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ic Income》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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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价值不仅止于财务层面。在实施试点计划的某个村庄，所有年轻女性原本都戴着面纱，所以，她们必须在禁止男人进入的小茅房里拍摄办理身份证（领取基本收入必须使用身份证）所需的照片。不过，基本收入发放几个月后，我和研究团队的一名同事再去拜访那个村庄，发现当地所有年轻女性都不再戴面纱。我们问她们为何会有那样的转变，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解释，以前她们是遵从长辈的交代而戴面纱，但现在既然她们自己有钱了，就能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领取基本收入后，她们终于得以反制某种形式的文化支配力量，变得更有胆识，最后，她们的文化权也获得提升。这些年轻女性毅然决定卸下面纱后，得以更自由地参与村庄的生活，不再受制于他人的目光，更敢于正视他人，不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一点对共和主义式自由非常重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6页 -
最后，基本收入是一种民主化工具，因为所有公民都需要能够取得有助于他们实现自身权利的资源。基本收入将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治（self-government）并建立均等的自尊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7页 -
定期（例如每个月）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通常它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因为它的目标是要支付给所有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基本收入将能强化以下林林总总的日常自由： ·拒绝从事繁重、枯燥乏味、低薪或纯属肮脏的工作的自由。 ·接受以上工作除外的其他所有工作的自由（若纯粹考量财务需要，你可能不愿意接受那些工作，但有了基本收入后，你变得愿意接受那些工作）。 ·即使薪资比以前少或财务安全感降低，却继续从事同一工作的自由。 ·开创小规模事业（虽然高风险，但报酬潜力大）的自由。 ·长时间为亲友从事照护工作的自由，或为社区从事义工活动的自由（若基于财务需要而必须长时间投入有薪的劳动工作，可能就无法自由从事这类工作）。 ·从事各式各样创意工作与活动的自由。 ·冒险学习新技术或职能的自由。 ·免受官僚干预、窥探与胁迫的自由。 ·基本收入将能强化以下林林总总的日常自由： ·拒绝从事繁重、枯燥乏味、低薪或纯属肮脏的工作的自由。 ·接受以上工作除外的其他所有工作的自由（若纯粹考量财务需要，你可能不愿意接受那些工作，但有了基本收入后，你变得愿意接受那些工作）。 ·即使薪资比以前少或财务安全感降低，却继续从事同一工作的自由。 ·开创小规模事业（虽然高风险，但报酬潜力大）的自由。 ·长时间为亲友从事照护工作的自由，或为社区从事义工活动的自由（若基于财务需要而必须长时间投入有薪的劳动工作，可能就无法自由从事这类工作）。 ·从事各式各样创意工作与活动的自由。 ·冒险学习新技术或职能的自由。 ·免受官僚干预、窥探与胁迫的自由。 ·建立 […] ·脱离恶化关系或虐待关系的自由。 ·养育小孩的自由。 ·偶尔偷懒的自由，我们稍后将回头讨论这项重要的自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0页 -
愈来愈多处于相对贫困与经济不安全感状态下的人没有能力脱离那样的窘境，就算再怎么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而就算是持续提高的税额抵减与法定最低薪资，也未能抑制这个趋势。总之，收入分配系统已彻底瓦解。 基本收入和多数替代方案不同，它是一种能改善贫困又不会污名化领取人的方法，换言之，它不会导致领取人成为乞丐或祈求者。诚如许多研究所显示，因申请目标锁定型的财力调查式福利而可能背负的污名，导致很多真正有需要的人出于自尊心、恐惧感或无知而不去申请。尽管上述固有缺陷已人尽皆知，但政治人物却还是持续支持那类计划，实在可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
安全感是最枢纽的关键资产，但安全感的分配甚至比传统定义与衡量标准中的收入和财富更不均。有钱人可以购买物质安全感，而且他们几乎拥有全然的经济安全感。但危产阶级或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的人则全然没有安全感。基本收入能矫正这种慢性不平等的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3页 -
基本收入是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这里的社会正义本质上指的是，社会财富是社会性或集体性的。我个人的观点则是，社会正义是推动基本收入成为某种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补充了另外两个实施基本收入的理由——分别是自由与经济安全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3页 -
