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所展现的是一种稀有的、富有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虽然略显稚嫩，甚至难逃厄运，但仍唤起了年轻一代履行其历史使命
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动荡中达到顶峰，几乎三十年过去了，而本书的首次出版，也过了整整二十年，尽管如此，人们至今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对那段时期争论不休。对于那十年中的动乱，时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持续的激情，人们始终难以忘怀。
六十年代是崇尚个人见证的，出于这一传统，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著述讲的都是作者自己对当时事件的独到见解。在一些政治史学家看来，六十年代标志着"新政"的顶峰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高潮，这都应归功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口才，以及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1963年被刺后设法获得国会通过的一系列立法（包括民权法案、选举权利法、公共医疗法案、医疗救济法案，以及引起争议的济贫行动）。这种政府干预式的自由主义企图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制定社会政策和减少社会不公，却在越南的村庄和美国城市的贫民区里折戟沉沙。然而，厄尔·沃伦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的确采取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行动，包括中止南方的种族隔离，打破农业少数派对州议院的垄断，制定新的犯罪嫌疑人权益法，质疑死刑，强化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并确认妇女对堕胎的选择权。
总之，六十年代大大增强了政府对普通美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时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而这与后来保守派政客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然而，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六十年代最重要的遗产是在政治机构和立法之外。有人看重的是性解放、迷幻药和摇滚乐所构成的醉生梦死的文化；另一些人则怀念由学潮和道德谴责构成的群众运动，其抗议的目标起初是核战争的威胁和南方的种族歧视，后来是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还有的人把它描述成生活方式变迁和个性张扬的狂欢，其光怪陆离的场景催生了"新新闻"，并被媒体反复炒作--用汤姆·沃尔夫的话来说，那是"一场龇牙咧嘴的闹剧……
1920年代以来最疯狂、最荒诞的时光……笨拙的狂欢……令人瞠目结舌的景观"。在保守派看来，六十年代使美国失去了道德方向：爱国主义削弱，核心家庭瓦解，公共文化充斥淫秽和暴力，毒品和犯罪日益失控，父亲、教师、教士和国家的权威不断降低，公共秩序和个人纪律土崩瓦解。在过去三十年中，共和党基于这一指控，建立了强大的竞选机器，从民主党手中夺取了蓝领工人、南方保守派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选票。与此种观点相对的是许多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人难以割舍的回忆，特别是当时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他们心目中的那十年是个性解放、同代人团结、社会良知和政治承诺的时代。对他们来说，六十年代所展现的是一种稀有的、富有感染力的理想主义，虽然略显稚嫩，甚至难逃厄运，但仍唤起了年轻一代履行其历史使命。
在八十和九十年代，这一代人虽然频受挫折，却痴情不改，逐步在社区、学区委员会、公益组织、教学一线、国会、司法系统、演艺界甚至大公司里执掌权力和发挥影响。一如在大萧条时代形成价值观的许多人，他们长大成人，一边融入美国社会，一边保持着社会责任感。由于保守派盘踞华盛顿，他们所反对的许多六十年代价值观开始广为传播，这包括环境保护、政教分离、多元化、女权、一种本能的平等主义、对权威的质疑，以及反对武力解决国际冲突。1992年，尽管曾逃避兵役并参与反战，比尔·克林顿仍当选总统，这标志着成长于六十年代的一代人进入了政治的主流。但是对那些试图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六十年代的人来说，那一时期所发生的典型事件是相互矛盾的。即使我们把1964和1965年所取得的自由主义成就视为前一阶段的遗产，同时把其后的保守主义回潮视为某种道德反弹与选举机会主义的混合，六十年代的早期和晚期仍然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图景。前者的代表是民权运动或马丁·路德·金对非暴力反抗的甘地式信仰，其高潮是1963年的华盛顿大进军或1962年发表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SDS）的纲领性文件《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
