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作为隐喻的建筑
ISBN: 9787511733535

作者: 柄谷行人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译者: 应杰
出版年: 2017-9
页数: 187
装帧: 平装
丛书: 柄谷行人文集
ISBN: 9787511733535

豆瓣评分

9.3

95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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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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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内容简介 · · · · · ·

这是一部关于解构主义的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1980年代身处后现代思潮旋涡中的作者在日本语境下对“解构”方法的独特思考。

作者认为，西方20世纪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一种“形式化”的倾向，但这种“形式主义”革命不仅没能真正颠覆传统形而上学，反而使种种思想努力落入“结构”的深渊。而出路则在于通过“世俗批评”，在马克思“社会性外部”和维特根斯坦“*他者”的概念之上重建作为批判理论的“解构主义”方法。

作者简介 · · · · · ·

柄谷行人(Kojin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英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他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于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目录 · · · · · ·

第一部制造（Making）
1 对建筑的意志
2 形式的定位
3 建筑与诗
4 自然城市
5 结构与零
· · · · · · (更多)

原文摘录 · · · · · · ( 全部 )

…… 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理性已经没落到被视为本身就是个非理性选择的地步。这场“危机”本来就和本世纪初表露出来的“数学的危机”相结合。 (查看原文)

不全 5赞 2019-06-12 20:25:10

—— 引自第12页
但如果对所有真正理论的探讨都属于数学家的研究领域，那么留给哲学家的东西还有什么呢？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很明显，它只是危机中的一个选择而已。但是以当今的语境而言，正如计算机所代表的那样，“形式主义”已经完全包围了我们的日常世界。作为对形式化的浪漫反抗而被提出来的直觉、情感、自然、生命、生活世界已经失去了前景。 (查看原文)

不全 5赞 2019-06-12 20:25:10

—— 引自第12页

> 全部原文摘录

丛书信息

　　柄谷行人文集 (共13册), 这套丛书还有《哲学的起源》,《世界史的构造》,《历史与反复》,《作为隐喻的建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

喜欢读"作为隐喻的建筑"的人也喜欢 · · · · · ·

: 跨越性批判

: 历史与反复

: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 定本柄谷行人文学论集

: 哲学的起源

: 语言与死亡

: 政治社会的世系

: 民族与美学

: 何谓“现代的超克”

: 散文的理念

我来说两句

短评 · · · · · · ( 全部 43 条 )

作为隐喻的建筑的书评 · · · · · · ( 全部 6 条 )

热门 / 最新 / 好友 /只看本版本的评论

养鸡场客卿 2022-05-14 00:49:28

浅田彰评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

原书：『逃走論―スキゾ・キッズの冒険』（1984）作者：浅田彰翻译：养鸡场客卿本文是原书中收录的浅田彰为柄谷行人所撰的书评，题目为译者拟，【】中是译者根据文意补足的部分 *本文章基于CC BY-NC-SA 4.0发布，仅供个人学习，如有侵犯您的布尔乔亚法权，请联系并提醒我...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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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見 2016-09-25 14:33:22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版

好读哲学，不求甚解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作为隐喻的建筑》不是一本讲建筑的书，虽然它很受建筑师们的青睐，但所谓“隐喻的建筑”，其实是指哲学。在这本论文集中，柄谷行人继续大谈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维特根斯坦。我看得血脉贲张，被他讲述的透彻和卖弄的知识深深地吸引，哪怕有很多地方仍旧看不懂。文史...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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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跃的高手 2022-06-25 15:01:28

行人哥重会珍珠衫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虽说是哲学作品，看起来更像是柄谷80年代随笔汇聚。总的来说这样的分析更类似于文学发散而不是哲学思辨，很多看起来是论证的其实是对文本的一种强制性解读。几乎可以说无论是一二部分还是三部分都在试图描绘一个“哲学的结构”，前者是建筑的意志，也就是形式化；后者则是日常...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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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fai 2021-12-04 07:43:39 心靈工坊2020版

筆記

– Cliche點講，讀了這書才知道這書與建築不是那麼相關的。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中間也有談到一點關於城市發展的思考，會提到珍雅各。 – 但更多其實是關於在西方哲學領域，建構（construct）與解構（deconstruct）的討論。書中涉及主體與客體（他者），語言，知識如何可以...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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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 2021-01-14 16:57:21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版

“作为文本的建筑”

- 建筑的起源：个人（住房）&国家（神庙等） - 制造（making）&生成（becoming）——建筑&文本 ——结构，就是建筑术（architectonic）（康德） ——-现代派：删除所有的装饰 ——后现代主义：再次引入装饰-历史，建筑是对历史性作品的引用编织而成的文本 - 建筑既...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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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泥狠啊 2020-06-19 12:39:16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版

