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的原文摘录
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查看原文 )
因为没有审查，克里米亚的战地记者为读者发回了大量详尽的报道，促成了新闻和期刊的蓬勃发展。他们用生动的笔调将战斗的情形、可怕的条件和士兵遭受的苦难一一描述出来，把战争带进了每家每户，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应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大讨论中。《泰晤士报》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读者来信，几乎所有来信都在为改善战事进展提供自己的观察和见解。[插图]英国的中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对政治如此投入。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忽然能了解世界大事了，英国诗人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战争对其家庭的冲击。他们一家居住在德文郡（Devon）的乡村，属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会，平日只与自己社交圈内的人交往，然而“对俄罗斯宣战的消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加尔文主义（Calvinist）式的隐居生活带来一丝外面世界的气息。我父母每天都买报纸，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父亲和我在地图上寻找报纸上提到的那些漂亮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也成了家里热烈讨论的话题”。 (查看原文 )
因为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拿破仑三世下令警察收集平民对战争的看法。警方线人偷听人们的私下对话、神父的讲道、演讲者的发言等等，记录在地方检察官和行政官向上呈送的报告里。根据这些报告的内容来看，法国公众其实从未支持过这场战争，加上军方未能快速取胜，人们对继续打仗越来越没有耐心，普遍持批评态度。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康罗贝尔的无能和拿破仑亲王这个“懦夫”身上。因克尔曼战役后，拿破仑亲王离开克里米亚，在1月回到了法国。为了拉拢反战势力，他故意向人们透露自己的观点，声称塞瓦斯托波尔是“无法攻破”的，应该结束围困。也就在这个时候，地方官呈上的报告已经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公众对战争的厌倦正演变成对政府的反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堑壕里，法国工兵亨利·卢瓦齐永（Henri Loizillon）听到士兵们说一场革命已经计划好了，将在法国发动罢工游行反对继续调集军队。“到处流传着各种最最吓人的谣言，”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谈的都是革命：巴黎、里昂，所有大城市都会被起义者占领，马赛居民将起来反对士兵上船。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为了和平似乎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付出。”在巴黎，心浮气躁的法国皇帝对暴力革命深怀恐惧，暴动群众冲进军营推翻七月王朝不过是六年半前的事情，他因此暗中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应对可能在巴黎出现的骚动。在巴黎市中心建楼时，必须“考虑能够同时集结几支部队对付暴动”，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所有街道都铺上了碎石路面，以防止平民把街道上的石块推起来‘建成路障’”。他还考虑了如何让公众不再批评克里米亚战争，结论是应该立刻对军队最高指挥加强控制，并且由他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指挥，加快攻陷塞瓦斯托波尔的速度，恢复法国在拿破仑时代的光辉。 (查看原文 )
在俄罗斯，有关战争的公开信息少得可怜。整个黑海地区只有一份俄语报纸《敖德萨简报》（Odesskii Vestinik），但是该报在克里米亚地区却没有一个记者，只刊登有关战争的最简单消息，而且往往已经是两三个星期前发生的旧闻了。例如，对阿尔马战役的报道出现在1854年10月12日，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二十二天了。在新闻里，阿尔马战役的失败被描述为“面对两翼以及海上人数多得多的敌人，所实施的战术撤退”。这样简单而又虚假的新闻当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他们听到的谣言是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攻陷，俄罗斯黑海舰队已被摧毁。这份报纸在11月8日刊登了有关阿尔马战役的较为详细的报道，而此时已经过去四十九天了。报道虽然承认阿尔马战役失败了，却没有提到俄军的恐慌溃逃，也未提及敌人来复枪的威力胜过沙皇步兵手里过时的滑膛枪。俄罗斯当局不允许公众知道俄军在指挥上无能、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军队这样的事实。 (查看原文 )
两位妇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脑奥尔洛夫伯爵的办公室里，因为她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表达了对俄罗斯报纸上战争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被人听到了。“我听说她们俩被严厉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认可的文字。” (查看原文 )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共有二十五万俄罗斯人被掩埋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不同地点的万人坑里，在因克尔曼、阿尔马、乔尔纳亚谷地、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等战场，到处都有被掩埋的无名战士的尸体。2006年8月，十四名弗拉基米尔团和卡赞团的步兵遗体被发现，他们在阿尔马战役中阵亡，就被埋在离他们倒下身亡处不远的地方，在尸骨边还找到了他们的背包、水壶、十字架和手榴弹。一场隆重的军事葬礼在巴赫奇萨赖附近的阿尔马博物馆举行，这些士兵被重新安葬，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官员都参加了葬礼，俄罗斯还有计划在这一地点修建一座祈祷堂以致纪念。 (查看原文 )
在2006年，俄罗斯国家荣誉中心（Centre of National Glory of Russia）组织了一次以克里米亚战争为主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获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总统办公厅（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教育部和国防部的支持。会后的一份新闻稿发布了这次会议的结论：克里米亚战争不应被视为俄罗斯的失败，而应看作道义与信仰的胜利，是一个国家在一场正义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俄罗斯人应该将荣誉献给尼古拉一世，这位常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嘲讽的沙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惜挺身而出与西方抗争。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尼古拉一世这位把俄罗斯引向一场与全世界对抗的战争的沙皇，名誉已得到恢复。今天，在普京的命令下，尼古拉一世的肖像被悬挂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前庭的墙上。 (查看原文 )
直到今天，为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的英雄们而自豪，依然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源泉，尽管现在它已变成了一座外国城市——苏共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4年把它划给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又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独立。用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诗人的诗句来说：
在我们超级大国的废墟上
是历史巨大的悖论：
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
却在……俄罗斯国土之外的地方。 (查看原文 )
英军的问题不仅是后勤组织差，而且士兵也不习惯自发寻找食物或保护自己。他们大都来自没有土地的阶层，不像来自农村的法军士兵有这方面的技能。
…而法军就不一样，“如果能变成食物，没什么东西是法军士兵看不上的”。……他们还会挖海龟蛋，把老鼠肉变成美味。英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看到一名法军士兵把一只活青蛙的腿砍下来时，批评他残忍，但是那名法军士兵却“静静地笑着——大概是笑我无知吧——然后拍拍肚子，说这是用来吃的”。 (查看原文 )
在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覆盖从巴尔干半岛到波斯湾，从亚丁到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区，人口到达三千五百万。穆斯林是其中的大多数，约占60%，几乎居住在土耳其的亚洲地区、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但其中土耳其人并不占大多数，约占一千万人，集中在安纳托利亚。在奥斯曼人从原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的欧洲疆土上，大部分人口为东正教徒。