无论民权运动还是"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合会"都不想推翻美国的制度。相反，它们的目的是要美国回归其明文表述却一再被忽视的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而年轻一代从他们的民权课程、父母教诲和大众文化中所汲取的正是这种价值观。他们虽然超越了战后年代的程序或官僚自由主义，但他们的信念是传统的，而不是要闹革命，其基础是美国历史的核心文件所包含的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其宗旨是确保全体公民都享有基本人权。他们对赫伯特·克罗利所谓的"美国生活的希望"有着坚定的信仰。六十年代晚期的政治则被多年的挫折所扭曲，沉浸在海外战争和国内警察暴行的血腥中，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许多黑人激进分子从种族融合的立场转为黑人权利至上，把合作多年的白人同伴逐出圈外，与此同时，白人激进分子根据当年的口号，由"反对"转为"反抗"，由抗议转为骚乱。一如后来效仿他们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好战分子，他们的目的是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而不是实现战术的目标或渐进的变革。他们放弃参与式民主，转向由一群自封的列宁主义先锋发动的过激行动。这一"新"左派的突击队丢弃理想主义而玩世不恭，放弃非暴力抵抗而好战，相比充满希望和乌托邦理想的前辈们，他们既愤怒，又悲观。在他们许多人眼中，美国已不再是美好的国家，而沦落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种族主义的、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霸主。甘地的影响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弗朗茨·法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特制的暴力神学。怒不可遏的马尔科姆·X取代了马丁·路德·金，激进的第三世界游击队员的形象--例如古巴的切·格瓦拉或挥舞小红书的毛分子--驱逐了醉心于道德见证的和平抵抗者。顷刻间，种族自豪的鼓噪炸碎了种族和谐与平等权利的旧梦。从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分离主义中派生出其后年代的认同政治，使美国陷入分裂。
在欧洲理论家的大力推动下，一度东山再起的左派思潮催生了一批自我封闭的左派学者，尽管有组织的激进运动土崩瓦解，他们却能劫后余生。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使人们在讨论六十年代时出现了许多混乱，但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它们仍然忽略了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它们赖以产生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区域，以及导致在它们之间转换的复杂过程。《伊甸园之门》的焦点不是政治声明或文化宣言，而是那些揭示那个时代内心经验的具有社会想象力的作品：艾伦·金斯堡的诗歌；C.赖特·米尔斯、保罗·古德曼、赫伯特·马尔库塞和诺曼·O.布朗富有先见之明的社会批评；托马斯·品钦、诺曼·梅勒、拉尔夫·埃尔森、托尼·莫里森、库尔特·冯内古特、菲利普·罗斯、约瑟夫·海勒、唐纳德·巴赛尔姆和约翰·巴斯的小说和故事；诺曼·梅勒、詹姆斯·鲍德温、汤姆·沃尔夫和亨特·S.汤普森的新闻报道；莱斯利·菲德勒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批评；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的摇滚乐演出。除了那些出道时还是孩子的摇滚乐歌星们，所有这些人比六十年代的孩子们要年长许多，然而，他们却成为当时文化变革的绝妙的风向标，他们的杰作独到而精妙地产生了种种效应，继而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许多六十年代的时尚--扎染衬衣、长发、革命的檄文——今天看来已十分落伍，但是将复杂的和声与孩童的无邪融为一体的"披头士"音乐仍让我们耳目一新。
这些作品表明，六十年代的核心不是变幻无常的时尚或经媒体包装的大师们信手拈来的自相矛盾的口号，也不是任何狭义的政治观点，而是发生在当时公众事件背后的意识的变迁。正是这一发生在情感与习俗深处的革命成为六十年代最持久的影响。无论结果如何，美国人的道德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那个时代，不仅年轻人留着长发，冲上街头，许多其他人也根本地改变了生活方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伊甸园之门》中我试图发现某些线索，它们连接了政治文化与毒品和摇滚文化，中产阶级学生的不满与黑人青年的认同问题，抗议者和嬉皮士青年的激进行动与诗人、记者、音乐家和知识分子的表演风格。一如许多早期的浪漫主义者，他们用自我来度量外部世界，同时又将自我带入了从未涉足的领域。他们在群体的吸引与自我表达的需求之间摇摆，致力于寻找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群。
我将艾伦·金斯堡视为这些倾向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发源于前个时代的地下反文化。他最近的去世引起了媒体广泛而善意的报道，这表明他仍是一个偶像，甚至在他赖以生存的文化瓦解之后，仍然融贯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金斯堡不仅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诗人，而且在他最出色的时5候，还是一位极富个人色彩的作家，既机智，又大气。他是一名惠特曼或布莱克式的游吟诗人，有着预言家的声音，同时对诗歌传统有着敏锐的理解。无论媒体形象还是文字形象，他都游刃有余。他不仅对性和毒品情有独钟，而且对政治抗争充满热情。他虽皈依佛门，却从未隐身而退。他是一名波希米亚式的激进分子，却始终保持老派犹太左翼的风格。他一边不知疲倦地自吹自擂，一边对他的朋友们夸赞不已。但他又是一名能施展魔法的表演家。我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表后，他父亲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他本人是一个名气不大的诗人，曾经当过中学教师。
