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原文摘录
-
他说：“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框架、政权、国际地位、主权或军队。如果国家没有成为人民内心、灵魂和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国家是一种将所有公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 (查看原文)
-
有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将巴拉克前两个承诺结合起来：如果可以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那么以色列就可以通过与叙利亚协调而撤出黎巴嫩。但实际上，叙利亚乐意看到以色列武装继续留在黎巴嫩，这样他们能通过真主党这个代理人来打击以色列军队。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甚至声称，如果以色列不经叙利亚同意就撤军，将被叙利亚视为“战争行为”。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就此评论道：“这种心理扭曲即使按照当地标准也是令人难忘的。” (查看原文)
-
那些声音无法满足阿贾米的好奇心，多年后他亲身来到犹太国。在总结自己所见所闻时，他写道： (查看原文)
-
以色列出现的两个趋势：一是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土试图消除隔阂、寻求共同点的趋势，二是以色列人试图从犹太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意义的趋势。如果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而如果这个国家不具有明显的犹太性，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查看原文)
-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历史的重负，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忘却历史，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记忆。 (查看原文)
-
以色列人在寻找新的救赎方式，这种救赎并不来自战场上的勇气，也不来自强烈的意识形态热情，而是来自简单的、人性的生活。很多以色列人正在从几千年来塑造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救赎。
以色列人重新开始探索生活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意识到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 (查看原文)
-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查看原文)
-
在赫茨尔的政治施压下，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犹太人不应该坚持回归巴勒斯坦，而应该在东非寻找一块领土。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的代表本应坚持在以色列地建国，但这时却同赫茨尔一样认为当前形势紧迫，他们投票赞成了这一计划。而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为犹太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更是为了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
……阿哈德·哈姆虽然选择了离开哈西德教派的世界，但仍不加掩饰地深爱着那个世界，这使他有别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犹太人内在的精神性能够将他们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异教徒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权力，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物质的力量。他当时写道：“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理想容易诱惑我们放弃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趋向于寻找一条从物质力量和政治优势中获取荣耀的道路，这会切断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国家。
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 (查看原文)
-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出一系列无法达成和解的争论。有的人（如赫茨尔）寻求建国，而有的人（如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建国会导致精神的堕落，犹太人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精神中心。有的人（如比亚利克）视宗教为残害犹太人的毒瘤（虽然比亚利克一直对犹太宗教经典情有独钟），而有的人（如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希望。有的人一直无视阿拉伯人问题，似乎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根本就没有阿拉伯人；有的人（如赫茨尔）大同小异地希望犹太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的进步可以赢得阿拉伯邻居的尊重与赞美；还有的人（如雅博廷斯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天真，如果犹太人不愿战斗，锡安就没有未来。有的人（如诺尔道）设想犹太人如果拥有强健的体魄就能拯救自己，而有的人（如A.D.戈登）主张身体的意义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运动，但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梦想的集合。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 (查看原文)
-
欧洲的反犹主义盛行一时，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带来的民族和公民的概念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有的部落、宗族等当地体系产生冲突。同样，欧洲犹太人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巴勒斯坦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犹太人也关系紧张。那些犹太人不但反对现代性，还反对将现代元素带到中东的欧洲犹太人。可以说，当地人和外来者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的不同理念、对荣誉和记忆的不同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难以沟通，成为后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 (查看原文)
-
魏茨曼最终获胜。他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以书信为形式的《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对魏茨曼“在丙酮制造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奖励”。距离赫茨尔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20年，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就承认并开始支持这一运动，还承诺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
在圣雷莫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会代表承认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将其写入会议决议，还正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进行委任统治。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政策，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共同立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非常愤慨，他们用暴力回应，这种反应模式后来频繁出现。讽刺的是，这些暴乱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产生。
雅博廷斯基认为，“这并不是说不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达成协议。只要阿拉伯人认为有希望赶走我们，他们就不会放弃。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铁墙，我们要在巴勒斯坦拥有不会屈服于阿拉伯压力的强大力量。”这席话几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指导精神。他强调在必要时通过主动的战争来拯救犹太民族。 (查看原文)
-
波兰贝塔尔组织的领导人贝京表示，想让英国人解除对海岸线的封锁，伊休夫就得向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发起进攻。贝京吹响了“反抗”英国人的号角。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联合成立由本－古里安领导的“希伯来抵抗运动”，联合采用统一战略对付英国人，攻击“战略要害，破坏基础设施和英国委任统治赖以存在的权力象征”。