读书笔记0618-1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作为隐喻的建筑》作为柄谷行人的代表作之一，其实称不上建筑系学生的必读。朋友为了和我一起做关于两岸三地建筑文化语境的相关课题，给我推荐了这本书。值得写在前面的是，日本建筑在二战以后开辟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新道路，并且在新的探索上一路直行，我们认为这样的...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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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鸣室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1回应)
2022-06-17 17:59:58   1人喜欢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柏拉图赞扬作为隐喻的建筑师，却蔑视现实中的建筑师，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师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低一个层次，并且总是处于瓦解之中。这种偶然性是指离开与他者（业主）的关系，建筑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他们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一种交流。而且无须赘言，这是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对建筑的意志的东西。它被不断地重复着，每逢危机就会再起，而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一词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语，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则是意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与意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词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但最彻底贯彻了柏拉图式“对建筑的意志”的，还是在数学领域。因此，对柏拉图的批判必须在数学领域进行。因为在该领域，理念性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定义上，点是没有延展的，但这样的点无法通过经验获得。尼采抨击了数学，但那不过是他的浪漫派式看法。数学对他而言，无非是数与量的问题。然而所谓数学是研究事物的关系，即无关事物变化的不变子关系的学问。数量是各种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此外，对尼采而言，概念无非是“陈旧的隐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概念就是关系。一般而言，学问就是要找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或许是因为在数学中关系看起来更加纯粹化，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数学被当作学问的典型。然而我们不免生疑，这样的事物关系是否与事物本然状态一样存在着呢？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此外，形式主义以柏拉图提出的“证明”为前提。正如尼采所说，珀拉图的特征并非在于，对现象世界面提出本质性背后世界。那是所谓“埃及”的产物。柏拉图带给人们的，是在“对话中寻求确定性的基础。这在民主国家雅典以外的地方，恐怕毫无可能。如前所述，所谓公理并不具有经验的自明性，而是先于对话的公约。现代的公理主义（形式主义）并非从明晰且判明的事物出发，而只是从共识以及公约出发，之后不再否弃此共识及公约。如此看来，现代公理主义之立足于柏拉图要远超笛卡尔。此外，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了这样的人物：一个即使法=公约于己不利也要遵从并为之去死的人。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
引自 2 形式的定位
“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解离在社会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中则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杀的征兆”
引自 4 自然城市
亚历山大谈现代城市规划。自然城市半网络结构具有发展成为更微妙复杂结构的可能性，人工城市的树状结构则带来生活中的荒芜感。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缺陷在于，它的直线以及点无意识地依存于知觉或者自然语言。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带来的，是数学不依存于真实存在以及知觉的认识，此外，它是作为努力使形式化更加严密的结果而产生的。
引自 6 自然数
比如，据传毕达格拉斯学派虽然了解无理数（irrational number）的存在，却禁止对其进行阐述。所谓irrational。指的是无法用自然数之比ratio表达。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二次方程式x²=2。如果用比来表达，就是x=2/x。也就是说为了知道X而需要X。因此可以说，他们遇到的是自指的悖论。对无理数的禁止等同于对自指性的禁止，但是在笛卡尔以后的解析几何学中，无理数被当作数，也就是说只要把√2当作数，之后的悖论就会消失。然而，正是这样不断将数扩展（发明）才导致康托尔将无限当作数，并再次导致自指的悖论。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尽头。比如斯宾塞·布朗就通过二次方程式的形式消解了自指的悖论。（Spencer Brown，Laws ofForm，Alen&Unwin，1969）而这又被瓦雷里等人用来说明自我组织系统。但这并未降低哥德尔证明的意义，而只是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数学会随着思考的改变而不断地被“发明”下去。
引自 6 自然数
哥德尔指出的所谓“自然数”是指能够言说其自身的数，这也可同样用来说明“自然语言”。即所谓“自然语言”是能够言说语言的语言。人们曾尝试将自然语言形式化，但其实这种尝试本身正是通过自然语言才成为可能的。自然语言以及自然数当然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制造之物”。我重申，我们所说的“自然”并不意味着非人工。它是人类制造的，但最终其制造方法不甚了了，或许更像制造了“人类”的某种东西。
引自 7 自然语言
一个形式体系只要是自洽的的，也只有在其自洽的时候，它才是不完备的。解构主义的解读只有在根据字面含义接受文本的明确意义时才可能成立，它并不意味着恣意的解释。保罗·德曼这样说道：“解构并非我们附加于文本的东西，而是构成文本本身的东西。”（Allegories of Reading）但这样的“文本”是指我们试图将其还原为结构时显露出来的所谓“自然文本”。可以说它是自指的形式体系。正因为如此，将其还原为形式、结构的尝试必定会遭遇不可确定性。但这并不只局限于文本，也同样适用于更为普遍的形式体系。当然，也可将它们比喻性地称作文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文学的特权。
引自 7 自然语言
人们通常以理想的说者与听者通过符码交换信息的模式去思考交流。毋庸赘言，这与古典派或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模式相同。索绪尔在提出共时体系时，就是以他在日内瓦大学时的同事帕累托的均衡理论为模型。他所使用的经济学比喻大多是马克思“批判”之前的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他的语言学就是排除了货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社会性的象形文字——的理论。 ……但正如前所述，索绪尔本人并非结构主义者。他在将语言形式化时，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循环。它是从语言是关于语言的语言这一自指性中产生的。正因为语言是自指的，故原本就是“动态”的因此，为了使其动态化，不必引入语言的“外部”。语言原本不可能具有“外部”。德里达曾说：文本没有外部。当然能够这么说，也只有在将文本看作是自指的形式体系之时。
引自 9 自然脑
最终而言，哲学没有历史。哲学，是一种除了毫无意义的反复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奇妙的理论之场。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
无论是怎样激烈的颠倒，都可能仅仅以形式性的游戏告终，或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观念论也曾有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期和场域，唯物论也有过仅具保守“意义”的时期和场域。总之，哲学的“意义”无法在哲学的内部来决定。决定哲学的意义的，是哲学的“外部”，或者说是形式的“外部”。但是，“外部”只要被当作“外部”来理解，它就不是外部了。德曼所说的形式主义（=牢笼）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出口呢？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在共有规则中进行的对话，并非与“他者”的对话。事实上，这样的对话（=辩证法）可以转换为自我对话（独白） ……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出的思考，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并非理性内在于世界以及自我，而是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对话”才是理性的。拒绝对话的人，无论他掌握了多么高深的真理，都是非理性的。理性是否存在于世界以及自我之中并非问题，只有经过了对话的东西才是合理的。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们就曾这样被“审视”。理性，指的是以与他者的对话为前提这一事情本身。无论“证明”以什么方式写成，因为它包含在与他者“共同探讨”（柏拉图）的内部，所以具有强制力。数学所以被特权化，是因为数学知识具有超越主观（我）的强制力，但其理由并非在于数学本身的特质，而是基于柏拉图下面这一思想：只有经过了一种法庭式对话的东西才能被承认为数学。于是，数学的“证明”成了超越个人的认识。因为，它产生于共同的主观。 …… 维特根斯坦的矛头对准了总是被格外对待的数学及其证明。他怀疑柏拉图式的“对话”，是因为这并非与他者的对话。正因为这样，它才转化成了自我对话。如果他者可以被内化于自己内部，那是因为自己与他者共有一个规则。但是，所谓“他者”难道不是指那些不具有共同规则的人，其“对话”不正是与这样的他者的对话吗？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想引入的，是绝对不能被内化的他者，或他者的他者性。重要的是，此时他又再次引入了柏拉图所否定的“教育”。
