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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评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2期

作者：赵玉兰

摘 要：2017年底，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这一版在标题、收录内容、作者判定和编排原则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均可以追溯到这一版本的考证新成果，即对1845-1847年的季刊出版计划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写作历程的首次完整的、历史的重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了新的研究视域，我们有必要对季刊的重构、季刊与著作之辨、“费尔巴哈”章的编排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版/先行版/“费尔巴哈”章/季刊

作者简介：赵玉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1932年，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第I/5卷首次完整地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原文版、完整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该版本成为各国《德意志意识形态》译本的翻译底本，从而对国际范围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该版对“费尔巴哈”章做了大量人为的介入与调整，因此“不忠实于原文”亦成为与之如影随行的标签。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在1975年的正式推出，学界日益期待真正原文版意义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出版，而这一使命落到了以英格·陶伯特为首的MEGA[2]编者身上。1997年，《MEGA研究》第2期集中展示了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性工作成果，其中不仅刊发了陶伯特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的状况、流传史和首次原文出版情况的两篇论文，而且刊发了由陶伯特、汉斯·佩尔格和雅克·格朗荣等特里尔MEGA工作组成员所确立的MEGA[2]第I/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架构①，从而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体面貌初现雏形。2004年，由陶伯特、佩尔格主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中出版，它首次展现了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和“圣布鲁诺”章的基本样貌，从而使人们对计划在2008年问世②的整部卷次充满期待。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2009年，陶伯特去世；2010年，陶伯特所在的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关闭，特里尔MEGA工作组所承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也被移交给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此后，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杳无音讯了。就在学界、学人望眼欲穿时，2017年底，由乌尔里希·帕格尔、格哈尔特·胡布曼和克里斯蒂娜·维克维尔特主编的MEGA[2]第I/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终于出版了。对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喜事。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入研究：相较于1932年的MEGA[1]原文首版和2004年的先行版，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容、结构、编排、考证等方面有哪些新特点、新判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一、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展现的编辑新特点

　　从表面上看，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整体结构、收录内容上似乎同影响深远的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无二致，它们都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一、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三、圣麦克斯”和“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主要包括“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四、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和“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等内容。然而，如果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标题、收录内容、作者判定和编排原则等方面都出现了新情况，呈现出新特点。

　　第一，就标题来说，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而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则非常简洁：“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历史地看，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是有其文献来源的，那就是1847年4月9日马克思在《特里尔日报》上发表的声明——《驳卡尔·格律恩》。他在其中写道：“我没有兴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补充。”③正是以马克思的这一表述为依据，MEGA[1]编者不仅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为正标题，而且把上述引文括号中的内容确立为副标题。显然，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明确的著作性标题，并不会使读者联想起这部作品的存在样态，更不会使读者对此展开深入探究。而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一方面抛弃了《驳卡尔·格律恩》中提及的冗长的副标题，另一方面又简单直接地向我们表明了整部作品的存在样态，即完成程度、篇幅和保存状况均不尽相同的一份份手稿和刊印稿。进一步讲，在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和中文第一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副标题均被拆分为两个子标题，即“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和“第二卷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而MEGA[2]编者在子标题中既没有使用“第一卷”、“第二卷”的字样，也没有把《驳卡尔?格律恩》中提及的冗长的副标题拆分为两个子标题，而是径直使用了两个简化的标题：“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④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调整并非没有根据。事实上，陶伯特于1997年在《MEGA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问题和成果》一文就已经在标题上显现了这一端倪。而在2004年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版中，陶伯特和佩尔格确立的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费尔巴哈》和《二、圣布鲁诺》的文章、付印稿、草稿、誊清稿片断和笔记”则更为具体地表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诸手稿的多种存在样态。显然，较之于MEGA[1]版《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者完全继承了前主编陶伯特的编辑思路，即充分体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本身的原始样貌。如果说我们对于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个简化的子标题多少还能接受，那么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使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称谓？毕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明确提及“两厚册八开本”⑤。MEGA[2]的编者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第二，正是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手稿和刊印稿的存在样态，与先行版类似，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亦采取了按照现存文本实例(Textzeuge)的原貌逐一编排的编辑方式。于是，就内容来说，整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录了18份文本实例，其中15份在正文中，3份在附录中。就正文而言，第一部分涉及11份文本实例。其中，“费尔巴哈”章包含8份，即马克思写的1篇序言、3份简短的章开篇(Kapitelanfang)、1份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Konvolut，即通常所谓的“主手稿”)、一份关于费尔巴哈的笔记(Notizen)以及2份片断；另外3份分别是“莱比锡宗教会议”、“圣布鲁诺”章、“圣麦克斯”章，它们都是独立的文本实例。值得一提的是，“圣麦克斯”章有430张手稿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篇幅最大的一章。第二部分涉及4份文本实例，其中，作为序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一、《莱茵年鉴》”构成一份文本实例，另外还有“四、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和恩格斯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等3份独立的文本实例。⑥如果说，从正文收录的文本实例来看，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容上与MEGA[1]版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附录所收录的文本实例却表现出了二者的重大差异。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共收录了3份文本实例，其中2份是莫泽斯?赫斯写的，即《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手稿片断(摘录)》，另外一份是罗兰特·丹尼尔斯的《瓦?汉森博士对神奇治疗的纪实阐述》。这3份文本实例均经马克思或恩格斯或二人共同修改，均首次刊发在原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尤其是后两份文本，它们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首次出版。⑦如果考虑到赫斯直接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出版事宜，因此我们对附录中出现他的名字和文本尚能接受的话，那么面对丹尼尔斯的文本，我们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赫斯之外的其他作者的文本出现在附录中，它和赫斯的文稿同正文中的文本实例是什么关系？如果再考虑到陶伯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先行版附录中亦收录了约瑟夫·魏德迈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一文，那么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为何曾被陶伯特收录的魏德迈的文稿没有出现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附录中？附录的收录标准究竟是什么？

