏见地即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我们其实已经触及了他作为战场统帅最鲜明的品质。

从更一般的层次上看，亚历山大学习的课程正是柏拉图所规定的，在当时的学园成员中十分流行。他阅读并谈论诗歌，特别是荷马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对《伊利亚特》有多么迷恋。他在几何学、天文学和修辞学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修辞学的分支、通常所说的辩论术，即以同等的辩才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辩驳。亚历山大十分喜爱辩论术，在这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后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原因不难看出。对普通率直的马其顿人来说，“一个从正反两方同样善辩之人显然是虚伪之徒，这恰恰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骗子”。52年老的伊索克拉底因亚历山大的教育没有委托给他、或者他修辞学校的某个成员而愤恨不已，在他眼里整个学园式的训练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尚有一封他大约于公元前 342 年写给亚历山大的信，在信中他用一种委婉的外交辞藻告诫年轻的王子，那些只会钻牛角尖的智术师根本无法教他如何有效地应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他指出，君主的职责不是说服而是命令，亚历山大应当远离辩论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建议，即便它是出于偏狭的动机。然而不用多说，它被无视了。

亚历山大在弥达斯花园待了三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