引自 13 唯我论
对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补充……
我之前想陀氏笔下的人物喃喃自语中突然平滑转入他人视角是和俄罗斯宗教文化语境里那种特殊的“我们”共同体有关来着……共有规则中的对话事实上不是和他者的对话，有意思。
与外国人成小孩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教和自已没有共同规则（符码）的人。从对方而言，情况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与没有共同规则的他者的交流，必定会形成“教-学”的关系。在通常的交流论中，其前提是共同的规则。但与外国人、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对话，则要么这样的规则当时还没有成立，要么难以成立。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我们都是作为小孩出生，从父母那里习得语言的。最初的交流就是在“教一学”关系之中进行。此外，在我们与他者的对话中，肯定总有某个无法相通的领域。这时，交流就会采取互教的形式。如果存在共同的规则，那也只是在“教一学”关系确立起来之后。因此，“ 教一学”这一非对称关系是交流的基本状态。这绝非异常。所谓正常（规范）的状态，即具有相同规则的对话，才是异常的。用巴赫金的话来讲，那不过是自我对话（独白）而已。维特根斯坦引入“他者”，也就意味着引入了非对称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应从“教”的立场联想到权力关系。正好相反，“教”的立场是一种弱者的立场，他必须依附于他者的理解。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将其比作“卖”的立场。马克思说道：“W一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引自 14 教的立场
怀疑性的挑战所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事情：我内心的历史或我以往行动中的任何东西——即使搬出全能的上帝所能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无清确定我是意指加法还是意指，“quus”。
引自 14 教的立场
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就是“全能的上帝”也不可能知道与他者关系中发生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他者”无达被“上帝”替代。这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不是他者，无非是自我想象的全能化而已。
引自 14 教的立场
越是认为建筑是作为理念的设计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是与顾客的对话、对顾客的说服，是与其他员工的共同作业。即使最初有设计，但在实现过程之中设计会不断改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与边进行边修改规别并最终成型的游戏类似。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同样的，被称作，“数学”的东西也是无法中心化的多样化体系。当然，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从数学像其他诸科学那样与多样性的“自然”实践性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多样性。多样性源自对无法内化的他者的承认。维特根斯坦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在于形式主义对他者的他者性，换句话说，与他者关系之偶然性的排斥。无法形式化的，是源自他者的偶然性，是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我们毋宁将其称作“历史”。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文法原本是作为学习外语以及古典语言的方法而被发现的。文法不是规则，而是规则性。如果没有文法，则外国人的语言习得会没有效率。但自己说的“语言”既不需要“文法”，也不可能有文法。因此，在近代的民族主义之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说的俗语还有文法。某一语言的规则不是为了操该语言者而是为了学习该语言的“外国人”而想出来的。这意味着，我没有必要知道自己所说的日语的文法，也无从知道。但我却可以指出外国人讲日语时的文法错误，这意味着我“懂”文法。但是我又无法对外国人的错误指出其文法的“根据”，无非是说“我们不这么说”而已。这意味着我“不懂”日语的文法，我只是知道其“用法”而已。
引自 16 关于规则
规则虽有，却无法明示。但“教”是存在的。
因此，认为规则可以明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与内化的他者的对话即自我的对话。比如，我们认为如果某个人“遵从规则”，就会被共同体接受。就像只要遵从英语的规则，就会被讲英语的共同体接受那样。但是，维特根斯坦把这个命题更改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对偶”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不被共同体所接受，则此人被看作“没有遵从规则”。这一小小的变形是划时代的，但绝非容易理解。
引自 16 关于规则
共同体内部的劳动不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质”。它不是劳动的一般特性，而是商品交换赋予劳动的特性。因此，这一“社会性质”不是在劳动中，而必须是在商品交换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所进行的交换中发现。比如，某个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又可用该货币购买其他商品。换句话说，所有商品都可以通约（按照一定比率）。这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包含着人类的劳动。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因为交换，才具有“共同的本质”
引自 17 社会和共同体
毋庸赘言，笛卡尔并未停步在“我思”的明证性上。正如他所说，这一“我思”就是他本人，而不能保证也适用于别人。而且他也知道别人的同意丝毫不能保证确定性。或者说，他否定了把“对话”作为真理保证的思想。如果说在历来的沉思中，自我是一个默认的一般性自我或特殊性自我，那么笛卡尔的“我思”则是偏离了这一路线的单独的“singular'”。因此，他需要上帝的保证。然而，从“我思”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个悖论。它只能是个循环论。如前所述，如果是克尔凯郭尔，他可能将其称作“飞跃”（质的辩证法）。总之，针对特殊性一一般性这一路线，笛卡尔引入了单独性一普遍性的路线
引自 18 语言学转向与我思
并不能说商人资本低买高卖所获得的利润就是欺诈性的不等价交换。因为自然所赋予的条件不同，共同体的生产物之价值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这时，商人以某一地域的价格购入某一物品，并拿到价格较高的地域去销售，买和卖都被看作是双方同意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此外，产业资本也是通过不同价格体系之间的交换所带来的差额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不过，与商人资本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获得空间性剩余价值有所不同的是，产业资本通过技术革新导致价格体系的差异化，从而获得时间性剩余价值。这就会强制产业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就排除了像商人资本那样从空间差异中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从哪里获得，那是无所谓的。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资本的自我增殖如何成为可能，而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不在于由于人类的物质欲望无穷无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是人类对物或者使用价值的欲望。
引自 20 商人资本
前面我说过资本为了确保差额（剩余价值）必须不断地进行差异化，这意味着技术革新依靠的并非进步之意识形态，相反，进步之意识形态不过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而已
引自 21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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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应   2022-06-17 1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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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
2021-07-30 23:59:01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并非反对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规划。但是她的规划不是为了国家以及资本，而是为了民众的人性生活。后来，雅各布斯在60年代末因反对越南战争移居加拿大。直至90高龄，她都作为批评家、实践家，在反对多伦多的城市开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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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第002页

