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是平等的实践主体。人类学调查如果只是想着窥测他者的世界，抓取目标社区的材料来做主观的分析、解释并贸然建议人家整改，既不向目标社区交待自我的认同和反思自身社会文化的局限，也不去理解当地人行事的主观道理和客观情境，那就是不可接受的田野工作，就不能通过这个学科的成年礼。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按照“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中国大学之道，我们在读这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之前，先得温习一下格尔茨的《文化的阐释》。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工作反思》在两方面跟格尔茨和他的故事有关：第一，他是格尔茨在芝加哥大学时教出来的学生，也应是这位解释人类学巨匠平生为数有限的及门弟子之一。他的这份“摩洛哥田野作业”是从格尔茨手上领来的活儿。由于格尔茨不久就去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熏 Princeton.)做专职研究教授了，所以拉比诺也应是他的关门弟子。第二，拉比诺要反思的“田野作业”地点，就在格尔茨平生做过实地调查的两个国家之一：摩洛哥乡下（另一个是印尼巴厘岛）。拉比诺在那儿调查的塞夫鲁乡村文化习俗，都与柏柏尔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本书附录）。拉比诺调查塞夫鲁乡下时，格尔茨夫妇正在调查该镇居民生活。后来赫赫有名的格尔纳(Ernest Gellner)也正在附近研究柏柏尔人。总之，他们是在同一个新兴阿拉伯国家做着同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比较研究项目。
拉比诺自言，《摩洛哥田野工作反思》使用的是现象学方法，研究的是阐释学问题。拉比诺引述利科，说现象学是一种过程描述：状写先在的意识如何影响文化当事人眼下的行动，当前行动又如何使其发现新的意义并以此作为今后行动导向。简言之，那就是对主体的先在意识与事件的能动过程之间辩证关系的描述。阐释学的要旨是：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反思性地理解自我的社会和文化。那就是通过把研究对象主体化而把研究者自身客体化的办法，来达到理解对方、反思自身和追求互主性(intersubjectivity)的目的。这是人类学的真谛真趣，其实也正是古今人类跟他者打交道的不二法门。这样构拟摩洛哥行事主体的处境和心态，能让我们远离把概念当事实的唯理论误区，从而把眼光更多地集中在社区行事主体上，把心思更多地用在对他们的理解上。
接下来再看书里的故事就很简单。作者在“引言”和“结论”两处都交待得很清楚：一个对自身社会厌倦和失望的美国年轻学人，凭着他在芝加哥大学学来的人类学知识和讲法语的能力，出走到刚刚独立的摩洛哥去做实地调查和精神朝圣，想到异国他乡阿拉伯部落社区去看别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为了进入作者心中的麦地那，一个由宗教圣人后裔和仆从组成的社区西迪·拉赫森村，他不得不由表由里、一层一层地穿越各类中介者。在这个漫长而令人兴奋的穿越过程中，他自己的心态有了始料不及的变化，完成了一个像剥洋葱那样由表及里去认识他者，又从里向外来反思自身的循环周期。
在此过程中，他攻克了当地人引为自豪、认为坚不可摧的阿拉伯文化三重堡垒：语言、女人和宗教。他学会了阿拉伯语，接触了当地女人，又与村里的圣人后裔深度探讨了伊斯兰教。结果他发现，世界上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大家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因而也都是对方心灵深处的他者。“彼此而言，我们都是深层的他者”。这个他者性在本质上“是不同历史经历的总和”。“隔开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过去。”“不同的意义之网分割了我们。”但今日的全球化又使“这些不同的意义之网至少是部分地互相缠绕在一起。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差别，对传统赋予我们的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时，对话才可能实现。我们于是开始了各自的改变历程”。
这就是保罗·拉比诺对于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拉比诺的经历和道理对于讲了几千年“推己及人”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中国人而言，既不费解也不难表述，正在思索构建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中国学者更不会感到这有什么石破天惊之处。
