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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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上弄清非典型腐败的来龙去脉了:腐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权力可以赎买;非典型腐败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权力的赎买成了习惯;权力的赎买之所以成了习惯,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权力关系;社会生活中之所以到处都是权力关系,则因为我们有两干多年专制主义传统,有两千多年权力社会历史及两千多年来由这个制度和这种社会培养造就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即国民性。尽管现在已不再是帝国的时代,但任何一个新制度都无法割断它和旧制度在文化上的联系,总会多少接受一些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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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帐而朝臣无大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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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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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因为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这是一种使任何正派人都会肃然起敬的精神,也是一种使侵略者和专制者最后都不能不却步的精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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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像晁错那样急火攻心,还能不坏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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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她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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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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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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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没有“能不能做”,而后者却恰恰是政治家必须考虑的。政治家不但要考虑“能不能做”,还要考虑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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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他人着想;而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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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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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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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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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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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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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规”这两个字,实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面,它是“陋”(腐败),另一方面,他又是“规”(常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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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虽然也是贵族,但他们和天子、诸侯、大夫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没有或很少有土地这个“不动产”,不像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也就是说,只有知识或武艺、智力或体力的士,是“以身报国”的。所以对于士来说,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个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学问或者一身好武艺,就可以帮助大夫打理采邑,这就是“齐家”;协助诸侯管理领地,这就是“治国”;辅助天子征服世界,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士不为土地所束缚,又是贵族,人身相对自由,施展抱负和身手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同为贵族,诸侯和大夫的任务主要是“保家卫国”,士的任务却是“修齐治平”。结果,品级较低的士,反倒比诸侯、大夫“理想远大”(诸侯和大夫如果动不动就要“平治天下”,是会有“图谋不轨”之嫌疑的)。后世以“国士”自居的读书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根源就在于此。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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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就会在乎,在乎就会惆怅,而惆怅并不是怨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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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为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分;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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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养成这样一种“习惯”也并不容易,它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权力至上和权力蔓延的社会。第二,权力的可以赎买和必须赎买已成为全民的共识。第三,对于不造成典型腐败的权力赎买,大家已习以为常,不认为是腐败。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便恰好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