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2021-07-30 23:56:11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亚历山大数学式地揭示了人工设计城市相对于自然成长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规划的城市都是“树状”结构，与自然成长的城市相比它过于简单，因而生活于这样的城市中的人们容易患上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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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鸣室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1回应)
2022-06-17 17:59:58   1人喜欢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柏拉图赞扬作为隐喻的建筑师，却蔑视现实中的建筑师，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师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低一个层次，并且总是处于瓦解之中。这种偶然性是指离开与他者（业主）的关系，建筑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他们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一种交流。而且无须赘言，这是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对建筑的意志的东西。它被不断地重复着，每逢危机就会再起，而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一词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语，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则是意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与意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词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但最彻底贯彻了柏拉图式“对建筑的意志”的，还是在数学领域。因此，对柏拉图的批判必须在数学领域进行。因为在该领域，理念性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定义上，点是没有延展的，但这样的点无法通过经验获得。尼采抨击了数学，但那不过是他的浪漫派式看法。数学对他而言，无非是数与量的问题。然而所谓数学是研究事物的关系，即无关事物变化的不变子关系的学问。数量是各种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此外，对尼采而言，概念无非是“陈旧的隐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概念就是关系。一般而言，学问就是要找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或许是因为在数学中关系看起来更加纯粹化，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数学被当作学问的典型。然而我们不免生疑，这样的事物关系是否与事物本然状态一样存在着呢？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此外，形式主义以柏拉图提出的“证明”为前提。正如尼采所说，珀拉图的特征并非在于，对现象世界面提出本质性背后世界。那是所谓“埃及”的产物。柏拉图带给人们的，是在“对话中寻求确定性的基础。这在民主国家雅典以外的地方，恐怕毫无可能。如前所述，所谓公理并不具有经验的自明性，而是先于对话的公约。现代的公理主义（形式主义）并非从明晰且判明的事物出发，而只是从共识以及公约出发，之后不再否弃此共识及公约。如此看来，现代公理主义之立足于柏拉图要远超笛卡尔。此外，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了这样的人物：一个即使法=公约于己不利也要遵从并为之去死的人。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
引自 2 形式的定位
“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解离在社会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中则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杀的征兆”
引自 4 自然城市
亚历山大谈现代城市规划。自然城市半网络结构具有发展成为更微妙复杂结构的可能性，人工城市的树状结构则带来生活中的荒芜感。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缺陷在于，它的直线以及点无意识地依存于知觉或者自然语言。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带来的，是数学不依存于真实存在以及知觉的认识，此外，它是作为努力使形式化更加严密的结果而产生的。
引自 6 自然数
比如，据传毕达格拉斯学派虽然了解无理数（irrational number）的存在，却禁止对其进行阐述。所谓irrational。指的是无法用自然数之比ratio表达。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二次方程式x²=2。如果用比来表达，就是x=2/x。也就是说为了知道X而需要X。因此可以说，他们遇到的是自指的悖论。对无理数的禁止等同于对自指性的禁止，但是在笛卡尔以后的解析几何学中，无理数被当作数，也就是说只要把√2当作数，之后的悖论就会消失。然而，正是这样不断将数扩展（发明）才导致康托尔将无限当作数，并再次导致自指的悖论。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尽头。比如斯宾塞·布朗就通过二次方程式的形式消解了自指的悖论。（Spencer Brown，Laws ofForm，Alen&Unwin，1969）而这又被瓦雷里等人用来说明自我组织系统。但这并未降低哥德尔证明的意义，而只是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数学会随着思考的改变而不断地被“发明”下去。
引自 6 自然数
哥德尔指出的所谓“自然数”是指能够言说其自身的数，这也可同样用来说明“自然语言”。即所谓“自然语言”是能够言说语言的语言。人们曾尝试将自然语言形式化，但其实这种尝试本身正是通过自然语言才成为可能的。自然语言以及自然数当然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制造之物”。我重申，我们所说的“自然”并不意味着非人工。它是人类制造的，但最终其制造方法不甚了了，或许更像制造了“人类”的某种东西。
引自 7 自然语言
一个形式体系只要是自洽的的，也只有在其自洽的时候，它才是不完备的。解构主义的解读只有在根据字面含义接受文本的明确意义时才可能成立，它并不意味着恣意的解释。保罗·德曼这样说道：“解构并非我们附加于文本的东西，而是构成文本本身的东西。”（Allegories of Reading）但这样的“文本”是指我们试图将其还原为结构时显露出来的所谓“自然文本”。可以说它是自指的形式体系。正因为如此，将其还原为形式、结构的尝试必定会遭遇不可确定性。但这并不只局限于文本，也同样适用于更为普遍的形式体系。当然，也可将它们比喻性地称作文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文学的特权。
引自 7 自然语言
人们通常以理想的说者与听者通过符码交换信息的模式去思考交流。毋庸赘言，这与古典派或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模式相同。索绪尔在提出共时体系时，就是以他在日内瓦大学时的同事帕累托的均衡理论为模型。他所使用的经济学比喻大多是马克思“批判”之前的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他的语言学就是排除了货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社会性的象形文字——的理论。 ……但正如前所述，索绪尔本人并非结构主义者。他在将语言形式化时，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循环。它是从语言是关于语言的语言这一自指性中产生的。正因为语言是自指的，故原本就是“动态”的因此，为了使其动态化，不必引入语言的“外部”。语言原本不可能具有“外部”。德里达曾说：文本没有外部。当然能够这么说，也只有在将文本看作是自指的形式体系之时。
引自 9 自然脑
最终而言，哲学没有历史。哲学，是一种除了毫无意义的反复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奇妙的理论之场。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
无论是怎样激烈的颠倒，都可能仅仅以形式性的游戏告终，或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观念论也曾有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期和场域，唯物论也有过仅具保守“意义”的时期和场域。总之，哲学的“意义”无法在哲学的内部来决定。决定哲学的意义的，是哲学的“外部”，或者说是形式的“外部”。但是，“外部”只要被当作“外部”来理解，它就不是外部了。德曼所说的形式主义（=牢笼）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出口呢？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在共有规则中进行的对话，并非与“他者”的对话。事实上，这样的对话（=辩证法）可以转换为自我对话（独白） ……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出的思考，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并非理性内在于世界以及自我，而是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对话”才是理性的。拒绝对话的人，无论他掌握了多么高深的真理，都是非理性的。理性是否存在于世界以及自我之中并非问题，只有经过了对话的东西才是合理的。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们就曾这样被“审视”。理性，指的是以与他者的对话为前提这一事情本身。无论“证明”以什么方式写成，因为它包含在与他者“共同探讨”（柏拉图）的内部，所以具有强制力。数学所以被特权化，是因为数学知识具有超越主观（我）的强制力，但其理由并非在于数学本身的特质，而是基于柏拉图下面这一思想：只有经过了一种法庭式对话的东西才能被承认为数学。于是，数学的“证明”成了超越个人的认识。因为，它产生于共同的主观。 …… 维特根斯坦的矛头对准了总是被格外对待的数学及其证明。他怀疑柏拉图式的“对话”，是因为这并非与他者的对话。正因为这样，它才转化成了自我对话。如果他者可以被内化于自己内部，那是因为自己与他者共有一个规则。但是，所谓“他者”难道不是指那些不具有共同规则的人，其“对话”不正是与这样的他者的对话吗？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想引入的，是绝对不能被内化的他者，或他者的他者性。重要的是，此时他又再次引入了柏拉图所否定的“教育”。
