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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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可以成为激情洋溢的战争领导者，通过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反应这一十分复杂的化学过程，女性领导人在男性下属心中激起的高度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性领导人难以企及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2页 -
p014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本以为，希腊人会像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对波斯人作战那样，表现出同样的顽强，排成紧密队形，“傲然挺立直至战死”。古希腊那种作战方式经过历史的迂回曲折，后来成为欧洲人自己在西欧的作战特点。他们期望现代希腊人至少愿意重拾他们祖先的紧密队形战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回自由。然而，希腊人“作战的目的”只是要赢得维持他们游击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继续在边境山区无视权威，以抢劫为生，只要对自己合适，随时转投靠山，一有机会就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绿绿到处招摇，挥舞着凶猛的武器吓唬人，收受贿赂却光拿钱不办事，而且他们绝对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40 成功的武士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痼疾:胜利后不利用物质上的所得来投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而是故步自封，趋于僵化。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57-058 日本退出了火药时代。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毫无疑问，枪炮是外国人侵的象征。它们使人联想到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这种联想虽然不合逻辑，但不可避免。传教士被认为预示着基督教的大举入侵一这种人侵不久前刚把菲律宾纳人西班牙的掌控。德川家康的继任者德川秀忠严格执行他的历届前任颁布的对传教士的镇压和驱逐令，但驱逐令颁发时为时已晚;在此之前，传教士已经抵达日本并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活动。1637年，日本的基督徒发起了岛原叛乱，在作战中使用了火药，这更加重了大将军府对基督教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事物的怀疑。德川幕府平息了叛乱，此后的200多年内，无人企图挑战它的权威。它也完全关闭了日本，把一切外国人和外国的影响拒之门外。 促使日本闭关自守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在外交政策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它于1592年人侵朝鲜，这显然是它想侵略中国的野心膨胀的计划的前奏，但到1598年，它对朝鲜的侵略以失败告终。然而，还有一个原因比排斥外国事物更加重要，同时也是这种排斥的深层理由，那就是当权者认识到枪支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平民或土匪拿了枪，可以推翻地位最崇高的贵族，火药时代中每一个欧洲骑士对此都深有感受。塞万提斯就借堂吉诃德之口谴责枪支是“一种让卑鄙怯懦的手夺走勇敢骑士生命的发明”。43 日本控制枪支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真正可以做得到。欧洲的武士可能因火药对他们生计职业的影响而痛心疾首，但欧洲的东南方边界漫长开阔，经常遭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炮的猛攻;如果要想保证基督教的生存，欧洲人别无他法，只能使用大炮还击。就在技术进步增加了大炮的机动性和火枪的可靠性的同时，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基督教徒不能向别的基督教徒开枪的禁忌因此消失于无形。日本则完全没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遥远的距离和日本人尚武的名声保护了日本，使欧洲的航海者对它敬而远之;中国没有现代海军，也没有人侵日本的意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70-071 然而，游击队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定格艺术。游击战争远比艺术表现中残酷。事实上，发动人民战争，使得安分守己的公民不得不拿起武器，这种经历悲壮得难以言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民大多数人幸免了这种经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绝对没有经历。实际目击了此种事情的少数人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牛津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威廉・迪金于1943年跳伞进人南斯拉夫，加人了铁托的队伍;他描述了与一些被捕的切特尼克成员见面的情形: 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游击队抓住了切特尼克泽尼卡小组的组长戈卢布・米特罗维奇(Goluv Mitrovic)和他的两个手下。我在林中的一块空地见到了他们。有人建议让我亲自审讯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拒绝了。英国人不能卷入他们的内战。事实很清楚。我不能参与审讯即将被处决的切特尼克俘虏，那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以内。