　　第三，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之外的其他作者的文本进入研究视域，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碰到一个看似是形式上的、实则是根本性的棘手问题——作者标注问题。在一部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著作中，收录其他作者的文章当然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如果它们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本存在密切联系，那么将其收录似乎亦不为过。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这些作者的名字要不要上扉页，进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并列为作者呢？众所周知，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和出版来说，除马克思恩格斯外，我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位重要的参与人——赫斯，那么是否要把赫斯列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之列？这个问题被MEGA[1]的编者所忽略，但却是MEGA[2]的编者所特别考虑的问题。早在1997年《MEGA研究》发表的关于MEGA[2]第I/5卷的文本架构的文章中，作者陶伯特、佩尔格和格朗荣就指出：“MEGA[2]第I/5卷是一部专题卷，其中收录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5年11月至1846年5月底6月初为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撰写的、流传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以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下写成的莫泽斯?赫斯的两个文本。本卷的标题为：‘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⑧显然，正是由于该卷收录了赫斯的两个文本⑨，因此编者把赫斯排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三作者。与此类似，在2004年出版的先行版中，由于附录收录了魏德迈的文稿《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因此，编者把魏德迈同马克思恩格斯并列为作者。按照这一逻辑，不仅收录赫斯文稿，而且收录丹尼尔斯文稿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也应该把赫斯和丹尼尔斯纳入作者之列。然而，我们看到，这一版的作者名单中仍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MEGA[2]这种收录他人文稿却不标注其为作者的做法出于何种考虑呢？

　　第四，在编排原则上，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地表明了自己与先前版本、特别是先行版的本质区别，即秉持逻辑顺序优先、兼顾时间顺序的原则。这并不是说，它也会像MEGA[1]版那样基于逻辑考量而对手稿进行介入和干涉。相反，MEGA[2]的编者指出：“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实质部分未能完成，以及不断变化的出版计划和出版形式，我们不能重建作为一部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过去这种情况的发生总是涉及文本的种种汇编，这是同大量的介入和位置调整联系在一起的。”⑩正是出于对MEGA[1]版以及之后各种“费尔巴哈”章版本编排方式的反思，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按照现存文本实例的真实样貌逐个进行编排。单从这一点上看，MEGA[2]版和先行版可谓是一致的。因为，在先行版中，陶伯特也是按照现存独立的文本实例来编排《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的。然而，这两个版本的相似之处仅仅到此为止，因为进一步讲，陶伯特的先行版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的(11)，而MEGA[2]版则坚持逻辑优先的原则，即只要有可能，就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所计划的章节结构来编排文本实例。只有当这一点不可行时，才会按照文本实例相对的写作时间顺序进行编排。(12)MEGA[2]版与先行版在编排原则上的根本差异亦成为两个版本之间的主要差异。那么，MEGA[2]版为什么要放弃陶伯特所主张的纯粹的时间顺序原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取得的考证新成果