引自 13 唯我论
对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补充……
我之前想陀氏笔下的人物喃喃自语中突然平滑转入他人视角是和俄罗斯宗教文化语境里那种特殊的“我们”共同体有关来着……共有规则中的对话事实上不是和他者的对话，有意思。
与外国人成小孩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教和自已没有共同规则（符码）的人。从对方而言，情况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与没有共同规则的他者的交流，必定会形成“教-学”的关系。在通常的交流论中，其前提是共同的规则。但与外国人、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对话，则要么这样的规则当时还没有成立，要么难以成立。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我们都是作为小孩出生，从父母那里习得语言的。最初的交流就是在“教一学”关系之中进行。此外，在我们与他者的对话中，肯定总有某个无法相通的领域。这时，交流就会采取互教的形式。如果存在共同的规则，那也只是在“教一学”关系确立起来之后。因此，“ 教一学”这一非对称关系是交流的基本状态。这绝非异常。所谓正常（规范）的状态，即具有相同规则的对话，才是异常的。用巴赫金的话来讲，那不过是自我对话（独白）而已。维特根斯坦引入“他者”，也就意味着引入了非对称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应从“教”的立场联想到权力关系。正好相反，“教”的立场是一种弱者的立场，他必须依附于他者的理解。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将其比作“卖”的立场。马克思说道：“W一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引自 14 教的立场
怀疑性的挑战所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事情：我内心的历史或我以往行动中的任何东西——即使搬出全能的上帝所能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无清确定我是意指加法还是意指，“quus”。
引自 14 教的立场
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就是“全能的上帝”也不可能知道与他者关系中发生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他者”无达被“上帝”替代。这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不是他者，无非是自我想象的全能化而已。
引自 14 教的立场
越是认为建筑是作为理念的设计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是与顾客的对话、对顾客的说服，是与其他员工的共同作业。即使最初有设计，但在实现过程之中设计会不断改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与边进行边修改规别并最终成型的游戏类似。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同样的，被称作，“数学”的东西也是无法中心化的多样化体系。当然，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从数学像其他诸科学那样与多样性的“自然”实践性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多样性。多样性源自对无法内化的他者的承认。维特根斯坦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在于形式主义对他者的他者性，换句话说，与他者关系之偶然性的排斥。无法形式化的，是源自他者的偶然性，是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我们毋宁将其称作“历史”。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文法原本是作为学习外语以及古典语言的方法而被发现的。文法不是规则，而是规则性。如果没有文法，则外国人的语言习得会没有效率。但自己说的“语言”既不需要“文法”，也不可能有文法。因此，在近代的民族主义之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说的俗语还有文法。某一语言的规则不是为了操该语言者而是为了学习该语言的“外国人”而想出来的。这意味着，我没有必要知道自己所说的日语的文法，也无从知道。但我却可以指出外国人讲日语时的文法错误，这意味着我“懂”文法。但是我又无法对外国人的错误指出其文法的“根据”，无非是说“我们不这么说”而已。这意味着我“不懂”日语的文法，我只是知道其“用法”而已。
引自 16 关于规则
规则虽有，却无法明示。但“教”是存在的。
因此，认为规则可以明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与内化的他者的对话即自我的对话。比如，我们认为如果某个人“遵从规则”，就会被共同体接受。就像只要遵从英语的规则，就会被讲英语的共同体接受那样。但是，维特根斯坦把这个命题更改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对偶”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不被共同体所接受，则此人被看作“没有遵从规则”。这一小小的变形是划时代的，但绝非容易理解。
引自 16 关于规则
共同体内部的劳动不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质”。它不是劳动的一般特性，而是商品交换赋予劳动的特性。因此，这一“社会性质”不是在劳动中，而必须是在商品交换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所进行的交换中发现。比如，某个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又可用该货币购买其他商品。换句话说，所有商品都可以通约（按照一定比率）。这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包含着人类的劳动。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因为交换，才具有“共同的本质”
引自 17 社会和共同体
毋庸赘言，笛卡尔并未停步在“我思”的明证性上。正如他所说，这一“我思”就是他本人，而不能保证也适用于别人。而且他也知道别人的同意丝毫不能保证确定性。或者说，他否定了把“对话”作为真理保证的思想。如果说在历来的沉思中，自我是一个默认的一般性自我或特殊性自我，那么笛卡尔的“我思”则是偏离了这一路线的单独的“singular'”。因此，他需要上帝的保证。然而，从“我思”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个悖论。它只能是个循环论。如前所述，如果是克尔凯郭尔，他可能将其称作“飞跃”（质的辩证法）。总之，针对特殊性一一般性这一路线，笛卡尔引入了单独性一普遍性的路线
引自 18 语言学转向与我思
并不能说商人资本低买高卖所获得的利润就是欺诈性的不等价交换。因为自然所赋予的条件不同，共同体的生产物之价值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这时，商人以某一地域的价格购入某一物品，并拿到价格较高的地域去销售，买和卖都被看作是双方同意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此外，产业资本也是通过不同价格体系之间的交换所带来的差额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不过，与商人资本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获得空间性剩余价值有所不同的是，产业资本通过技术革新导致价格体系的差异化，从而获得时间性剩余价值。这就会强制产业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就排除了像商人资本那样从空间差异中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从哪里获得，那是无所谓的。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资本的自我增殖如何成为可能，而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不在于由于人类的物质欲望无穷无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是人类对物或者使用价值的欲望。
引自 20 商人资本
前面我说过资本为了确保差额（剩余价值）必须不断地进行差异化，这意味着技术革新依靠的并非进步之意识形态，相反，进步之意识形态不过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而已
引自 21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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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