战后的波兰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安全。同时，英国展开报复行动。在阿加莎（Agatha）行动（伊休夫称之为“黑色安息日”）中，他们抓获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英国还获得大量犹太代办处的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可以成为起诉伊休夫领导人的证据。大量欧洲难民无处可去。伊休夫的领导人又大多被关进监狱。地区空前混乱，战争一触即发。伊尔贡领导人推进对存放密件的大厦的恐怖袭击，引起公愤。犹太代办处也谴责爆炸袭击，全然不顾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伊休夫领导人批准这个关键事实。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希伯来抵抗运动因此名存实亡。伊尔贡和莱希继续单独行动，经常不接受哈加纳领导。后来本-古里安偏向了更大的暴力手段反抗英国并得到更多的投票，魏茨曼的和平呼吁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东，维持委任统治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英国于1947年初宣布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建立犹太国事宜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巴以分治的建议书。根据这份文件，耶路撒冷仍然由国际共管，将55%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然而，最让犹太人担心的是拟建的两个国家的人口平衡问题。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在一代人时间内，整个巴勒斯坦区可能都将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盘。……就像当年皮尔委员会的结局一样，犹太代办处接受了该建议，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
联合国大会上投票通过决议，美、苏（因为相信犹太国会成为社会主义）均赞成分治。投票期间，以与阿拉伯人发生内战，开... (查看原文)
-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大约有30万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产生，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学者（常和以色列政治左翼过从甚密）认为，“D计划”等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赶走大量阿拉伯人，以保证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这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主流犹太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提前逃跑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步步紧逼的犹太军队的恐惧。
既要保证国家鲜明的犹太性，又要保证非犹太人的权利，这绝非易事。直到今天，以色列关于如何平衡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争论还在持续。建国后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哈加纳（很快将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面对的是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得到苏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援。
虽然四面受敌，但本－古里安还是敦促伊加尔·雅丁进攻耶路撒冷。据联合国分治决议，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将受国际保护。但大家心里明白，联合国没有实际权力，世界大国对落实分治决议不感兴趣。争夺这座城市的战争随之打响。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物资匮乏，犹太人修建“滇缅公路”输送补给。最后老城虽然失守但保下了西耶路撒冷。
本-古里安与贝京达成协议，把伊尔贡成员全部纳入国防军。而贝京尚心系不属于收编范围、仍在耶路撒冷战斗的成员。停火后，武器补给姗姗来迟，两人在武器分配上产生分歧，犹太国处于内战边缘。…后来，贝京说他对以色列最大的贡献就是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的爆发。事后，本－古里安也理直气壮，声称自己让国家避免了一场武装叛乱。
在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中，“阿尔塔莱纳”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明白，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所有军队应当置于... (查看原文)
-
以色列议会第一次会议，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荣誉职位）。《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这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与这息息相关，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
政府急于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挑战太多，永久性住房没有按时建成。于是以色列修建了过渡营，这里的条件好于临时营地，政府计划在“真正”的房屋建好前让新移民临时住在这里。
很快，过渡营的条件变得和临时营地一样糟，过渡营还成为许多移民的永久性住处。许多年后，有的过渡营发展成小型城市，而且大多为以色列欠发达的城市。生活在过渡营的主要是（来自中东的）东方犹太人，过渡营成为滋生民众不满情绪的温床，这些人数越来越多、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东方犹太人后来发展成工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即使资源有限，本－古里安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的另一个领域是儿童义务教育。国家沿用了三个并存的学校体系：普通学校体系，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的学校体系（不久后取消），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体系。此外，又成立了极端正统派的学校体系。由于《义务教育法》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儿童，以色列彻底改变了当地阿拉伯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
犹太移民虽然各不相同，但普遍遇到欧洲移民颐指气使的对待。欧洲移民早于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伊休夫，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并不涉及种族主义，而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体现。为了不让阿... (查看原文)
-
以色列公民仍然经常遭到从约旦和埃及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手段残忍，次数增多。1953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开始训练一支开展快速报复行动的精锐部队（101部队），这些强硬分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边境的安宁。以色列后续几位关键领导人持续加强军事训练。
正当以色列在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冲突做准备时，埃及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变。1952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纳赛尔决心肃清殖民主义在埃及的残余势力，开始提倡“泛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颂扬阿拉伯民族、语言及文学，并诉求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统一。（反美反以色列）纳赛尔告诫人们：“阿拉伯团结一致是成功复仇的前提。”
纳赛尔开始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向美苏借贷。埃及还扩充军备，建立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军火库。英法为了苏伊士运河与以合作，向以运送军火。英国对埃及的通牒发早了，三国协议暴露，英法最终未参战。西奈战役让以色列得到国际保证，向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实力，还为以色列赢得了十年的平静。 (查看原文)
-
以色列集体组织基布兹，禁止任何私人财产。一切财产由基布兹成员共同拥有。孩子从出生起就住在儿童之家。而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这些财产不能共有。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讽刺的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曾间接帮助数千犹太人存活下来的卡斯特纳被质疑暗杀，使幸存者愈发沉默。
对本-古里安而言，阿以冲突和由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脆弱感是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因素。以色列的存在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无论为此要做什么。法国国内当时反阿拉伯情绪强烈（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