　　从上文可知，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标题、收录内容、作者标注和编排原则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具有了新特点，而这些新情况又使我们产生了种种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特点？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结合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证新成果进行考察。

　　第一，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大考证成果是，它不仅得出结论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激烈论战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部季刊，而且对这部季刊的出版计划的诞生、实施和夭折过程作了全面的、历史的重构。在导论中，MEGA[2]编者用长达50页的篇幅详细考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季刊之出版计划的来龙去脉。(13)简言之，它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44年巴黎时期至1845年11月的季刊计划酝酿期。MEGA[2]的编者指出，早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就计划创立一份超过20个印张的刊物，从而可以不受审查地发表精短文章，这尤其体现在他试图把《前进报》改造成为一份月刊的尝试上。然而，这一尝试后来由于该报的夭折而失败。1845年2月到达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原本有机会参与到海·皮特曼主编的《莱茵年鉴》中，但是随着该刊遭到政府压制，他失去了这一机会。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11月至1846年7月的季刊计划实施期。1845年11月，身在德国的赫斯与威斯特伐里亚企业主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达成口头协议，后者同意出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出版一份每卷超过20个印张的季刊，赫斯还因此获得了预付的稿酬。消息传到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开始大规模地写稿和约稿，以便为季刊的出版做准备。1846年4月，魏德迈抵达威斯特伐里亚，他接替赫斯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与迈耶尔和雷姆佩尔的中间人。然而，形势很快急转直下，魏德迈不断传来两位企业主经济紧张、无力出资的消息。1846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绕过魏德迈直接同迈耶尔和雷姆佩尔联系，交涉出版事宜。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季刊出版计划失败。第三阶段是从1846年7月底至1847年底的后季刊计划时期。在同威斯特伐里亚人关系破裂之后，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便开始想方设法寻找新的出版人。起初，马克思恩格斯计划在独立的两卷本中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为此他们决定放弃其他撰稿人的文稿。后来，他们甚至计划在压缩的一卷书中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正是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季刊之出版历程的重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在收录内容、作者标注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

　　首先，正是由于季刊计划在1845年底得到了威斯特伐里亚企业主口头的资金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进行了大规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写作以及组稿工作。他们不仅写下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量手稿，特别是篇幅浩大且细致详尽的“圣麦克斯”章，而且也努力争取其他友人的文稿。根据MEGA[2]编者的考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除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第一、四和五章以及可能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散文”为主题的第二、三章外，其余内容应该是其他作者所撰写的文稿。这不仅包括附录中收录的赫斯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手稿片断(摘录)》以及丹尼尔斯的《瓦·汉森博士对神奇治疗的纪实阐述》，还应该包括格奥尔格·维尔特、威廉?魏特林以及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等人的文稿。后面几篇文章之所以未能收录，只是因为它们“并没有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共同出版的形式流传下来”(14)。可以说，正是基于对季刊的性质的判定，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既在正文中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15份文本实例，又在附录中收录了他人所写的3份文本实例。顺便说一句，被先行版收录的马克思的《驳布鲁诺·鲍威尔》和魏德迈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辩护士》这两篇文稿之所以未被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录，是因为在MEGA[2]的编者看来，《驳布鲁诺·鲍威尔》是马克思单独发表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计划将它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起出版。魏德迈的文章虽然是在布鲁塞尔时期写下的，但它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讲，魏德迈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15)

　　其次，在季刊的解释框架下，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标注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正如笔者在对胡布曼博士和帕格尔博士进行访谈时获悉的，作为一部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总标题的文集的组成部分，《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应该只收录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的文稿。赫斯和丹尼尔斯的文稿之所以被收入附录，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季刊出版计划密切相关，更是因为它们被马克思或恩格斯所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些作为季刊之组成部分的文稿的审校者和编辑者。因此，与其说这些文稿是由于与最初的季刊出版计划相关而获得了进入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入场券，不如说它们是由于烙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编辑、甚至写作印迹才被纳入这一经典文本的。因此，它们的作者未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并列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与先行版相比，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作者标注的处理方式乍看似乎不很合理，但细思起来亦有令人信服之处。毕竟，正如编者多次指出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文本，而不是重构那个本应涉及多个作者、多篇文稿的季刊。(16)