2021-07-30 23:59:01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并非反对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规划。但是她的规划不是为了国家以及资本，而是为了民众的人性生活。后来，雅各布斯在60年代末因反对越南战争移居加拿大。直至90高龄，她都作为批评家、实践家，在反对多伦多的城市开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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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2021-07-30 23:56:11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亚历山大数学式地揭示了人工设计城市相对于自然成长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规划的城市都是“树状”结构，与自然成长的城市相比它过于简单，因而生活于这样的城市中的人们容易患上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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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鸣室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1回应)
2022-06-17 17:59:58   1人喜欢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宫类的殿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柏拉图赞扬作为隐喻的建筑师，却蔑视现实中的建筑师，因为实际的建筑或建筑师暴露在偶然性之下。但这种偶然性并非指与作为理念的设计相比，实际的建筑低一个层次，并且总是处于瓦解之中。这种偶然性是指离开与他者（业主）的关系，建筑师就无法确定自己的设计。他们面对的是难如己愿的他者。总之，建筑是一种交流。而且无须赘言，这是与并不共有规则（体系）者的交流。
引自第一部制造（Making）
西方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对建筑的意志的东西。它被不断地重复着，每逢危机就会再起，而其“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语中，建筑（ar-chitectonice）一词是“architectonice techne”的省略语，意思是“architectonice”的“techne”。而“architec-tonice”则是意为“原始、原理、首位”的“arche”与意为“工匠”的“techton”的合成词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但最彻底贯彻了柏拉图式“对建筑的意志”的，还是在数学领域。因此，对柏拉图的批判必须在数学领域进行。因为在该领域，理念性事物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定义上，点是没有延展的，但这样的点无法通过经验获得。尼采抨击了数学，但那不过是他的浪漫派式看法。数学对他而言，无非是数与量的问题。然而所谓数学是研究事物的关系，即无关事物变化的不变子关系的学问。数量是各种关系形态中的一个。此外，对尼采而言，概念无非是“陈旧的隐喻”。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所谓概念就是关系。一般而言，学问就是要找出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或许是因为在数学中关系看起来更加纯粹化，就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数学被当作学问的典型。然而我们不免生疑，这样的事物关系是否与事物本然状态一样存在着呢？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此外，形式主义以柏拉图提出的“证明”为前提。正如尼采所说，珀拉图的特征并非在于，对现象世界面提出本质性背后世界。那是所谓“埃及”的产物。柏拉图带给人们的，是在“对话中寻求确定性的基础。这在民主国家雅典以外的地方，恐怕毫无可能。如前所述，所谓公理并不具有经验的自明性，而是先于对话的公约。现代的公理主义（形式主义）并非从明晰且判明的事物出发，而只是从共识以及公约出发，之后不再否弃此共识及公约。如此看来，现代公理主义之立足于柏拉图要远超笛卡尔。此外，柏拉图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了这样的人物：一个即使法=公约于己不利也要遵从并为之去死的人。
引自 1 对建筑的意志
西方知性中重要的是，在“危机”中被不断更新的“对建筑的意志”。这是人们在面对模糊、多样的生成时，试图找寻出自立的秩序与结构的非理性选择。
引自 2 形式的定位
“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解离在社会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在个人中则是分裂症以及日益迫近的自杀的征兆”
引自 4 自然城市
亚历山大谈现代城市规划。自然城市半网络结构具有发展成为更微妙复杂结构的可能性，人工城市的树状结构则带来生活中的荒芜感。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缺陷在于，它的直线以及点无意识地依存于知觉或者自然语言。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带来的，是数学不依存于真实存在以及知觉的认识，此外，它是作为努力使形式化更加严密的结果而产生的。
引自 6 自然数
比如，据传毕达格拉斯学派虽然了解无理数（irrational number）的存在，却禁止对其进行阐述。所谓irrational。指的是无法用自然数之比ratio表达。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二次方程式x²=2。如果用比来表达，就是x=2/x。也就是说为了知道X而需要X。因此可以说，他们遇到的是自指的悖论。对无理数的禁止等同于对自指性的禁止，但是在笛卡尔以后的解析几何学中，无理数被当作数，也就是说只要把√2当作数，之后的悖论就会消失。然而，正是这样不断将数扩展（发明）才导致康托尔将无限当作数，并再次导致自指的悖论。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尽头。比如斯宾塞·布朗就通过二次方程式的形式消解了自指的悖论。（Spencer Brown，Laws ofForm，Alen&Unwin，1969）而这又被瓦雷里等人用来说明自我组织系统。但这并未降低哥德尔证明的意义，而只是作为一个例证说明，数学会随着思考的改变而不断地被“发明”下去。
引自 6 自然数
哥德尔指出的所谓“自然数”是指能够言说其自身的数，这也可同样用来说明“自然语言”。即所谓“自然语言”是能够言说语言的语言。人们曾尝试将自然语言形式化，但其实这种尝试本身正是通过自然语言才成为可能的。自然语言以及自然数当然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而是“自然制造之物”。我重申，我们所说的“自然”并不意味着非人工。它是人类制造的，但最终其制造方法不甚了了，或许更像制造了“人类”的某种东西。
引自 7 自然语言
一个形式体系只要是自洽的的，也只有在其自洽的时候，它才是不完备的。解构主义的解读只有在根据字面含义接受文本的明确意义时才可能成立，它并不意味着恣意的解释。保罗·德曼这样说道：“解构并非我们附加于文本的东西，而是构成文本本身的东西。”（Allegories of Reading）但这样的“文本”是指我们试图将其还原为结构时显露出来的所谓“自然文本”。可以说它是自指的形式体系。正因为如此，将其还原为形式、结构的尝试必定会遭遇不可确定性。但这并不只局限于文本，也同样适用于更为普遍的形式体系。当然，也可将它们比喻性地称作文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文学的特权。
引自 7 自然语言
人们通常以理想的说者与听者通过符码交换信息的模式去思考交流。毋庸赘言，这与古典派或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模式相同。索绪尔在提出共时体系时，就是以他在日内瓦大学时的同事帕累托的均衡理论为模型。他所使用的经济学比喻大多是马克思“批判”之前的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他的语言学就是排除了货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社会性的象形文字——的理论。 ……但正如前所述，索绪尔本人并非结构主义者。他在将语言形式化时，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循环。它是从语言是关于语言的语言这一自指性中产生的。正因为语言是自指的，故原本就是“动态”的因此，为了使其动态化，不必引入语言的“外部”。语言原本不可能具有“外部”。德里达曾说：文本没有外部。当然能够这么说，也只有在将文本看作是自指的形式体系之时。
引自 9 自然脑
最终而言，哲学没有历史。哲学，是一种除了毫无意义的反复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奇妙的理论之场。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
无论是怎样激烈的颠倒，都可能仅仅以形式性的游戏告终，或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比如，观念论也曾有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时期和场域，唯物论也有过仅具保守“意义”的时期和场域。总之，哲学的“意义”无法在哲学的内部来决定。决定哲学的意义的，是哲学的“外部”，或者说是形式的“外部”。但是，“外部”只要被当作“外部”来理解，它就不是外部了。德曼所说的形式主义（=牢笼）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出口呢？
引自 12 哲学的形式化