自从14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以来，奥斯曼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一直都建立在通过圣战不断扩展伊斯兰疆土上。但是奥斯曼人是现实主义者，并非宗教极端分子。在他们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内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宗教上虽然敌视异教徒，但还是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政策，以保证获得最大利益。他们对非穆斯林征收额外的赋税，将其视为下等的“野曾”，使之蒙受各种羞辱，例如在大马士革，基督徒不允许任何动物。但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允许异教徒保留自己的宗仰，一般不对他们进行迫害或强制其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国还通过“米利特”制度进行宗教隔离，让宗教领袖在自己教会内部行使权力，甚至允许非穆斯林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一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对大批非穆斯林人一种进行管理的一种办法。只要非穆斯林宗教领袖效忠奥斯曼帝国，他们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包括教育、公共秩序、司送、税收、慈善和宗教事务等，但是需要获得苏丹手下的宗教官员批准（即使是维修教堂屋顶这样的事情）。米利特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时也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种族和宗教的等级总分，也就是说穆斯林的位置处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东正教、亚美尼亚的格雷戈里安教会、天主教和犹太教之上，鼓励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进行歧视；另一方面，这ー制度导致非穆斯林教众通过米利特表达怨恨，组织抗争，成为奥斯曼帝国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
*Millet为土耳其语，指土耳其的宗教团体。在米利特制... (查看原文 )
法军士兵会捕猎野兽、在河海里捕鱼，几乎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食物。“英军士兵已经养成了习惯，”路易·努瓦尔的结论是，“他只管打仗，每顿饭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这种顽固就是他们的个性基础。”因为无法照顾自己，英军部队必须依赖一支庞大的随军家属队伍为他们煮饭、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军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琐碎家务。这就是和法军相比，英军中妇女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原因。法军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女厨工。 (查看原文 )
联军的炮击持续不断，每天至少有两千发榴弹落在第四棱堡。托尔斯泰感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克服了恐惧，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新的勇气。刚被派到棱堡时，他抱怨自己被当作炮灰，两天后却在日记中写道：“因危险而产生的魅力持续不断，可以就近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战士们和水手们，还有作战的各种具体细节，这一切如此让人喜爱，让我不想离开这里了。”他开始对棱堡里的战友产生亲密的关怀之情，其中之一后来在回忆托尔斯泰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战友”，他的故事“抓住了我们在战斗紧要关头的精神”。托尔斯泰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想法，这后来成为《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和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善良之心的人”在一起，让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在炮火下生活的经历”。 (查看原文 )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政策。在沙皇军队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在巴尔干和高加索采取更为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担心欧洲大战的人。“虚弱的邻居”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查看原文 )
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 (查看原文 )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Romania）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随后战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区。到了1854年，英法两国加入土耳其一方，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反俄罗斯联盟。在此形势下，沙皇把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出，战场转到了克里米亚。在1854一1855年间，军事冲突还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进攻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了索洛韦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韦茨基当时是俄罗斯在白海的政治中心；战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摩尔达维亚公国的西半部领土今属罗马尼亚，东半部则分属摩尔多瓦共和国（Republic of
Moldova）和乌克兰。一编注 (查看原文 )
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战争的宗教动机。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称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对沙皇来说，这场冲突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许多历史学著作对此却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一带而过。在过去的许多人看来，应该由谁来掌管几座教堂的大门钥匙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可能和列强大战有什么关系。在一些历史观点中，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纷争被用来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愚蠢”和“没有必要”的战争。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宗教纷争仅仅是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列强为扩大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为占领市场或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而战。这些说法并没有错，却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近年来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兴起，在在都明确表明宗教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 (查看原文 )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人员损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响却被后来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与那些墓碑和铭牌一样，几乎已被遗忘。即使是在参加了这场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皮埃蒙特一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以及奥斯曼帝国，包括那些后来归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地区，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亚战争。但是对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们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一样重要。 (查看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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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
“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国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她继续写道：
耶路数冷是基督徒和犹大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 麦加（Meca）一样。这幽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