我转身穿过树林走开了。几声短促的枪声结束了这件事。几分钟后，我们行军经过了那三具尸体。游击队领导因为这件事对我很不满意。我早就预料到早晚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也知道我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从未动摇过一一但代价是引起了我们游击队盟友的不理解和某种不满。他们觉得我们不愿意和他们并肩作战。58 迪金做得没有错。在英军承认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条文准许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不经法院判决就处死落入自己手中的手无寸铁的人。 米洛万·吉拉斯在叙述他游击队生活的精彩的回忆录《战争年代》中，诚实地叙述了游击战的行为守则使他产生的政变。他是这样对待被他抓住缴了械的俘虏的: 我摘下了步枪。我不敢开枪，因为德国人就在头上40码[1]远的地方，他们的叫喊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用枪猛击那个德国人的头部。枪托打裂了，那个德国人仰面倒了下去。我拔出刀来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我把刀交给拉亚。内德利科维奇(Raja Nedeljkovic);他是政工干部，我在战前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94 因此，“永久性”和“偶然性”因素对战争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极其复杂。作战的人不能不受限制地为所欲为，尽管作战本身就突破了常规和世故的审慎对人的行为的正常限制。战争总是有限的，这不是人的选择，而是由大自然所决定的。李尔王在怒骂敌人时，可以威胁说:“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然而，其他身陷困境的君主发现，这个世界上让人惊怖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得成的。财力可能不够，天气可能变坏，季节会更替，朋友和同盟的意志可能减弱，人性本身可能无法接受争斗带来的苦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94-095 无论如何，人性中女性的那一半对战争的态度十分矛盾。女人有时是引起战争的原因，有时则被用作战争的借口一抢妻是原始社会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也是挑唆极端暴力的煽动者一麦克白夫人的类型众人皆知。女人作为战士的母亲也可以是铁石心肠，宁肯承受失子之痛，也不愿忍受懦夫儿子生还的耻辱。而且，女人可以成为激情洋溢的战争领导者，通过男性对女性特质的反应这一十分复杂的化学过程，女性领导人在男性下属心中激起的高度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性领导人难以企及的。14不过，除少数例外，战争是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置身事外的一项人类活动。女人指望男人保护她们免遭危险，当男人没有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对他们痛加责备。女人参军人伍，照顾伤员，男人去打仗后担起耕种田地和放养牲畜的活计，甚至挖掘由男人来守卫的战壕，在工厂里为男人生产武器。然而，女人不参加作战。女人之间很少动手，而且从未在军事意义上和男人动过手。如果说战争自古就有，是全人类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加上一条最重要的限制:它完全是男性的活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1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 -
p099-100 然而，大部分时间中，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合作必定是正常的行为，个中原因需要做些解释，但道理并不深奥，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合作对大家有利。因此，如果不发生背离合作原则的事情，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就无事可做。他们提出的理论就只能是人所共知、可以预见的，那样的理论没有人会感兴趣，也不值得阐述。他们需要解释的是个人和人群行为的不可预见性，特别是暴力行为的不可预见性。暴力的个人是对群体内合作的主要威胁，暴力的群体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方向不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也是辩论最终总是回归的一点:人到底是本性暴力还是人的暴力潜能是由物质因素激发出来的?人具有暴力潜能这一点无可置疑，哪怕只是因为他有牙能咬，有脚能踢。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大致归为“物质论者”，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完胜自然论者。自然论者一致反对物质论者，但内部又分歧严重。少数人坚持认为，人天生暴力;虽然那此人大都不肯承认，但实际上他们的论点与笃信人的堕落和原罪理论的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如出一辙。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暴力的行为要么是有问题的个人的举动，要么是对某种挑衅或刺激的反应;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能找出导致暴力的引信，加以平抚或予以去除，人类交往中就再也不会出现暴力。自然论内部这两派之间的辩论十分激烈。1986年5月在塞维利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上，与会的多数人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采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种族声明的格式，斩钉截铁地谴责了人天生暴力的理论。塞维利亚声明共有5条，每一条都以“.....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这样的字句开头，完全是不容辩驳的架势。