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计算

社会心理学家验证过：焦虑的人或者人群更愿意牺牲自由来换取安全。我将恐惧和焦虑视为中国人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底色。唯有理解这一底色，才能理解中国。进一步延伸：充分理解并尊重民众的恐惧，这样的国家才有更多的可能。

赫希曼讲的“退出—呼吁”机制：当一个人无法退出所在的群体，或者退出成本很高的情形下，愤怒既是无奈，也是必须。譬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还有垄断性质的公司。这些组织的成员在退无可退的前提下，一方面不得不宣示自己的忠诚，另一方面也会表达自身的愤怒。

一旦不能确定愤怒起到何种作用，人就会在愤怒与恐惧之间犹豫不决。“色厉内荏”往往成为描述这一心态最准确的词。为什么有人爱借酒发疯？因为这种人只有用酒精抑制内心的恐惧，方敢把淤积的怨愤宣泄出来。动物学家发现，猫玩耗子也是同样的道理，那其实不是戏弄，也不是残忍，而是因经验不够老到而产生的犹豫，一种介于攻击与逃避之间的行为。如果给猫注射了抑制恐惧的镇静剂，它就会立刻捕杀老鼠，毫不迟疑。

“自我”有一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动机是保持感觉上的连续性、维系经验上的一致性，从而回避事实上的不连贯和矛盾。为此，它必须依赖记忆的选择性，通过不断地调整过去，来满足自身连续性和一致性的信念。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内在的、不间断的故事来维持自我信念，记忆的一大功能即在于此。

海马旁回判断对错的标准不是信息的真假，而是信息的熟悉程度。当一个信息足够熟悉，哪怕它完全虚假完全错误，我们也可能把它当作真实的记忆予以保存。反之，如果那个信息显得很陌生很特别，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新鲜事物对待，而不认为它是记忆中的东西。卡贝萨说：“熟悉是一种空洞的感觉，它与回忆不同，没有真实的记忆细节。”可是就像实验证明的那样，正是这种“空洞的”熟悉感，让人自信，心情愉悦，从而进入认知放松的状态。它给人简单而强烈的暗示，暗示我们，熟悉是经验的一种直觉反应，暗示熟悉与真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尽管从逻辑上讲荒诞无比。一旦我们把熟悉当作真实，记忆就难免出现拣选、扭曲、填补和虚构的可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去的事情未必会重演，但是我们总能在过去找到和现在押韵的例子。”其实反过来道理也是成立的，人们倾向于用熟悉的韵脚来衡量过去，就像用一支熟悉的口哨去唤回一条狗，即使你并没有养过它。

我们要对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以“记忆”命名的观念保持警惕，譬如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或者民族记忆。如果这些“记忆”不是“记录”的同义词的话，那它们就不过是一类修辞，一种隐喻，其目的是用“记忆”这个看起来很亲切的概念去“激活”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民族等概念。什么共享往事，什么大我群体，不也是隐喻么？隐喻与隐喻叠在一起，得到的还是隐喻。如此空疏无物的定义又能说服谁呢？一个特定群体的成员的确存在某种类似的态度、近似的想象和趋向一致的心理趋向，但这种群体现象，根本就与记忆沾不上边。我认为，同样是隐喻，与其滥用记忆这个比喻，还不如直接用罗兰·巴特的“神话(myth)”取而代之。起码，神话的定义很明确：“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念的复杂系统。”

隐喻的一大功能是用一个熟知的字眼去激发一个陌生词汇的意义。隐喻可以让一个词语脱离常见的语境，把它的意义转入新的语境。反过来，透过隐喻，也能看出创造这个隐喻的人处在什么语境，想要制造什么语境。他究竟在想什么，正在干什么。还记得我反复讨论的那种让人产生虚假记忆的“空洞的熟悉感”吗？还记得记忆在构建自我故事中的重要作用吗？是的，借助记忆这个概念，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可以用种种手段让人们产生类似的熟悉感，并利用这种认同，讲述关于集体的神话。

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官方媒体提供的图景，阶层差异极大的身体之间近乎完全隔绝，这就是秩序。在媒体发达的今天，阶层的划分变得更有技巧。

数字带给我们以精确，而精确不等于正确。它会导致注意力的过分集中，使我们的眼球难以转动，视野狭隘，失误连连。就像画家卡拉瓦乔在他的名作《算命者》里表现的那样，当你被一套描述未来命运的话语所吸引，你不会察觉到那人正在偷你手上的戒指。那个动作在画面的正中，却又在注意的焦点之外，就算你是观众，也难保不会上当。

因为权力的需求和介入，所谓普查总会带有政治性的偏差。政治当然不是影响统计学的唯一因素。利益、虚荣、心理和意识形态，只要对未来的期许足够强大，这些东西都可以让统计发生变化。

信念从来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具有强烈行为倾向的情感。它是经验，是习惯，也是期望。在休谟看来，统治者要保有自己的权力，就不能蔑视公众信念，这是首要的原则。

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几个基因的缺失就导致一个人的社交异常，这足以说明，所谓人的社会性，必然存在生物学的基础。

对于脑损伤的病人，由身体损伤造成的疼痛与疼痛引起的情绪（更确切的是痛苦）可以分离。

当我们觉得某人某事在道德上有疑问或瑕疵，行为上令人厌恶或反感，又或者看到不公正的现象，岛叶就会异常活跃。很多社会情绪，包括羞耻、内疚、恶心、骄傲、补偿等等，都出自这一区域。

共有习性才是可以与国民性互换的一个词。

社会简单，微笑就简单。社会复杂，微笑也随之复杂。一个英国学者仔细记录了吊唁者在英式葬礼上的微笑，可知英国社会的复杂性。凯特·福克斯写道，如果是死者的至亲密友，成年男性的表情是“偶尔湿润的眼眶”加上“勇敢者的微笑”，成年女性则是一两次抽泣，辅以歉意兼勇敢的微笑；如果跟死者的关系不甚亲密，男性多半面无表情，至多是庄重同情的微笑，女性则保持同情的表情，偶有“悲伤的关切的微笑”。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她的两个儿子微笑着向吊唁者表示谢意，此举被英国媒体誉为勇敢、庄重和得体。而这样的微笑，在单纯的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冷漠，完全不可理喻。心理学家克特纳坦言，他曾客居英国多年，却仍然搞不懂查尔斯王子究竟在笑些什么。

当一个群体层级森严或竞争激烈，为了确认彼此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群体成员付出的代价往往会高到离谱——这正是卷尾猴面临的社会现实。用冒犯行为周期性地考验盟友的容忍程度，是卷尾猴判断同盟关系是否延续的生存策略。许多人应该都还记得，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有人曾经把领袖的像章直接别在肉里。

人类是寻找原因的动物，这是本性，没法改变。我们习惯于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确定的原因，并且把最明显的那一个当作最终解释。哪怕有些事情的发生只有概率，没有原因。

人类普遍的心智模式——先有结论，它决定了我们对事实的解释，然后这些解释反过来又支撑着我们的结论。这种“邻人疑斧”式的观念循环鼓励我们忽略例外、矫正例外、合理化例外，最终导致偏见的长期孳生。

观察者的概率与当事人的概率不是一回事。

我们通常关注的风险可能只是确定性的影子，真正的风险不在那里，而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

后世的思想家之所以把《君主论》看作现代政治哲学的起点，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冷酷与不择手段，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部著作所揭示的，基于计算的时代精神。

政治家格罗夫纳说：“数据本身不会说谎，但说谎者 需要数据。”从数据着手，乃是操纵统计学的捷径。手段那 说起来无非三种：修饰数据、加工数据和伪造数据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