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

探求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八種武家美德

鑽研佛教、神道、儒教等本土信仰

回溯羅馬、希臘及聖經時代，發現日本與西方的異同

二○一八年。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

提到明治維新，吸引許多讀者的大多是幕末京都以新選組為中心的刀光劍影、風起雲湧，或是像「篤姬」、「西鄉殿」這些影劇作品所描寫維新前夜憂國志士們的奮鬥過程。但是許多日本史愛好者也都知道，其實日本內憂外患的狀況並沒有因為明治維新告一段落，反而大半段的明治時代，整個日本都在為了獲得國際承認和抵抗外侮這兩件事，幾乎耗盡了所有的心神精力。作家司馬遼太郎甚至主張「明治就是為了日俄戰爭作準備的時代」，因此完成了生涯鉅作《坂上之雲》。而日本真正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完全的關稅自主權，也得等到一九一一年的明治最後一年。

日本文化論的經典 明治時代的偉大產物

明治是曙光射進日本的時代，同時也是日本朝著「列強」邁進、辛苦掙扎的時代。

《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戶稻造出生於明治前夜的一八六二年，可說是純粹的「明治之子」。這位生長於岩手縣盛岡市的舊士族後代，就像日俄戰爭裡的秋山兄弟一樣，正因為出身於幕末時期的「賊軍」地區，所以在維新之後愈發努力上進以求報國，想要證明自己比薩摩、長州等維新勝利組更加忠君愛國。而新渡戶稻造也真的在幼年時遇到明治天皇行幸家中，領受了明治天皇希望他繼承父祖家業、好好致力於農業的金言。因為這樣，新渡戶稻造一生立志要在農政上有所成就。

這是新渡戶作為一個日本人傳統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新渡戶家因為祖父在江戶經商致富，所以家中從過去就有不少西洋製品，這些都啟發了新渡戶對於西洋的好奇及愛好。而後新渡戶更進入了以初代校長克拉克校訓「Boys, be ambitious！」（少年們懷抱大志吧）聞名的札幌農學校，日後更入信成為基督教徒，成為明治時代文明開化的西化先鋒人物之一。

日俄戰爭的調停契機 「台灣糖業之父」對武士精神的深刻思考

而這位融合了新舊東西的特異人物，其實也和台灣有極深的淵源。在遍歷歐美之後，新渡戶接受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邀請，來台擔任總督府技師。雖然當時的新渡戶除了擔任教職外並沒有太豐富的實務經驗，更別說是殖民地的經營手腕，但是在素昧平生的農商務大臣曾禰荒助再三請託、加上後藤新平和兒玉源太郎這些「大人」們的強力懇請下，原本在美國休養兼寫作的新渡戶終於決定前往台灣。而新渡戶被邀請來台的理由，主要是因為當時總督府裡有不少出身札幌農學校的專業人員，再加上當時台灣統治的最大任務，是經由殖產興業來達成台灣財政的獨立。也因為這樣，新渡戶的北海道拓殖經驗被期待可以成功運用在台灣這塊新領土上。這個一開始連新渡戶自己都沒什麼自信的安排，從結果來看卻是極大的成功。新渡戶在職期間向總督兒玉源太郎提出的「糖業改良意見書」，相當程度上建立了台灣後來製糖業的基礎。也因為這樣，同為農政出身的李登輝前總統極為推崇新渡戶所著的《武士道》，甚至專門著書導讀。而身為農政官僚的身分，讓新渡戶和同為農政官僚的日本民俗學開祖柳田國男意氣投合，進而組成了研究日本各地風土民情的「鄉土會」。