在共有规则中进行的对话，并非与“他者”的对话。事实上，这样的对话（=辩证法）可以转换为自我对话（独白） ……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出的思考，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并非理性内在于世界以及自我，而是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对话”才是理性的。拒绝对话的人，无论他掌握了多么高深的真理，都是非理性的。理性是否存在于世界以及自我之中并非问题，只有经过了对话的东西才是合理的。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们就曾这样被“审视”。理性，指的是以与他者的对话为前提这一事情本身。无论“证明”以什么方式写成，因为它包含在与他者“共同探讨”（柏拉图）的内部，所以具有强制力。数学所以被特权化，是因为数学知识具有超越主观（我）的强制力，但其理由并非在于数学本身的特质，而是基于柏拉图下面这一思想：只有经过了一种法庭式对话的东西才能被承认为数学。于是，数学的“证明”成了超越个人的认识。因为，它产生于共同的主观。 …… 维特根斯坦的矛头对准了总是被格外对待的数学及其证明。他怀疑柏拉图式的“对话”，是因为这并非与他者的对话。正因为这样，它才转化成了自我对话。如果他者可以被内化于自己内部，那是因为自己与他者共有一个规则。但是，所谓“他者”难道不是指那些不具有共同规则的人，其“对话”不正是与这样的他者的对话吗？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想引入的，是绝对不能被内化的他者，或他者的他者性。重要的是，此时他又再次引入了柏拉图所否定的“教育”。
引自 13 唯我论
对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一种补充……
我之前想陀氏笔下的人物喃喃自语中突然平滑转入他人视角是和俄罗斯宗教文化语境里那种特殊的“我们”共同体有关来着……共有规则中的对话事实上不是和他者的对话，有意思。
与外国人成小孩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教和自已没有共同规则（符码）的人。从对方而言，情况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与没有共同规则的他者的交流，必定会形成“教-学”的关系。在通常的交流论中，其前提是共同的规则。但与外国人、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对话，则要么这样的规则当时还没有成立，要么难以成立。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我们都是作为小孩出生，从父母那里习得语言的。最初的交流就是在“教一学”关系之中进行。此外，在我们与他者的对话中，肯定总有某个无法相通的领域。这时，交流就会采取互教的形式。如果存在共同的规则，那也只是在“教一学”关系确立起来之后。因此，“ 教一学”这一非对称关系是交流的基本状态。这绝非异常。所谓正常（规范）的状态，即具有相同规则的对话，才是异常的。用巴赫金的话来讲，那不过是自我对话（独白）而已。维特根斯坦引入“他者”，也就意味着引入了非对称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应从“教”的立场联想到权力关系。正好相反，“教”的立场是一种弱者的立场，他必须依附于他者的理解。如果我们换一个例子，或许可以将其比作“卖”的立场。马克思说道：“W一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引自 14 教的立场
怀疑性的挑战所要揭示的是这样的事情：我内心的历史或我以往行动中的任何东西——即使搬出全能的上帝所能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无清确定我是意指加法还是意指，“quus”。
引自 14 教的立场
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就是“全能的上帝”也不可能知道与他者关系中发生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他者”无达被“上帝”替代。这是因为“全能的上帝”不是他者，无非是自我想象的全能化而已。
引自 14 教的立场
越是认为建筑是作为理念的设计的完成物，就离实际的建筑越远。建筑是与顾客的对话、对顾客的说服，是与其他员工的共同作业。即使最初有设计，但在实现过程之中设计会不断改变。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与边进行边修改规别并最终成型的游戏类似。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同样的，被称作，“数学”的东西也是无法中心化的多样化体系。当然，维特根斯坦不仅仅是从数学像其他诸科学那样与多样性的“自然”实践性关联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多样性。多样性源自对无法内化的他者的承认。维特根斯坦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在于形式主义对他者的他者性，换句话说，与他者关系之偶然性的排斥。无法形式化的，是源自他者的偶然性，是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我们毋宁将其称作“历史”。
引自 15 作为隐喻的建筑
文法原本是作为学习外语以及古典语言的方法而被发现的。文法不是规则，而是规则性。如果没有文法，则外国人的语言习得会没有效率。但自己说的“语言”既不需要“文法”，也不可能有文法。因此，在近代的民族主义之前，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所说的俗语还有文法。某一语言的规则不是为了操该语言者而是为了学习该语言的“外国人”而想出来的。这意味着，我没有必要知道自己所说的日语的文法，也无从知道。但我却可以指出外国人讲日语时的文法错误，这意味着我“懂”文法。但是我又无法对外国人的错误指出其文法的“根据”，无非是说“我们不这么说”而已。这意味着我“不懂”日语的文法，我只是知道其“用法”而已。
引自 16 关于规则
规则虽有，却无法明示。但“教”是存在的。
因此，认为规则可以明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与内化的他者的对话即自我的对话。比如，我们认为如果某个人“遵从规则”，就会被共同体接受。就像只要遵从英语的规则，就会被讲英语的共同体接受那样。但是，维特根斯坦把这个命题更改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对偶”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不被共同体所接受，则此人被看作“没有遵从规则”。这一小小的变形是划时代的，但绝非容易理解。
引自 16 关于规则
共同体内部的劳动不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质”。它不是劳动的一般特性，而是商品交换赋予劳动的特性。因此，这一“社会性质”不是在劳动中，而必须是在商品交换即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所进行的交换中发现。比如，某个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又可用该货币购买其他商品。换句话说，所有商品都可以通约（按照一定比率）。这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认为这是因为任何商品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即包含着人类的劳动。但实际上正好相反，它们是因为交换，才具有“共同的本质”
引自 17 社会和共同体
毋庸赘言，笛卡尔并未停步在“我思”的明证性上。正如他所说，这一“我思”就是他本人，而不能保证也适用于别人。而且他也知道别人的同意丝毫不能保证确定性。或者说，他否定了把“对话”作为真理保证的思想。如果说在历来的沉思中，自我是一个默认的一般性自我或特殊性自我，那么笛卡尔的“我思”则是偏离了这一路线的单独的“singular'”。因此，他需要上帝的保证。然而，从“我思”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个悖论。它只能是个循环论。如前所述，如果是克尔凯郭尔，他可能将其称作“飞跃”（质的辩证法）。总之，针对特殊性一一般性这一路线，笛卡尔引入了单独性一普遍性的路线
引自 18 语言学转向与我思
并不能说商人资本低买高卖所获得的利润就是欺诈性的不等价交换。因为自然所赋予的条件不同，共同体的生产物之价值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这时，商人以某一地域的价格购入某一物品，并拿到价格较高的地域去销售，买和卖都被看作是双方同意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此外，产业资本也是通过不同价格体系之间的交换所带来的差额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不过，与商人资本通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差异而获得空间性剩余价值有所不同的是，产业资本通过技术革新导致价格体系的差异化，从而获得时间性剩余价值。这就会强制产业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产业资本就排除了像商人资本那样从空间差异中获得利润。剩余价值从哪里获得，那是无所谓的。在此，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资本的自我增殖如何成为可能，而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无止境地持续下去。这不在于由于人类的物质欲望无穷无尽。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是人类对物或者使用价值的欲望。
引自 20 商人资本
前面我说过资本为了确保差额（剩余价值）必须不断地进行差异化，这意味着技术革新依靠的并非进步之意识形态，相反，进步之意识形态不过是资本运动的结果而已
引自 21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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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应   2022-06-17 1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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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
2021-07-30 23:59:01