这5条谴责了所有认为人天性暴力的论点，并逐条予以否认和批驳。那些论点是:“我们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作战的倾向”，“战争或任何其他的暴力行为是人类遗传的天性”，“在人类进化中，侵略性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应物竞天择的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13 人种学家孜孜不倦地把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尽力予以描述、分类和整理。他也毫不犹豫地长篇大论地讨论战争，因为战争是人最重要的一个非物质的情结。但对于“这个群体如何作战”这个核心问题，他却避而不谈。做田野考察的人对蛋糕上的糖霜层了解得巨细无遗，却忽视了蛋糕本身。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35 波尼人的斯基迪(Skidi Pawnee)部落每次突袭时都争取抓住敌方的一个美貌女子，然后把这个姑娘交给地位很高的一家波尼人收养。她惊讶地发现那家对她比对自己的女儿照顾得还精心。她成了受尽宠爱的心肝宝贝。然而，一天深夜，她忽然被粗暴地抓起来，剥光衣服，有半边身子从头到脚被木炭涂黑。这样，她变成了日夜交接的象征。然后，她被吊在两根木柱之间......就在神圣的启明星升起的时刻，她的养父必须用箭射穿她的心脏。然后轮到祭司射箭。到仪式完成时，她的尸体已经被射得千疮百孔。这种祈仰启明星的仪式对波尼人的福祉至关重要，能保佑他们诸事成功，尤其是农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47-148 有一种说法是，生育后尚在哺乳期的灵长类动物通常随配偶到 处游荡，但南方古猿的后代失去了长时间吊在妈妈身上的能力，于是母子只能留在后面，进食地因此成为南方古猿的家，由雄性把食物带回家来吃。在约40万年前从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直立人(homoerectus)身上，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直立人的大脑容量增加，头部自然长大许多，但出生前胎儿的身体却没有相应长大。结果，直立人的婴儿出生后处于发育不完全状态的时间比南方古猿长得多，迫使母亲必须待在进食地;雌性直立人的骨架为适应怀孕时胎儿的大头所发生的变化使她不再适合去很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一说雌性就是在这个进化阶段不再有发情期，即只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受孕这一其他哺乳动物都具有的生理现象，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对雄性有吸引力;她们因此更有可能被选作长期的配偶，自己也愿意挑选长期的配偶，并避免与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发生性关系，她们的配偶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可以肯定，失去发情期使雌性从发情期的疯狂中解脱出来，因此得以小心照顾她发育不全的大头婴儿，使他/她能够长大。 无论如何，这个说法为家庭单位的发展、它对栖息处和运送食物的需要，以及它内部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51 无论如何，旧石器时代的人尚未发明弓箭。7然而，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时，发生了“一场武器技术的革命.....出现了4种强大得惊人的新武器.....弓箭、投石索、匕首.....和狼牙棒”。后三种是在已有武器的基础上的改进:狼牙棒来自棍棒，匕首来自矛尖，投石索来自流星锤一一那是一条两头安有包着兽皮的石块的皮绳，待把鹿或野牛赶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扔出去绊住它的腿。71投枪的杠杆一梭镖投射器一一可能也是投石索的前身之一，因为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然而，弓箭是货真价实的新发明。可以视其为第一架机器，因为它利用活动的零件，把肌肉力量转变为机械力量。新石器时代的人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知道，弓箭一旦被发明出来，马上就传播开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发明弓箭，很可能是与最后的冰川逐渐消退有关。温带气候变暖完全改变了猎物行动和迁徙的模式，原来肯定能找到猎物的古代深海沉积区域现在不在猎物的行动路线上了，而且，气候变暖使动物有了更广阔的游荡觅食的空间，这迫使猎人和狩猎群体想办法在较远的距离放倒转眼就会逃走的猎物。 最初的弓叫作单体弓，就是一整块木头，通常是一截小树，不像后来通常用树木的边材和心材做成的复合弓和大弓那样富有弹性，因此不如后来的弓射程远、力量大。然而，即使是简单形式的弓也改变了人和动物世界的关系。人狩猎时不再需要接近猎物，杀死猎物时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接触它。从那时起，人可以远距离猎杀动物。洛伦茨和阿德里这样的行为学家从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世界以及他的同类关系中一个新的道德范畴的开启。学会射箭的人是否也是第一批战士呢? 从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可以看到似乎是描绘弓箭手互相冲突的画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49、154 在意大利的阿里纳坎迪德(Arene Candide)洞穴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骨骸，他死于至少10 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他下颚骨的一部分、锁骨、肩胛骨和股骨上部都被一头大型野兽撕咬掉了，可能是一头熊，被逼到了狩猎人挖好的陷坑里，也许陷坑是利用原有的地形设置的。那个年轻人被野兽咬伤时还活着，因为他的尸体得到了小心的掩埋，还给身体上破损的地方用黏土或黄赭石涂上了一层作为整容。“死者也许是在一次猎熊活动中不幸丧生的。在的里雅斯特发现的一头熊的头骨上扎着一块燧石片，经鉴定，那个头骨是10万年前上一次冰期时代的。 …… 因为那些骨架几乎是男女各一半，骨头伤处没有愈合的痕迹，说明受伤后即刻死去，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死者死于狩猎群体之间争夺领地的打斗，可能是冰期尾声气候不稳定在努比亚地区造成突发性千旱引起的。 费里尔猜想，“这个考古现场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史前战争的第一组大批的骨骸证据”。然而，也可能不是。另一位学者提出，这些尸体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被掩埋的。他们也许和杀死他们的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尼罗河河谷上游是新石器时代的大熔炉;那样的话，就完全不能用来说明石器时代狩猎者的凶猛好战。还有未经仔细研究的第四个可能性，即这些坟墓的确揭示了狩猎者之间作战的证据，但那是和雅诺马马人及马林人的“突袭”或“群战”同类的活动。受害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一点可以作为这一种解释的佐证;费里尔所谓的“过分杀戮”是另一个佐证。“过分杀戮”在这里指对同一个人的多次伤害一在一个年轻女性的骨架里，发现了21个箭头或矛头。马林人打“群战”就是要不分男女老幼，把他们所攻击的村子里的人杀得鸡犬不留;如果死者的伤使人猜想可能当时发生了大屠杀，那不正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于过的事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70 铜(希腊语为 khalkos)和石头(希腊语为lithos)共存的“红铜”(chalcolithic)时代很快被青铜时代所取代，这证明了一条几乎是四海皆准的规律，即只要获得了必要的手段和材料，先进的技术马上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185-186 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并列为最伟大的边疆历史学家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这种半防御、半压迫的作用正是中国长城的写照。特纳在他1893年向美国历史学会提交的著名论文中指出，美国不断移动扩展的边疆使任何愿意西进的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土地，在形成美国人充满乐观、活力和好奇心的民族性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特性。与其形成对比的是，拉铁摩尔说中国的长城是在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边境。它确实移动过，先是把诸侯为保护自己的地盘而建起的各段城墙连接起来，最后，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长城沿着灌溉的农田和由河谷和草原组成的牧区之间的界线确定了下来。然而，拉铁摩尔认为，秦朝和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掌握不好长城的合适位置;有时它向北推进，把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收人怀抱，有时又放弃那块地方;长城西部直伸向青藏高原，那一带的长城多有加建和改建;最终，把所有的分支都算上，长城全长达到了4000英里。16拉铁摩尔说，所有这些起伏变化与其说见证了王朝力量的兴衰，不如说是对一个理想目标的追求。中国的历代皇帝确实想在适于耕种的土地和只适宜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场之间建立“合理的”边界。然而，这样的界线并不存在，因为这两种土地之间不仅存在着一个混合生态区，而且这个地区随着广表的欧亚大陆纵深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或湿润的条件而不断移动。朝廷把汉族农民迁往边境地区垦荒，企图改造生态环境，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Schlimmbesserung)。迁去的移民，特别是落户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农民，在气候转旱时也被迫转而从事游牧，结果更壮大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长城的马背上的人群骑马民族的进攻也使得边疆地区官员为使祖祖辈辈居住在中间区的半游牧民族实现汉化所费的心力付诸东流。17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2章 石 -
p229 匈奴人贩卖奴隶，征战得胜后把大量被掳获的百姓当作奴隶出售;他们把家人活活拆散，在奴隶市场上分别出售给不同的主人，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5世纪的基督徒作者为之震惊。41匈奴人一旦在罗马帝国边远的省份站住了脚，就把出售奴隶当作了一种贸易，这可比贩卖马匹和动物皮毛利润高多了。他们还抓住军人或平民，勒索赎金，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到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得不向他们行贿:从440年到4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省份为换取和平，付给匈奴人13 000磅黄金，约合6吨。42这类交易使人对马背上的民族离开大草原是因为要“逃离气候变化”或“推行贸易”的解释提出了怀疑。实情似乎简单得多:游牧民族身体上强壮、后勤上机动、文化上对流血司空见惯、道德上没有禁止杀生或奴役外人的宗教制约，对他们来说，打仗有利可图。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3章 肉 -
