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新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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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 我很喜欢＂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2页 -
教育重在教人、但尤重在教其人之能自得师。最高的教育理想，不专在教其人之所不知不能，更要乃在教其人之本所知本所能。... 近代有国民教育，则是教人以一种狭义的国家民族观，亦将把人类各自分歧。又称公民教育，乃教导其各为一国家之公民而止。在共产主义下，则惟有阶级教育，所教必限于无产阶级。又有职业教育，此乃一种市场教育。乃生活所需，非生命所在。凡此种种，皆是有类之教。其教有类，乃是人各分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38页 -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西方是人人可为上帝之信徒，中国则人人可为圣人。上帝超越外在，高高站立在人文圈子之外面。圣人则反身而内在，仍在人文圈中做一平常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智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研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智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智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智识分子一特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个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渲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汉人那样醇朴厚重，也不像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的，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书生式的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 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 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 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圣”的向往与崇拜，这可说是儒家精神。而道家如庄周，则认为“圣人”二字，便已容易引人入迷，容易叫人误想作圣人是高出于人人的一种超越外在。 于是他高唱归真反朴，回于自然。因此中国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因此，道家不称他们的理想人为圣人，而改称为“真人”。儒家的圣人，人人可为，而道家的真人，则自然即是，为则失之。 道家不仅认为理想政治应“无为”，即整个理想人生还是一“无为”。道家所谓“内圣外王”，乃以一理想的无为人格来领导理想的无为政治。一切有为，皆从无为出，皆须从无为上建体。以“无为”之体，发生“有为”之用。那种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道家理想中，不该冲出大圆外线，不该破坏此一大圆形。多角放射，应该回向此圆形中心，应该包括涵盖在此大圆形之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唐代智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 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中国知识分于 一九五一年 -
先就西汉言，皇帝的秘书处“尚书”，最先仅与尚衣、尚冠、尚浴、尚席、尚食同称六尚，而且尚书也只有四员。但宰相秘书处却有十三个部门，古称十三曹。西曹管相府吏属署用，此是后代吏部事。东曹管二千石长官迁除，并军吏任用，此属后代吏部兵部事。户曹管祭祀农桑，此属后代礼部户部事。奏曹管一切奏章，此如唐之枢密使，明之通政司。词曹管词讼，此是后代刑部事。法曹管邮释传递，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邮传部。尉曹管运输，此后代工部事，清代有漕运总督。贼曹管盗贼，决曹管罪法判决，此后代刑部事。词曹所管属民事，贼曹决曹所管属刑事。兵曹管兵事，此后代兵部事。金曹管货币盐铁，此后代户部事。仓曹主仓谷，此后代户部事，清代有仓场总督。黄阁管十三曹之总务，此乃宰相府之秘书长与总办公处。由其组织庞大，即可见全国一切行政，在宰相府无所不关。后代尚书六部二十四司，在此十三曹中早已包括。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
。“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奔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照中国古代的社会观念，一切土地全属于贵族，平民并无土地所有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入侵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为自由工商业为不发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页 -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弟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步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2页 -
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08页
作者: 钱穆
isbn: 7108062917
书名: 国史新论
页数: 372
定价: 56.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8-8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