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1》的原文摘录
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也就是,只有相对于人的效用而言,才有价值这回事。
即使一样东西没有花多少投资或者多少劳动时间,它的价值照样可以很高。是因为价值取决于这些公司能带来的效用。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
投资银行家李四的作用恰恰是把他们两方牵到一起,利用他平时在张三和投资方中间建立的信任,让他们两方做成投资交易。
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
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
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同时,这也让其父母留住养老钱、年老后有自尊的财产基础,可以理直气壮,不需要看子女的脸面.
试想,小王拿了亲戚的90万买了大房子,他们夫妻俩今后消费什么东西,亲戚自然有权过问、有权管.
儒家主张的靠血缘网络内部来互通有无,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最终不能激励每个人奋发向上,培养的是等待“免费午餐”、搭便车精神。比较而言,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也为个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提供基础。
靠友情实现的交易越来越由市场取代
英国之所以在十八世纪开始远远超过法国,并最终在世纪末战胜法国,其关键之一就在于英国有更发达的金融技术让它更能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
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其命运外,到今天还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基本是既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
美国靠借贷推动消费、再靠消费推动增长的经济模式
年轻力壮时最没钱,到年老退休时钱最多,而花钱消费的年龄轨道又正好与此相悖,所以,信贷市场的发展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纠正这两种轨道的矛盾。
实际上,人的消费开支也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如果个人住房舒适、开的车... (查看原文 )
那不是让那些隐形金融合约未来难以执行了吗?—— 这些隐形的金融合约都是靠内疚来执行的,靠后代的内疚感来保证对上一代人的经济利益回报,而后代能不能有内疚感又恰恰是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对每一个违背长辈意愿的言行都感到很内疚。如果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话,等孩子长大以后父母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投资者权益了。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这就是阿玛塔亚?森所说的“发展就是使个人更自由”,也是人性所向。
在经济利益方面,金融产品就是让不同人(买方和卖方)实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之间的物质交换(当然,在未来也许可以有实现不同时间和不同状态间感情交换的证券)
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其妙诀在于让老百姓的收入变成资本后,就能通过利滚利、钱滚钱让国力和民财同时上涨。当民间的投资回报很可观的时候,政府征税等于是“杀鸡取卵”,害民又损己。
相反地,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赤字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如果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减税和退税。
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
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
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
如果国债利... (查看原文 )
特别是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扭曲和畸形资产泡沫层出不穷,就不奇怪了。
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这些资产、未来收入流转变成资本,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这些资本源的产权被明确界定、能被买卖,最好是能以产权契约的形式自由买卖。
第二是企业财产和未来收入流,第三是社会个人和家庭的未来劳动收入,第四是政府未来财政收入。——这四类财富是任何国家的核心资本源。
第二阶段改革的直接效果是将以下四大类“财富”转换成“资本”,使中国的金融资本大增。
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
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
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
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
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
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美国金融之父汉密尔顿的创举的意义也在于,他让这三只债券成为反映美国未来前景的晴雨表,债券价格就是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定价。
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
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 (查看原文 )
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 (查看原文 )
最能区分这三者的“东西”要算土地。土地是财富,但它不一定是资本,更不一定是钱。首先,土地必须能被买卖交易,否则它既不是钱,又不能转换成资本。比如,如果土地是国有,就不能被买卖,土地顶多是财富,不是资本,也不能变成钱,更生不了多少钱。如果土地是私有并且能够买卖,那么土地与钱之间只有一次交易相隔,土地就能随时变成钱,就像钱了。当然,即使私有土地可以买卖,除了直接出售土地之外土地还不一定能转换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权益保护相对可靠的情况下,土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被抵押转换成资本。这时,土地的“产权证”就最重要,“产权证”的流动性使土地权成为资本,以资本的形式让土地所承载的财富赚更多的钱 (查看原文 )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未来收入。比如,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将未来的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化的财富,也不是资本。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查看原文 )
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和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之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政权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本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 (查看原文 )
如果没有股市这种未来收入的折现机器…… (查看原文 )
住房按揭贷款已将劳动者的部分未来收入资本化 (查看原文 )
哪个国家都有土地,有资源,也有各种未来收入流,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将这些财富转变为资本,许多国家甚至不知道将这些资产与收入流资本化的意义。其实,美国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差别不在别的方面,就在于它有着让任何资产、任何未来收入流都能提前变现的证券化、资本化体系。
(P30)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只不过,土地还是国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也还是国有,这些会继续抑制中国资本化的深化。特别是,如果想要产生出最大限度的资本,产权保护、契约权利保护等法治架构还必须完善,否则,只能做些粗糙的资本化运作,难以深化。 (查看原文 )
1215年即通过了《自由大宪章》的英国的经历则不同,它是由民间自发参与大西洋贸易,而不是靠王室出资“国营”。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冒险家看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贸易成功,也开始蠢蠢欲动。但是当时,民间冒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所需要的资本从哪里来?既然从民间融资,而每次航行有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吸引众多投资者参股呢?一种方法就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细分,让众多人可认购。 (查看原文 )
答案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收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赤字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减税和退税。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买美国的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美国老百姓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 (查看原文 )
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越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家、政府就必然要以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查看原文 )
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政,而且也会更专政,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划的发展。 (查看原文 )
①原来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形金融交易被钱化之后,如果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又无法跟上,中国人在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更感到不安,这不仅使中国的内需无法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依赖出口,也让中国人的幸福感下降。②“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 (查看原文 )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 (查看原文 )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学员体系内。家族、家庭之内不分你我,扬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性境界,也是因为这样一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 (查看原文 )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社会。
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只要股市还不对民营企业真正开放,培植中国的创新文化要么是一句空话,要么就只能继续依赖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亲情——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查看原文 )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借给美国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 (查看原文 )
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良性发展,根植出民主、自由与繁荣,而政府富有的国家后来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跟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与法治。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