　　第二，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大考证成果是，它首次细致地、完整地重构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的写作过程。按照MEGA[2]的编者的考证，在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最早问世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中批判鲍威尔的早期稿本(即通常所谓的“主手稿”中马克思编号为1-29页的文本)。1845年10月中旬，《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刊发了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这篇文章中，鲍威尔首次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他所做的批判进行了回应。然而，鲍威尔在其回应中并未真正援引《神圣家族》的原文，而是援引了一篇关于《神圣家族》的书评，而这篇书评对《神圣家族》的理解并不准确。另外，鲍威尔在其回应文章中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当作费尔巴哈的追随者来看待。殊不知，早在1845年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已然表现出自己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根本超越。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鲍威尔作出回应。(17)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对鲍威尔的回应文章的过程中，威斯特伐里亚企业主资助出版季刊的消息传来。面对光明的出版前景，马克思恩格斯放开手脚，开始大规模地写稿和组稿。批判麦克斯?施蒂纳的篇幅浩大的“圣麦克斯”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自1845年11月至1846年3月间应运而生。在对鲍威尔和施蒂纳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渐产生了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想法。于是，他们从“圣麦克斯”章抽取了两部分手稿，同之前写就的批判鲍威尔的那部分早期手稿结合起来，组成了作为“费尔巴哈”章主体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之后，他们又完成了“莱比锡宗教会议”，并再次写作了批判鲍威尔的新稿本——“圣布鲁诺”章。由此，季刊第一卷的材料基本完备。(18)与此同时，在1846年2-3月，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以及其他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决定把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也纳入季刊之中。不过，这部分内容显然已经不可能与篇幅日益庞大的“圣麦克斯”章共同放在第一卷中，因此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部分便被设定为季刊的第二卷。(19)正是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主体内容写作过程的历史重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在编排原则上呈现出新特点。

　　在导论“文本编排阐释和编者说明”中，MEGA[2]的编者特别指出，如果以时间顺序为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将被划分为七个时间段：第一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中批判鲍威尔的早期稿本(“主手稿”第1-29页)；第二阶段，“圣麦克斯”章、“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中抽取自“圣麦克斯”章的部分(“主手稿”第30-35、40-73页)、赫斯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关于费尔巴哈的笔记；第三阶段，“莱比锡宗教会议”、“圣布鲁诺”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赫斯写作并由恩格斯修订的“关于格奥尔格?库尔曼和奥古斯特?贝克尔的手稿片断(摘录)”和丹尼尔斯的“瓦·汉森博士对神奇治疗的纪实阐述”；第四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卷帙、“费尔巴哈”章的两个片断；第五阶段，“费尔巴哈”章的三个章开篇；第六阶段，马克思的“序言”；第七阶段，恩格斯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20)MEGA[2]的编者指出，如果纯粹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文本实例，作为单独整体流传下来的那些手稿就要被割裂成若干部分。另外，现有的文献资料并不能保证每一份文本实例的写作时间都能被精准地确定。最重要的是，纯粹的时间顺序会与马克思恩格斯为手稿整体所设定的逻辑框架发生矛盾。例如，马克思为各章编制了罗马数字，“费尔巴哈”章虽然是在较晚阶段写作的，但它却被设定为第一章。(21)此外，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那么源于“圣麦克斯”章、但被马克思恩格斯移至“费尔巴哈”章的两部分手稿又要被移回“圣麦克斯”章，这显然违背了作者的意图。正因为如此，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采取了逻辑顺序为主、兼顾时间顺序的编排原则。顺便说一句，陶伯特之所以能够在先行版中采取时间顺序编排文本，只是因为这一编排只涉及“费尔巴哈”章和“圣布鲁诺”章，而当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部庞大手稿、特别是“圣麦克斯”章时，纯粹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将完全不可行。正如胡布曼指出的：“陶伯特对手稿所作的时间顺序的编排并不符合MEGA编辑准则，而她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一编排，就是因为她只编辑了一小部分手稿。如果要制作一个完整版本，就必须考虑到其他因素……人们可以完成时间顺序的编排，但如此一来就会同时否定其他标准。我们在MEGA[2]第I/5卷中考虑到了所有相关因素，而不仅仅是写作时间。”(22)