但是，当我把这篇文章收进书中发表时，金斯堡本人愤怒地向我抗议，因为我指出他的作品今不如昔，并且在七十年代迷失方向、东倒西歪的文化潮流已经将他抛弃。他的异议（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到死仍是诗人。"）不仅反映了一位作者对批评(无论多么善意)是多么敏感，而且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无视社会的指责，保持对自身宗教观的坚定信念。金斯堡一生的所有线索——他对语言和想象所具有的神奇威力的超现实信仰，他的政治精力和个人勇气，他的崩溃，他对精神变异的执著探索，他的性冲动，他对朋友的忠诚，他的宗教追求，以及他对自身名望的巧妙利用——都属于"垮掉一代"传递给六十年代的一个更大的自由主义文化。金斯堡是完美的五十年代突变体，代表了一大批人，他们在一个压抑的时代长大，遭受了痛苦的身份冲突，终于冲出重围，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我。金斯堡是一个披着沃尔特·惠特曼外衣的霍尔登·考尔菲尔德。
《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无因的反叛》都充满了惊人的先见之明。五十年代青年文化的主角是一群一筹莫展、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人，六十年代则使它获得更多的政治和先知的色彩，而就此而言，金斯堡功不可没。金斯堡在保持其独特个性的同时，一边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边寻找精神的超越，他的所作所为预示了一个新的年代。从根本上说，这种乌托邦式的、浪漫的和宗教的倾向是六十年代情感的核心。美国在历史上时常出现宗教狂热，例如发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大觉醒"，其所形成的好斗和反叛的气氛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精神的狂热把各类人群联系在一起，包括教会支持的民权示威者，参加摇滚狂欢或"大众聚会"的青年，还有对美国在越南的暴行深恶痛绝的反战分子。这一狂热还影响了另一些人，他们有的力图从性、迷幻药和摇滚乐中寻求解脱，更多的人则在寻找生活中新的目的感。还有一些人在乌托邦理想的召唤下，背离了你争我夺的社会，"回归自然"或到公社里生儿育女。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以上种种乌托邦策略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一些大学的学生静坐抗议引发了暴力冲突，使校园陷入分裂。
同样，文化分歧造成美国社会的两极对抗。性解放和迷幻药使一些人迷失方向，甚至丧命。与此同时，某些反战分子和黑人激进派最终在极度愤怒中走上绝路。与这些极端行动相对应的是许多中部美国人的过激反应，他们在心怀叵测的政客和自封的卫道士的怂恿下，对一种他们无法接受和难以理解的文化作出强烈反弹。但是这些极端的情形丝毫没有反映事情的全貌。许多六十年代长大的人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变得成熟而睿智。如果他们难免一丝伤感，那是因为主流文化将他们视为神圣的价值弃置一旁。尽管如此，这些价值最终得以确立：
性自由；妇女、少数族裔和残疾人权利；
对权威的健康的怀疑，甚至某种嘲讽；
对不同性偏好的宽容；反对军事冒险；保护环境；
以及一种更加随意和不拘一格的新型社会生活。
在政治上，对六十年代的反弹使右派处处得势，然而，在文化上，新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关于堕胎、同性恋、色情、政治正确和教育，我们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文化战争，至今尚未停息。被保守派斥为道德沦丧的东西，自由派则宣称是自由的代价--有时，不负责任、唯利是图的商业界为这一切推波助澜，反而使习惯为它们喝彩的保守派不知所措。眼下的美国，虽然海外一片和平，却在为基本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而大打内战。其实，这也是六十年代的部分遗产，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分裂，打破了战后那种虚假和压抑的共识。自从写作本书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它与传统决裂，六十年代文化仍是过去历史的延续——特别是备受六十年代激进分子攻击的战后年代。其实，他们自己就是在战后的繁荣中被惯坏的孩子，这包括他们不屑一顾的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他们拒绝接受的技术，冷战思维中的道德绝对主义，与母乳一起进入他们体内的核焦虑，应有尽有的消费社会，以及他们对即刻满足的需求。
1929至1945年，由于发生了大萧条和二次大战，"美国梦"意味着推迟的满足和希望。然而，战争结束后，由于经济超高速增长，人们一度在1939年世界博览会上为之憧憬的消费天堂终于成为现实。一座掩映在草地和树丛中的郊区住宅是这种乌托邦式的田园美景的一部分。这是个生儿育女的好地方；而二十年后，正是这些儿女们在绿树掩映的校园里静坐抗议或搬到乡下过公社生活。他们以为他们摒弃了父母的价值观，其实，他们不过是给这些价值观变了个调。战后的繁荣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抗议、撒野、退学，而不必担心找不到工作。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经济开始下滑。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们现在看到，六十年代五彩缤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就是那备受诟病的脆弱的富庶和人们想当然的经济繁荣。"
