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全本)(精)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醇贤亲王的一生

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会有更多的了解。

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光是太监也不知杖毙了多少。

有一个陪她下棋的太监，不过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个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

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篦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问他干什么，他越是心慌越回答不上来，这也惹恼了慈禧，一声令下，这位太监也是立毙杖下。

掌嘴、打屁股，这几乎是家常便饭。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老佛爷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

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么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给这太监一顿板子。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祖父后半世的表现，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的唯一的本分。例如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这时的醇亲王一声不响，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出事，建议暂时停工，立刻被夺了官，“交部议处”，这都是《东华录》上有案可查的。我祖父真是为西太后尽忠一世，他逝世那年（农历一八九〇年）也正好颐和园完工。但他死后不久，他首创的所谓海军也就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也没剩下别的了

亲王之家

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也是消化不良，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治病的方法常是“净饿一天”，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信任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一只虾米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给饿死了。

帝王生活

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游一次御花园，后面全有一条尾巴。如果我去游一次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这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

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可能在前边出现的人，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

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虽然腿脚无病。在这后面，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气候或体温变化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

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有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丹、香糯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

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也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暖轿是围着灰鼠、貂皮的，凉轿轿壁是纱的。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每日排场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就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所谓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回声不等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

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套着白袖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膳桌，捧着绘有金龙的红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菜肴是三桌，各种点心、米膳、粥品是三桌，另外各种咸菜是一小桌。食具是明黄色刻龙并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瓦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这叫“尝膳”。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在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我是向来不动它一下的。御膳房为了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把菜肴摆在桌子上，半天或一天以前就把饭菜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所以都早已过了火候。

好在他们也知道历代皇帝都不靠这个充饥，例如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太后或太妃们各自的膳房，那才是集中了髙级厨师的地方。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其实也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菜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连我们六口之家自己用的共计用银三千一百五十二两四钱九分。

“分例”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共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钱，连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表示帝王之尊的排场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内部冲突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他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好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我也坚决地要办，这才解决。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遣散太监

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的凤冠上原来的全部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

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

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放精巧小件珍玩的库。这种百宝匣是用紫檀木制的，外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

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

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有上千种。

听说建福宫那边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

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派人去清点，靠不靠得住……这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苦恼不堪。可是不清点也不行，有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里来的那些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查。

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首先是盗案更多了。连毓庆宫的库房的门锁也给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也给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养心殿里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不发生一点效果，没有人承认。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的夜里，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火警还是紫禁城外先发现的。东交民巷的意大利消防队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告诉怎么见面——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尊纡贵”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皇上要是乐意，可以到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没有问题。”“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我缺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东陵事件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东陵的消息，惊动我的倒不是什么珠宝的损失，而是对我的宗族感情的伤害。

各地遗老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在张园摆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好像办丧事一样，每天要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拈香行礼，以及痛哭流涕。同时，清室和遗老们都分别发出通电，给蒋介石和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以及各报馆，要求惩办孙殿英，要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也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很好，说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阎锡山扣下了。但是，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之火，我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郑孝胥的理想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

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行在”生活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这里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上街逛逛都没有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为复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

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逢年过节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到这里来给我叩拜。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就等于“乾清门侍卫处”。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得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主要是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此外，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单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垧。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这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工夫偷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这时还在我手里。

婉容与文绣

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更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她于是又买，而且花的钱必须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显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了，又是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绣八百元，后来财政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是没有限制了。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嫉（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嗦，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文绣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只听说她在天津当了小学教师，殁于一九五〇年，终身未嫁。

会见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

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我的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

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会见板垣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用他的不紧不慢的声调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

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

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

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青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现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

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栻和郑垂都叫到大和旅馆，让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

第三次做“皇帝”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

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

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

我的恐惧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

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由于皇室贵胄的传统优越感，觉得爱新觉罗的正统男子如果选汉女为元配，已是破例，如果和外国人结亲，更是祖制所无的，何况日本关东军是不是在打主意，要制造一个混着日本血统的皇帝，更要提防呢。

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快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双方都同意了，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说关东军希望他和日本女性结婚，这是为了日满亲善的大事，他既为皇帝陛下御弟，自然应该出头做这个亲善的表率。最后他说：“这是军方的意思，因此你不要自己进行那边的亲事了，至于在日本方面的活动，有我为你张罗，你等着就是了。”本来已接受了我的劝说的溥杰，现在又接受了吉冈的意见。据他后来自己说，几年的日本生活不但造就了对日本武力和政治的崇拜，就连日本人的妻子也使他不胜羡慕，所以，吉冈一说，他就点了头。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

在羊的面前是狼

我的迷信活动，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

我生怕来世变畜生，又担心我吃的肉是死去亲人变的。我念起经来了。原先是每天早晚念，后来每顿饭都要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