　　第三，通过对季刊出版计划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写作过程的历史性重构，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亦在1845年底到1846年夏实施的季刊出版计划与1847年4月《驳卡尔?格律恩》中提及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正如MEGA[2]编者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流传史时谈到的，传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工作面临着两个似乎互补的环节：一个环节是季刊出版计划，我们只知道它的前两卷的结构、内容和相关作者，却不知道它的总标题；另一个环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打算出版的一部合著，我们只知道其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却不知其具体结构和相应的内容。(23)因此，长期以来，关于这两个互补环节的关系，学界始终未能得出确切结论。MEGA[2]的编者通过对季刊出版计划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活动和出版努力的深入考证，才首次真正确立了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述，在季刊出版计划失败后，为了更便捷地出版手稿，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决定放弃其他作者的文稿，而且计划以一卷而不是两卷的形式出版自己的手稿。MEGA[2]的编者特别以《驳卡尔·格律恩》为佐证指出，马克思在这份声明中并没有提及两个卷次，而是只用单数谈到了一部著作，一部由“恩格斯和我合写的著作(Schrift)”(24)。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此时很可能已经打算用一个卷次而不是两个卷次来出版他们所写的手稿，而这卷出版物的标题——正如马克思在《驳卡尔·格律恩》中谈及的——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由此可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为季刊所计划的标题，它是在季刊出版计划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为自己的文稿作为一卷本出版物而设定的标题。自然，对于MEGA[2]的编者的“一卷本”推定，我们是可以提出反驳的，其依据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著名自述(25)，特别是他在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所明确提及的“两厚册八开本”。然而，在MEGA[2]的编者看来，这篇序言并不足以为据。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在其中的表述极具误导性——手稿仿佛是已然完成的、完整齐备的，他与恩格斯的出版意愿似乎也不强烈，而事实并非如此；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中把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内容简单化为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而没有提及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这就使得“两厚册八开本”的表述同样令人生疑，因为并不存在两册或两卷对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的批判。(26)所以，MEGA[2]的编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含混表述并不能够反驳从《驳卡尔·格律恩》中推断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季刊出版计划失败后所谋求的一卷本出版方案。很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推断，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没有在子标题中采用“第一卷”、“第二卷”的字样，而只是用“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两个简化标题对相应内容作了概述。

三、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启的研究新视域

　　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克服了MEGA[1]版对手稿的干涉和介入，消除了先行版在编排原则和收录内容上的一些缺陷，而且通过深入细致的考证研究历史地重构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史和出版史。这可谓是这一版本的重大成果和重要功绩。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近百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文献学研究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相反，它为我们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第一，关于季刊的重构。既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最初源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份季刊出版计划，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重构这份季刊？如果重构，它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尽管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编者只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手稿(正文)以及他人撰写的、经马克思恩格斯编辑审校的文稿(附录)，但是他们仍然为我们重构季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首先，就季刊的第一卷来说，由于现存的手稿相对完整，需要补充的内容不多，可能仅限于《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因为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外，阿尔诺德?卢格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想在第一卷中批判的人物，“莱比锡宗教会议”手稿结尾处被马克思删掉的一句关于卢格的话表明了这一点。(27)其次，就季刊的第二卷来说，在既有的导论和第一、四、五章之外，对于重构工作具有重要影响的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第二、三章的重构，它们的主题很可能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散文”，MEGA[2]的编者在谈及季刊第二卷的内容时曾对此做过详细说明(28)；二是他人所写文稿的重构，如MEGA[2]的编者所列举的维尔特、贝尔奈斯、魏特林等人的文稿；三是不能排除马克思恩格斯向别人的约稿，这也需要深入考察。总之，在现有文献资料和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季刊的重构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激烈的理论交锋中力图实现的斗争目标以及由此体现的他们的思想进程。

　　第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季刊与著作之辨。尽管MEGA[2]的编者充分论证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一份季刊，但是需要追问的是，在季刊出版计划失败以后，当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只出版自己的手稿时，他们是否对这些文稿有了新的定位？他们是否有意把它们所构成的整部书卷设定为一部著作？尽管MEGA[2]的编者认为，马克思后来的某些自述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驳卡尔?格律恩》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它们均只提及了对德国哲学的批判，而未提及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但是笔者以为，马克思在那里的表述只是一种概述，这并不意味着他确实抛弃了对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而只保留了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事实上，在1860年3月致法律顾问维贝尔的信中，马克思再次明确提及“两卷关于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没有出版，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由弗?敦克尔在柏林出版)”(29)。这不仅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包含“两卷”，它们涉及“现代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两大主题，而且表明它是一部著作，“一部两卷本的著作”(ein zweib ngdiges Werk)(30)。此外，括号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提及亦表明了这篇序言的有效性。它意味着“两厚册八开本”是可信的，“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的简化表述也不会取消有关批判德国社会主义的内容。因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季刊与著作之辨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要考察后季刊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构想。