每一个个人都拥有或应该拥有“自我拥有权”，所以除非出于自愿行为，否则每一个人都没有义务为其他人做什么。 右派的观点是以一个假想为出发点：首先，他们认为大自然、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所以第一个主动声称他对某项资源拥有权利的人，可以私下占用那些资源，无须事先取得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同意，也无须因此付钱给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来作为补偿。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则是从下述前提出发：自然状态下的大自然是属于所有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除非经过民主途径取得大众的同意，并让大众获得补偿，否则私下占用就是不正当的行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6页 -
多数人总是希望尽可能多赚一点钱。就算少数人选择成天冲浪，只靠着基本收入过活，这些人选择那样生活而对政府造成的成本，也不会比政府特地派人整天盯着他们、逼着他们做某种“工作”的成本高。此外，很多伟人和最伟大的艺术家年轻时也都“无所事事”，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继承了有钱双亲所提供的“基本收入”，才得以“无所事事”地活着。如果他们当初被迫去申请劳动福利（workfare）或从事某些沉闷的职业，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见识到并享受他们的创意天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8页 -
发放给每一个人的基本收入将让平常担任照顾者的人——多半是女性——得以依照其意愿，决定是否放弃有薪工作，另一方面也让平常仰赖亲人无酬付出的“被照顾者”，有能力购买照护劳工所提供的服务。巴西的家庭津贴（bolsa família）现金转移计划已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活动，因为这项计划帮助支付孩童照护的支出以及公共运输费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基本收入也将让妇女更有能力主张平等的医疗优先权，以前“养家糊口者”优先的倾向得以改变。较好的医疗将让妇女得以做更多工作，而且只要愿意，她们也能从事更多有薪劳动，因为较好的医疗将让她们变得较不容易生病。这是基本收入不会“明显”导致工作诱因降低的另一个实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8页 -
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发现，拥有基本保障的人倾向于做更多工作，而非更少。他们也比较愿意与人合作，那意味其所属工作群组将会更有生产力。拥有基本安全感的人会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活力，也比较信任其他人，因此，他们会做比较多的工作，工作品质也比较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6页 -
1）基本收将鼓励一般人把一部分时间从消耗资源的劳动活动转移到保护资源的“再生产”活动，如看护或义工工作。 2）很多污染其实是肇因于让较有钱的人受益的生产与活动，最显著的例子包括航空运输、车辆所有权、空调的使用，以及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说，某种程度上，基本收人可解释为对被莫名被迫负污染成本的人的一种局部补贴。 3）相反来看，对于因各项环保对策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来说，基本收入也可当成对他们的一种补贴。如果课征到的碳税税收能用来发放基本收人，补偿低收人者、矿工与其他因此失去赚取薪资收入机会的人，那么导人碳税的政治阻力就会比较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7页 -
由伊朗的例子就可看出基本收人能打破这个僵局。如果废除化石燃料的补贴，燃料价格势必会上涨。然而，政府从此就能把原本耗费在那种有害补贴的巨额资，重新量向筹资“绿色红利”（green dividends）平等发放给一个人。于是，使用较多化石燃料的人必须付出较多代价，而对低收入者来说，这项红利的价值将相对高于他们的化石燃料支出与收入。 而针对化石燃料课税，相关税金也可重新导往增社绿色红利的方向。 通过这种双重做法，低收入国民的经济状况将会好转，届时所有人也都能因化石燃料用量的减少而受惠，因为污染减少，健康状况改善，且地球未来的生态也将改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8页 -
很多社区创造了让其他人也能连带受惠的财富，但它们后续有可能因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陷人贫困而受苦；相反地，因这些社区的生产成果而获益的人，却可能继续享受繁荣，通常是通过继率的富和特。所以，基本收可视为基种财富转移——将我们集体继承的遗产部分转移给较少享受到特权的社区。让所有人分享那些钢铁工人及其后继者一手创造的继承财、称一种代际社会正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8页 -