新渡戶稻造就是這樣一位站在舊傳統和新時代、東洋道德與西方文明交界點的人物。在來台之前的美國休養期間，他完成了生涯最重要的著作《武士道》。這本以英文寫成的日本文化論不僅在西方大獲好評，連後來的老羅斯福總統都深受感動，甚至成為日後美國為日本調停日俄戰爭的契機之一。書中的主題，當然是針對武士道裡的各種美德詳作說明，而這些對於武士道的解釋，也幾乎成為日後外國對於武士的「官方印象」。明治維新的成立，的確依靠薩摩、長州等維新雄藩的基層士族。而新政府成立後，西南戰爭也讓薩摩地區號稱最強的士族們消滅殆盡走入歷史。但是明治時代的國家建設、以及清廉到讓人難以想像的官僚風氣之所以可以成立，絕大部分仍歸功於江戶時代建立的士族倫理道德。尤其是上述來自過去賊軍地區的舊士族們，就算軍、政等要職大多被維新勝利組地區把持，他們卻比任何人都更在教育、文化、技術上費盡心力，想要證明自己的主公從三百年來的藩主進入以天皇為中心的明治國家後，其忠心仍然不變甚至更為堅定。這是明治時代舊武士們「對內」的武士道。

另一方面，明治是個帝國主義全盛、物質文明壓倒一切的時代。在這個前提下，幾乎所有的日本舊傳統和東方文明看來都是落伍陳腐、需要被改革的對象。而明治政府也忠實地遵從這個大前提，在物質文明上努力推動西化政策，著名的「明治天皇帶頭吃牛肉」故事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但是面對這種強勢的西洋文明，如果日本人連精神上都承認自己的劣勢，難保民族自尊心不會因此崩盤。於是相對於西洋的騎士精神，新渡戶提倡的就是日本的武士道。就像新渡戶在原版自序中所言，在提到日本文化時「小泉八雲（著名的外籍日本民俗學者）等人就像律師或檢察官一樣，而新渡戶覺得自己就像被告一樣只能努力地為日本辯護」。在這種相對於西洋的對抗意識下，日本人新渡戶提出了武士道這個江戶時期「公務員」的道德標準。這是明治時代舊武士們「對外」的武士道。

雖然《武士道》一書成書於這樣的時代背景，但並不影響它日本文化研究的經典地位。士族在江戶時代連同眷屬或許佔總人口數不到百分之十，這些階級為「武士」的人們卻實際負責日本國內所有行政事務，這也是前文把武士稱為公務員的原因。江戶時代的武士雖然因為長年的和平而公務員化、甚至事務化，但在物質上或許並不富裕、卻享受身分制度中榮譽特權的他們，卻沒有忘記從鎌倉時代以來所培養的「名こそ惜しけれ」——以名聲為最高價值、絕不作出羞恥之事——傳統。大自忠義、勇敢的觀念，小自日常的禮節、對刀的重視甚至是切腹這種外國人聞之色變的特異風俗，其實都立基於這般「公」和「私」、自我與他者間的認識與規範。因為有這樣的大原則，所以江戶時代的武士雖然不再征戰甚至文弱化，但是他們打造出強烈的公私分明價值。這也成為日後明治時代的國家原動力，擴散到所有階級成為日本人的基礎道德。《武士道》裡所有武士的特性都延伸自這個基本精神，而這些美德，也是今天日本人奉為圭臬的道德價值。

花中櫻木 人中武士

在描寫日本的特色時，日本人常用的一句話是「花中櫻木，人中武士」。如果一年只盛開一周的櫻花是日本價值裡最美的植物，那麼武士就是日本人裡最崇高的族群。而這句話裡櫻花和武士的共同點，就是櫻花在最美的盛開時期凋落，武士也一樣在人生堅持自己的價值，最後可以為了價值高潔地結束自己的生命。當然不是所有的武士都死於非命，但是在名譽和生命需要二選一時，武士道的教導讓他們很清楚自己該作什麼樣的選擇。這些外國人看來似乎有點瘋狂的「美德」，在《武士道》一書中有完整的脈絡說明。看完這本書，你會發現武士和我們一樣是人，只是他們有不一樣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這些元素同時打造出日本民族的獨特性——即便在功德主義盛行的今天，這些特色漸漸從日本社會中消失。不過也因為這樣，日本社會最近才掀起了一陣重新檢視武士道的風潮。

實踐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蔡亦竹 專文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