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不仅继承了父辈的经济繁荣，而且继承了他们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他们的父辈经历了大萧条，继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意识和经济焦虑；后来，他们又经历了战争，继而确立了坚定的人生目标和是非观念。他们在1945年后看到的繁荣是对多年奋斗的物质回报，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重复他们的经历。《休伦港宣言》开门见山地道出特权带来的疾病，反映了年轻一代萌动的道德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在甜水里长大，现在身处校园，不安地看着我们继承的这个世界。"由于看到"南方反种族歧视斗争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人间压迫"，这些初出茅庐的激进派"情不自禁地"要变"沉默为行动"，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分给比他们不幸的人们。同样，反文化也以其独特的方式建立在年轻一代自幼被灌输的价值观之上。无论性解放和迷幻药满足了什么样的精神渴望，它们都是战后年代消费伦理的延伸。
正如大卫·法伯在《梦想年代》中所写，"与他们的父辈不同，青年一代自小就受到种种精明的营销宣传的影响，不断推动他们通过变化无穷的消费机会来找乐。本来，有一道门把节俭和自律的资本主义传统美德与及时行乐的新消费观念相互隔绝，现在，这道门被美国的一些拿高薪的天才人物别有用心地撞开了。"
五十年代的一些激进作家，例如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诺曼·梅勒（《白色黑鬼》）和诺曼·O.布朗（《生与死的对抗》），为寻欢作乐和尼采式的道德冒险进行了异常高明的理论辩护，与上述主题不谋而合，继而为六十年代的流行思潮打开了另一个口子。一如五十年代的垮掉一代和青年文化，在他们的引领下，六十年代成为整个战后时代最多彩和最动荡的片断。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区别始终是清晰的——本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与第四个二十五年之间的区别更加显著。越南战争开始时，美国充满自信——它的经济实力、自由主义理想和冷战使命使它不可一世--决心像当年反击德国和日本的侵略一样来对付民族解放战争。但是，越战最终使美国经济衰退，军事受挫，民心分裂，并失去大批国民的信任。
1973-1974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从越南撤军；一场蔓延的丑闻开始拖垮一位在职总统；一场石油危机突然使我们的经济软肋暴露无遗。我们所担心的不再是核战争，而是如何取暖、开车上班、出口产品--而这些都是美国人长期以来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再也没能恢复战后几十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军事失败、经济危机和政治分裂还给美国人造成了心理创伤：一位总统力图解释全国的"病症"，而其他的总统则力图消除它，让"越南综合征"寿终正寝。
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标志不是无穷的希望，而是它的局限感。由于巨额赤字，要想增加社会福利的开支已毫无可能。自由派和工会陷入被动，力求保住原有的成果，而不是寻找新的方案，来解决美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种族矛盾和收入不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期的股市繁荣，加上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尽管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与海湾战争的胜利一度使人们激奋，但是美国未能重获战后年代意气风发的乐观主义；而六十年代不仅承接了这种乐观主义，而且为它蒙上了乌托邦的色彩。我在七十年代写作此书时，六十年代在迅速远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青年时代，虽然我们对当年使我们忘乎所以的激情和幻想感到难堪。
1973年后，年轻人更关心如何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经济环境中就业和生存，逐渐丧失了对精神冒险的热情，尽管他们享有人们在六十年代为他们争得的种种新的自由。由于从越南撤军和结束征兵制，群体抗议的政治运动随之中止。年轻妇女理所当然地享受女权运动的成果，特别是就业和上学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工作，"女性的神秘"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成为人们避免的尴尬话题。作家、记者、演员和制片人享受前人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性乱、暴力、乱伦和虐待的镜头随处可见，令人麻木。
尽管卫道士们拼死抵抗新的自由，六十年代仍为美国社会松了绑。说到底，市场取代了新闻审查官，成为趣味和公众言论界限的裁判。尽管仍有少数"新纪元"的信徒和邪教徒在鼓噪，但世纪末的美国对几乎所有的旷世奇想都已麻木不仁——唯一的例外是市场提供的物质享受或"自助文化"创造的医疗良方。在一个不断原子化的世界里，自我实现成为第一美德，甚至乌托邦也已私有化。尽管乌托邦对于我们始终遥不可及，但我们仍需要它来调节自我，仍需要把它作为一个目标，使我们得以超越日常琐事，作更大范围的想象。
八十年代后期，我女儿刚进大学时，戴过一枚胸章，上面写着"永不放弃乌托邦的梦想"。追求完美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本世纪，它使多少人惨遭杀戮--但是除非我们梦想一个完美的社会，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取得现实的社会进步的。醉心于激进变革的呼唤或我们自身动机的纯洁始终是有风险的。六十年代某些旷世奇想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不知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之处。虽然它有时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性乱，但它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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