p236-237 靠农业生产的剩余来供给，受步兵的行程和耐力限制的军队不可能长途征战，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敌军和他们受到同样的制约。所以敌军也许在战斗中难以抵挡，但发动不了闪电战(Blitzkrieg)。 骑马民族则不同。阿提拉证明他能够在接连两次战争中把作战的中心一一普鲁士军总参谋部的术语称其为“重心”(Schwer-punkt)-一从前一次战争的法兰西东部转到后一次的意大利北部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是500英里，但因为阿提拉是沿外缘行军，所以实际距离要远得多。过去从未有人试过这样的战略行动，也不可能做到。如此规模的行动自由是“骑兵革命”的核心。 骑兵作战在另一个意义上也不受限制。哥特人对自己所侵略的文明虽然仅有一知半解，但仍努力想继承或适应那个文明;骑马民族却完全没有这种意愿。他们也不想推翻别人的政权，自己取而代之，尽管阿提拉似乎曾考虑过迎娶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女儿。他们要的只是战利品，别的一概不感兴趣。他们打仗就是单纯地为了打仗，为了抢夺财物，为了战争的危险和刺激，也为了胜利所带来的动物性的满足。阿提拉死后 800年，成吉思汗问跟随他征战的蒙古人什么是生命最大的乐趣，有人回答说是放鹰打猎，他说:“你错了。人间至乐是追敌杀敌，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让他们的女人哭泣号叫，骑他的马，睡他的女人。”51阿提拉可能会说同样的话，起码他实际上是这么做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3章 肉 -
p237 所以，战马加上人的残忍改变了战争，使它开始成为“独立的事物”。自那以后就出现了“黩武主义”一随时可以打仗并从中获利的能力本身成了作战的原因。然而，黩武主义不适用于骑马民族，因为这个概念假设军队作为一种制度自成一体，凌驾于其他社会制度之上。阿提拉的匈奴人没有军民的区分，其他的骑马民族也同样没有，直到土耳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对马背上的民族来说，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就是他们的军队，但不是特尼-海伊用以判断某个社会处于“军事地平线”之上或之下那种意义上的军队。无论采取何种衡量标准，所有从大草原杀来，征服了文明世界的骑马民族打的都是“绝对战争”。他们使用武力毫无克制，目的单一，不获全胜绝不罢休。然而，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改变文化的效果。他们的战争不是实现物质或社会进步的手段，正好相反，他们打仗是为了抢夺财富，目的是维持自从他们的祖先在马鞍上射出了第一支箭以来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3章 肉 -
p329-330 罗马人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相对克制，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罗马军队没有马背上的民族那么高的机动性。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军团中还包括相当大的一支骑兵部队，但自那以后，由于社会和物质的原因，骑兵逐渐缩减到小型的附属部队。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无法放养大多马匹，而原来的骑士阶级又逐渐放弃了军旅生涯，转而留在城里从事政治活动。51罗马军团自扩张时代开始，就显示出出色的行军能力，可以连续多日以正常速度行军;国家则负责提供军饷和军需。然而，步兵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稳步前进，不能像游牧民族的军队那样疾驰。因此，罗马的扩张是积聚性而非爆发性的。 另外，决定罗马扩张的积聚性格式的另一个因素是罗马军队本身的性质。它很早就变成了“常备”军，成为官僚体制，到和迦太基打布匿战争时，它的形式已经固定，一直保留到3世纪罗马帝国遇到了条顿蛮族挑战的时候。历史学家认为是亚述创立了常备军制度。的确，亚述的一些做法，包括给全职军人定期发饷、建立武器库和军需库、修筑兵营和集中制造武器装备，可能为后来的帝国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做法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期间，部分地通过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接触，部分地通过需由国库负担的雇佣军市场的兴起，从中东逐渐渗透到西面战事频仍的地区。然而，没有任何军队达到过罗马共和国那样有法律、有规则的招募、组织、指挥和供给的水平。从布匿战争开始，自信自立的罗马军队即独立于文明世界的所有其他制度，可能唯有中国的官僚统治能与它相比尽管官僚统治是无形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 铁 -
p330-331 罗马的战事绵延不断，有抗击外敌的战争，也有罗马人自己发起的战争;罗马的军队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能够坚持下来，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国家解决了所有中央政府都头疼的问题，即如何确保既可靠又得力的兵源。到布匿战争的时候，虽然民兵的义务在理论上依然有效，但实际上已经不再援用，而是经选拔(dilectus)招募军团土兵，在报名的公民中择优录取，服役期6年(可能延长到18年)。采用选拔制度反映了小农境况的恶化，实际上，富人庄园的不断扩大正逐渐蚕食小农经济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再务农，人们似乎很愿意志愿人伍领取军饷，因此，直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之前，一直不需要通过法律缩短服役期。52高级军官不需通过选拔，因为那时罗马的政治制度规定，出身好的年轻人要想作为候选人参加包括执政官在内的任何政治职位的选举，首先必须担任一段时间的军团司令官，每一个军团有6个这样的位子;候选人一般都有10年的从军经历或参加过10次战役。罗马变为帝国后，尤其是在3世纪的军事危机期间，这方面的资格要求放松了，但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都认为，统治的权利最终要通过显示战场上的指挥能力才有合法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4章 铁
作者: [英] 约翰·基根
副标题: 修订珍藏版
原作名: A History of Warfare
isbn: 7508692128
书名: 战争史
页数: 570
出品方: 新思文化
译者: 林华
定价: 78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1-1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