雅各布斯是一名从正面反对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推进的城市再开发，并发起了市民运动的建筑记者。新的城市开发基于被称作“分区”（ zoning）的思想，它以办公区为中心，把街道分为各种区域，在郊外设立住宅区。住宅区通过机车化（ 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如今，世界所有城市都通过雅各布斯所批判的分区以及机车化进行开发以及再开发。她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她的观点，新旧建筑的混合、住房与办公室的混合、各个阶层以及民族的混居才是城市的魅力以及活力所在。她并非反对城市规划本身，因为她的方案也是城市规划。但是她的规划不是为了国家以及资本，而是为了民众的人性生活。后来，雅各布斯在60年代末因反对越南战争移居加拿大。直至90高龄，她都作为批评家、实践家，在反对多伦多的城市开发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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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弋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
2021-07-30 23:56:11

建筑自古有两个起源。一是住房，二是神殿、王官类的庙堂。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这两极至今犹存。比如建筑师从住房起步，一旦成名，就开始建筑纪念性建筑。与此相比，城市设计又怎样呢？在一定意义上，它处于住房与庙堂两极的中间。城市设计不同于住房建筑之处在于，它把建筑看作是多个住房或建筑相关联的整体，即建筑在此是“社会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也不同于纪念性建筑。后者象征着国家以及祭祀的权力，而城市规划则是“社会性”的。尽管如此，城市规划往往从相同于纪念性建筑那样的国家视角进行，即它整体被“自上而下地计划、控制着。亚历山大数学式地揭示了人工设计城市相对于自然成长城市所具有的致命缺陷。他指出：基于规划的城市都是“树状”结构，与自然成长的城市相比它过于简单，因而生活于这样的城市中的人们容易患上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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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隐喻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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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田彰评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

好读哲学，不求甚解

行人哥重会珍珠衫

筆記

“作为文本的建筑”

读书笔记0618-1

读书笔记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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