　　第三，关于“费尔巴哈”章的编排。尽管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按照逻辑优先、兼顾时间的原则编排了“费尔巴哈”章，但是按照独立的文本实例逐一罗列的方式所呈现的不过是分散、孤立的文本片断的集合，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该部分所固有的“章”的印象。不过，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学界近百年来在“费尔巴哈”章的编排方面所作尝试的终结。恰好相反，MEGA[2]的编者作为语文学家所提供的文本实例版“费尔巴哈”章恰恰为学界同仁对之进行新的编排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从这一角度上讲，MEGA[2]的编者与学界研究者的任务亦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事实上，甚至MEGA[2]的编者自己对“费尔巴哈”章的编排都感到意犹未尽，因而在2018年独立出版了时间顺序版的“费尔巴哈”章。(31)这就提醒我们，MEGA[2]版“费尔巴哈”章乃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MEGA[2]项目框架之内的成果，是MEGA[2]编辑准则作用下的产物。而在MEGA[2]之外，我们仍有广大的空间来重构“费尔巴哈”章。就此而言，我们不仅仍需梳理和总结自1926年梁赞诺夫版“费尔巴哈”章以来的各个版本，而且还要深入研究MEGA[2]版“费尔巴哈”章乃至整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构建新的、可能更为合理的“费尔巴哈”章的前提和基础。

　注释：

　　①参见I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 '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MEGA-Studien,1997/2,S.5-31; Inge Taubert,"Die 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r Manuskripte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und die Erstver ffentlichungen in der Originalsprache",MEGA-Studien,1997/2,S.32-48; Inge Taubert,Hans Pelger,Jacques Grandjonc,"Die Konstitution von MEGA[2] I/5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oses He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MEGA-Studien,1997/2,S.49-102。

　　②陶伯特曾计划在2008年正式出版MEGA[2]第I/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卷。参见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hrsg),Marx-Engels-Jahrbuch 2003,Berlin:Akademie Verlag,2004,S.3*。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译文有改动。

　　④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Berlin: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S.Ⅴ-Ⅷ.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⑥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26。

　　⑦Ebenda,S.727.

　　⑧Inge Taubert,Hans Pelger,Jacques Grandjonc,"Die Konstitution van MEGA[2] I/5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oses He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S.49.

　　⑨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五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和《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参见Inge Taubert,Hans Pelger,Jacques Grandjonc,"Die Konstitution von MEGA[2] I/5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oses He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S.57。

　　⑩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27.

　　(11)Marx-Engels-Jahrbuch 2003,S.21*.

　　(12)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27-728.

　　(13)特别参见导论的“创立一份自己的季刊的初步尝试”、“1845年11月的出版谈判”、“‘一、费尔巴哈’的写作和季刊的失败”、“1846年夏后的出版尝试”等部分，即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35-737,S.740-744,S.771-780。

　　(14)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27.

　　(15)赵玉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情况分析——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5期，第8页。

　　(16)同上书，第10、11页。

　　(17)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37-739.

　　(18)Ebenda,S.747-756.

　　(19)Ebenda,S.756-759.

　　(20)Ebenda,S.795.

　　(21)Ebenda.

　　(22)参见赵玉兰：《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情况分析——访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MEGA工作站格哈尔特?胡布曼博士和乌尔里希·帕格尔博士》，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5期，第8页。

　　(23)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80.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3页；Marx-Engels-Werke,Band 4,Berlin:Dietz Verlag,1977,S.38。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14页。

　　(26)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81。

　　(2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90页注释①。

　　(28)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I/5,S.757-758.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05页。

　　(30)Marx-Engels-Werke,Band 30,Berlin:Dietz Verlag,1974,S.509.

　　(31)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Zur Kritik der Philosophie.Manuskripte in chronologischer Anordnung,hrsg.von Gerald Hubmann und Ulrich Pagel,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