除非一项政策改善了最弱势者的处境，否则就不算达到正义的要求。 各国政府奖社会保障制度改为财力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在英国、德国及多数其他工业国家，原本领取微政府津贴的人一旦转而从事低薪工作（这种工作可能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就业机会），便可能面临超过80%的边际“税”率，因为他们原本领取的津贴会因此被撤销，而这样的税率远比中高薪资收入者的税率高。（譬如低保1000元，上班后的工资有1500元，却要交20%的税金，那还不如不工作领低保） 对照之下，如果一个制度的最低社会保障是不课税（且不可撤销）的基本收入，而且所有高于最低收标准的收入都只课征一个标准税率（或许对较高收入级距的群体设定较高税率），那才堪称符合租税正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4页 -
个人发放的基本收入当然不可能消弭家户或家庭内部的所有结构性不平等，但至少能降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务依赖度。其次，基本收入是全民且均一的（家庭里的每个成员或每个成年成员都会领到同等的金额）； 相反地，以财力查式津贴来说，高于困线的家庭里没有财务自主能力的女性呗排除在领取资格之外。 因此，对个人发放的全民支付将较公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5页 -
基本收入让相对贫困的人得以参与社会，也体现了我们身为人类对彼此的道德义务，有助于凝聚整个社会。 另外还有一个更广义的论述。当一个社会是由社会地位大致平等的人组成，这个社会倾向于更民主，容忍度也较高，而基本收人制度就是那种平等的展现，它能促进社会上休与共的连带感及共同公民意识。 基本收人实施与否，也和国家利他主义（altrusim）有关。利他主义能促进因利他主义而受惠的人的利他之心，而政府以我们的名义而采取的卑劣行为，也会助长公民的卑劣行为。整体来说，我们希望公平，所以，若政府能采取公平正义的行动，通常就能引导公民采取类似的行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0页 -
安全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如果真心想要建构良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蓄意借由他人的不安全感来获取利益的特权精英群体得以扩展势力范围的社会，就应该将“安全感”列为目标之一。“希望让他人也拥有你想要的东西”需要勇气，而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2页 -
第二，为什么要把“充分就业”视为一种进步主义政策？尽可能将最多人塞进各种从属于不同“老板”的“就业机会”，究竟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事实上，很多（甚至大多数）就业机会都很乏味、让人变蠢、有损人格、令人孤立或甚至危险。基本收入至少有助于改善就业机会的本质，因为它让更多人有能力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就业机会，或可以就投入特定工作而要求更高的薪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3页 -
闲散领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岂料一只棕色鸟儿飞到苹果树上歌唱 只蝴蝶在田野中飞舞， 所有树叶更声声呼唤着我。” 《我今天原本真心要做我的工作》 理查嘉利安尼（ Richard le Gallienne） 1866~1947年 些许的闲散本身并没有错，这个观点和执拗的劳动主义者向严守的训恰恰背道而驰。各个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都曾以不同的论述，赞同些许的懒散是好的。其中，亚里士多德更直言不讳地承认闲散对沉思的必要性。罗素也写过一篇远近驰名的小品文《闲散颂》（ In Praise of Idleness）。另外，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 Paul Lafargue）则写了一本名为《懒惰的权利》（ The Right to be Lazy）的书，这本书颠覆性十足，备受共产主义者憎恨，因为书中的论点反对强迫每个人更密集劳动。然而，如今诸如“闲散”和“惰”等字眼，却带有明显的贬义，被用来传达不积极、浪费时间与随波逐流。 闲散有什么不对？尤其是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更加需要放慢脚步，回头深思加图（Cato）的至理名言“一个人最活跃的，莫过于他什么也不做的时刻。”现代人正面临失去反省慎思、冥想甚至沟通与真正学习的能力的风险。 从伽利略（ Galileo Galile）到亚当・斯密（ Adam Smith）等人，很多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文明贡献之所以那么显赫，都是因为就传统的经济意义来说，他们都“无所事事”。达尔文（ Charles Darwin'）就承认，他之所以会登上小猎大号并展开那史诗般的航程，都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让他无需为了养活自己而工作，还能拥有非常丰富的安逸生活”。笛卡儿（ Rene Descartes）也说，他对西方哲学与数学贡献革命性突破的唯一可能原因是，“感谢上帝，我的环境让我不会感觉到... (查看原文)
作者: Guy Standing
副标题: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sbn: 0141985488
书名: Basic Income
页数: 400
定价: GBP 8.99
出版社: Pelican
出版年: 2017-5-4
装帧: Mass Market Paper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