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精英不仅仅给起义提供合法性，用阶级概念来说，精英也使起义“陷人了罗网之中”( entrapped)。通过参加起义阵营，精英谋士决定性地促成了起义者被纳人帝国政治结构。这些起义者不是革命者；他们无意摧毁帝制秩序，而仅仅是想在这一秩序中提高自身的地位而已。这种潜在的吸纳可能性被精英谋士敏锐地掌握，他们充当了粗俗的起义领袖和帝制国家的统治之间的桥梁。最终的吸纳一一不论是在执政的王朝体系中授予起义领袖官职,，还是在起义领袖的名义下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成为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精英阶层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创造了一种氛围，有助于精英阶层对起义农民产生同情，也有助于农民领袖同化在帝制政治结构之中。弱化了“阶级对抗”( class antagonism)之后，战国时代的民本思想决定性地造成了帝国能够在复发性的叛乱中生存下来的能力。 (查看原文)
在墨子提出的三种将理想君主推上王位的办法中，模糊的"公选"( popular election ）或者"天选"的思想，从未被广泛接受。但是禅让和"正义革命"则成为战国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禅让的思想﹣﹣在尧禅让给舜，之后舜禅让给禹的传说中被刻画出来﹣﹣在《墨子》之后变得更加普遍。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尧、舜已经被确立为上古的圣王典范，在当时的文献中禅让的传说变得到处都是。尽管禅让广为人知，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任何一个系统地讨论过它。这一矛盾使得葛瑞汉（ Angus Graham ）认为这种沉默的情况反映了作者不想涉及质疑世袭统治的敏感话题，而且现存的提倡君主禅让的例子似乎仅仅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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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对群众造反的相对容忍，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起义和造反没有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火车头"( locomotives of history )，也就解释了它们为什么没有变为革命，而是变为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麦道时（ Thomas Meadows ）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中观察并总结出的"国家稳定的首要因素……清洗和鼓舞政治氛围的风暴"。被帝制政权吸纳之后，这些造反运动确实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也是代价极大的）重新调适机制，一种血腥的群众"选举"﹣其决定了哪个家族将统治下一个王朝，也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是并不改变帝制政权的基础。总之，战国思想家们的这一显著的﹣即便不是有意识的﹣﹣成功，为时常发生的造反被同化在帝制政权之中，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并成为促成帝国长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