大屠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伊休夫时期和建国早年历史的事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伊休夫的新犹太人试图创造出的犹太人形象迥异于欧洲那些痛苦无助、惨遭折磨的犹太人。现在，新犹太人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人可以更丰满地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了。这让一代不熟悉大屠杀的以色列人更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重要。 (查看原文)
-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激情的减弱带来了真空，从而为宗教人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领导者、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三个十年的领袖创造了机会。犹太复国主义以前具有明显的世俗特点，还试图培养新犹太人，故而遭到犹太宗教人士的攻击。但六日战争后，一些宗教领导人试图领导这场重新获得活力的运动。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在战后突然历数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荣耀。雷博维茨则认为1967年6月胜利后，主要宗教义务是拯救以色列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从占领土地上撤出，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强行统治异族人。
1974年，决心在1967年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它后来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
一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约旦河西岸是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但还有些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神学考虑。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移民吸收部部长的伊加尔·阿隆提议归还部分1967年占领土地，保留剩下的土地。“阿隆方案”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埃齐翁和希伯伦郊区新建立的犹太居住区基亚特阿巴。以色列将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除了提供住房，还能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以色列没有计划控制的土地将交还给约旦。阿隆还提议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归还埃及，但保留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这一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议（虽然得到广泛讨论，但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从未就此正式投票），但它遭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拒绝，因而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后来约旦河西岸终究无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运（由于国际压力等原因），不可能被以色列长期单独占领，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阿隆方案”提出时复杂。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巴以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这场冲突从政治问题演变为宗教问题，... (查看原文)
-
当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邻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完全从泛阿拉伯主义这一世俗梦想的失败中走出来。这一时期最能吸引追随者的阿拉伯领导人呼吁人们将信仰寄托在伊斯兰革命上，只有通过这一事业才能恢复阿拉伯世界昔日的荣光。几十年来，通过强权政治统治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被严重削弱（特别是埃及的萨达特政权），寻求新道路的时机已经成熟。1979年，伊朗通过革命让阿亚图拉们掌权，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起有效的体系，向民众提供世俗政府没能提供的重要社会服务。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这些社会服务组织还有效地传播了高度传统主义的宗教思想，伊斯兰教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1988年，哈马斯成立。对该组织的追随者而言，他们的核心宗教义务就是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土地属于穆斯林。他们宣誓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哈马斯前身为“伊斯兰联合会”，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伊斯兰运动组织和政党。该组织走向两个极端：一面从事慈善事业，另一面进行对以色列的攻击活动。）
同时在国际上。之前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虽然美以关系随后经历过艰难时期，但在苏联解体前，美国被认为是以色列的保护国，而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随着苏联解体，阿拉伯人急需寻找新的靠山。欧洲国家此后将逐渐在阿以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苏联解体后，苏联犹太人也大批地涌入以色列。 (查看原文)
-
1990年8月，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国部队与侯赛因开战。为了报复美国，1991年1月，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导弹。以色列领导人从来不愿意在以色列人民遭到袭击时无所作为，但这一次以色列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美国正在拉拢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拉克，而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公敌。一旦以色列卷入，阿拉伯国家可能会集体反水，当时美国那是非常紧张的。可见萨达姆这一下打的多么痛快，轻松报了旧仇。
以色列开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谈，就《奥斯陆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共识。1993年8月，西蒙·佩雷斯访问奥斯陆，秘密签署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中“相互承认”的条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允许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后续《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中，双方划定了约旦河西岸的管理范畴，并承诺巴勒斯坦建国。然而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认为《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奥斯陆协议》不但没有迎来和平，还再度引发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更尖锐的暴力活动，
巴以两边都压制不住民间的一些反对力量。拉宾在举行和平集会呼吁克制时被右翼分子刺杀。阿拉法特拒绝了大多数和平方案。以色列右翼引起民众反感后，左翼上台也无法实现中东和平，于是民调又摆向右翼。沙龙决定让国防军撤出加沙，引其所在的右翼不满。 (查看原文)
-
以色列左翼主张强烈之际，沙龙接任者同意巴勒斯坦建国，谈判在建国后可逐步解决。而巴勒斯坦却在此次选举中使哈马斯获得了大多数席位。和平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后来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但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再次需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一直和正规部队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发现自己的对手成了巴勒斯坦民众，对手使用的武器大多数时候并非枪炮，而是石块。但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国防军再次需要学习如何对付激进组织，但这些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几十年来和他们交手的激进组织，而是和正规部队越来越像。
北部需要应对的激进组织是真主党，西南部是哈马斯。这两个激进组织都试图消灭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平民，不断向边境附近的人口密集区域发射火箭弹。有时，这些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导致冲突升级，引发激烈交战行为。与真主党的一次激烈冲突后来被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它体现了非对称战争这种较新的作战样式，在这种战争中，有关平民死伤的舆论有效限制了实力占优的民主国家。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