但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做调查的时间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1960年代末期。当时的他24～25岁。1977年本书初版时，他也才33岁。那时的主流人类学家多半还视田野调查“如鲜血之于祭坛”，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主体之于客体，先知面对后觉。拉比诺针对这种成见提出一个新理念：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是平等的实践主体。人类学调查如果只是想着窥测他者的世界，抓取目标社区的材料来做主观的分析、解释并贸然建议人家整改，既不向目标社区交待自我的认同和反思自身社会文化的局限，也不去理解当地人行事的主观道理和客观情境，那就是不可接受的田野工作，就不能通过这个学科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十多年后，拉比诺的这个信念作为反思人类学的成果，通过同行新锐马库斯、费希尔和克利福德等编写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和《写文化》等著作，多半已成为学科前沿的常识。相较于前面讲的摩洛哥及其田野工作反思，真正难说的倒是拉比诺其人。他的学术简历用10号英文小字打印在B4纸上也有16页之多，说明他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学界成名之后，把力气主要用在两条战线上：一是研究和推广法国的福柯思想；二是借助福柯思想的启示，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公司的生理和生态，特别是PCR（聚合酶链反应，即基因扩增）和基因组分析（功能基因定位和解码）技术对人类自由和人类道德的影响。总之，在中国做文化人类学的同仁到今天还不知有拉比诺这个前辈，应该感到汗颜。
我们难说他的原因有二：首先他一直被一种超越在学科之上的哲学问题意识和社会使命所累，忙于在几个后现代领域里追奔逐北，迟迟不能明确自己在学科传统里的定位；二是他虽然讲究反思却也心高气傲，一直很少讲个人身世。跟他要好的几位学科高手又多半是说起话来喜欢绕绕乎乎的后现代阵营中人（试读布迪厄为本书写的“跋”）。因此，他在美国人类学界一直是探索前沿的侦察兵而不是主力部队，所以他在学科主流里的地位虽然不低但也不高。好在拉比诺30年前写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今天终于要出中文译本。
作为格尔茨屈指可数的学生之一，拉比诺在晚年回忆中对其导师有所感念也颇多微词。微词抱怨的多半是格尔茨自行其是的个性，对集体项目的漫不经心和由此导致的学科发展机遇丧失。拉比诺其导师格尔茨才华横溢且好运连连，却都因为他那孤芳自赏的性格和知难而退的作风而没能转化成学科发展动力。先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老师包括施奈德都跟学生一起反对美国打仗，格尔茨却偏以反共为名支持美国卷入战争。1967年，格尔茨提出一个具有整合学科资源、积累研究资料前景的摩洛哥研究计划。这个充满创意的计划得到学界热烈响应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却又因格尔茨中途变卦跑到普林斯顿大学而沉痛流产。普林斯顿大学有更多优厚条件让格尔茨干大事。那里的大把资金和自由的体制足够他登高望远协调同行重振学科。但格尔茨却沉迷于个人兴趣和艺术家的风格而不为学科做筹谋。更令拉比诺扼腕叹息的是：格尔茨作为解释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却拒绝参加1980年代美国学界因输入福柯代表的欧洲后现代思想而掀起的辩论和反思热潮。在贝拉因为倡导“道德的社会科学”而跟主张“用社会学解构符号霸权”的布尔迪厄打得不可开交时，格尔茨却作壁上观。拉比诺这本《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出版，贝拉和布尔迪厄都为此写了序言。格尔茨却力劝作者莫出此书以免自毁前程！
拉比诺透过格尔茨的学术生涯看明白了一个道理：维护人类道德良知的事业最终是一桩集体事业。这事业既需要个体的艺术创作灵感也需要如同工业生产那样的集体协作。没有集体协作的个人创新成果再新奇突出，其作用终归有限。没有艺术创新的集体协作也容易流于平庸，即使有所传承也难有竞争力。总之，学科知识生产的道理跟人类文化的传承如出一辙。
本文是笔者应本书译者高丙中教授之约，为拉比诺教授画的一幅速描像。笔者跟多半读者一样，还没见过拉比诺教授其人。读者大可将本文看成笔者基于个人感悟而对他生发的一些理想。如果这份理想跟作者、译者和读者有些许接近，让大家觉得“心有戚戚焉”，那笔者当然庆幸。如果它跟所有人的想法都格格不入，笔者也只能用拉比诺给他第一部著作的命名《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来做托辞：从呈现在眼前的同一组现象或象征里，各位看到了历史变迁，笔者看到了文化形态。历史变迁取动，重手段创新，结果人人不同；文化形态取静，重道德需求，结果大同小异。2004年前的拉比诺看重的显然是前者，今天他看重的已是后者。虽然前者与后者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他自从进入学科之日就一直对人类的“道德性”情有独钟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古人如孔子和司马迁读《易经》，都能感到其作者有隐忧。我们读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也会感到作者有着不可名状的焦虑和隐忧。隐忧的根源是关切。任何人只要对人文社会长期关注，目睹人世的纷繁变化，思考其可否持续的前景，反思自身在其中能起的作用和应该选择的做法，隐忧迟早会油然而生。是为反思，是为值得过的生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热厥中！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4月1日）
http://www.cp.com.cn/bk/newsdetail.cfm?iCntNo=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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