有一次，在空袭警报中，我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进肚去。

我也知道苍蝇是会带病菌传染病的。苍蝇落过的饭菜，我就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

与念经同时，我还自己给自己问卜算卦。算起来没完，不得上吉之卦，誓不罢休。

比如走路时，前面有个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于是从左面走过去。

婉容也随我入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口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这一家子，就这样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放不下来的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

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会见亲属

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的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

日本战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

“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

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溥仪一生大事记 ：

1906 出生于北京。（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间未定。）

1908 （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即皇帝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清廷宣布将于宣统八年立宪。）

1910 （国民党谋炸摄政王案败露。日本灭朝鲜。资政院开院。清廷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开议院。）

1911 开始毓庆宫读书，受业于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武昌新军起义。清廷起用袁世凯。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摄政王退位。）1912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颁“退位诏”。

1913 （隆裕太后死。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光绪“奉安”。）

1915 （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筹安会成立。清室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1918 生母瓜尔佳氏自杀。第一次出紫禁城。

1919 开始学英语，庄士敦任教。

1922 （世续死。）剪去发辫。与溥杰合谋偷运珍宝古籍出宫。（授陈宝琛为太傅，朱益藩为少保，庄士敦头品顶戴。）结婚。

1923 （建福宫失火。）裁撤太监。派员至日使馆慰问日本震灾，以价值三十万美元之古玩助赈。

1924 留参与婚礼的“遗老”柯劭忞、罗振玉等十余人授南书房、懋勤殿行走，授郑孝胥及金梁内务府大臣。郑整顿内务府失败，仍回懋勤殿行走，金梁回东北。（端康皇贵太妃死。冯玉祥倒戈入京。）接受冯军修正优待条件。迁入“北府”，旋逃往日本公使馆。

1925 离日本公使馆潜往天津。（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甲子复辟文证。）

1926（日军舰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遗老”向吴佩孚请愿恢复旧优待条件。北伐军占领长沙、岳阳、武昌，吴佩孚军全面崩溃。张作霖发表反共宣言，组织安国军政府改称大元帅。）

1929 送溥杰赴日本。派商衍瀛去东北活动复辟。

1931 与文绣离婚。派远山猛雄致书日相南次郎、黑龙会头山满等联络，以求援助复辟。先后秘密接见罗振玉，关东军代表上角利一及土肥原、金梁等，接受土肥原条件，与郑孝胥父子搭日轮离津赴东北。（祖母刘佳氏死。升允死。）

1932 在长春任伪执政，定年号为“大同”。接见李顿调查团。（郑孝胥任伪满国务院总理。伪满成立协和会。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

1934 即“皇帝”位，改元康德，吉冈安直任御用挂。

1935 第一次访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

1937 封谭玉龄为“庆贵人”。发表第一次“时局诏书”。（意大利承认伪满。）

1940 第二次访日，迎回“天照大神”，发表国本奠定诏书。

1941 发表第二次“时局诏书”。

1942 发表“建国十周年诏书”。谭玉龄死。（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学生勤劳奉公法”。）给裕仁写“亲书”，称日本为“亲邦”。

1943 封李玉琴为“福贵人”。（公布“金属类回收法”。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伪满实行集家并屯。）

1945 逃亡通化，第三次发“退位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赤塔。（国、共缔结“双十协定”。）

1946 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50（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押解回国，到抚顺战犯监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转移哈尔滨。（荣源死。）

1951 载沣去世。开始值日——擦地、洗碗、分菜。第一次交代历史——自传。

1952 第一次缝洗衣服。交出匿藏的珍宝。学习“由于封建社会，中国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交代“九·一八”事变前后与日寇勾结的历史真相。（熙洽死。）

1953（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第一次劳动——糊纸盒。

1954 由哈尔滨迁回抚顺。学习“帝国主义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团来所进行调查讯问。回抚顺后开第一次生活检讨会。

1955 第一次看日本战犯演出歌舞剧。伪满战犯成立学委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参观日本战犯运动会。开始与亲属通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李玉琴首次来所探望。

1956 参观抚顺露天、龙凤煤矿，台山堡农业社等工矿企业，市容，学校，商店。会见亲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按宽大政策分别处理悔罪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战犯三百三十五名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沈阳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与英法记者会面。和李玉琴离婚。开始抬煤、扫雪等较重体力劳动。

1957 侄子妹夫等获释。到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等地参观工、矿、农、商、学等三十一个单位。战犯改造学委会成立，溥杰当选学委委员。满族参观团来所。伪满战犯分组学技术；参加医务室学中医。（臧式毅死。）

1958 看国民党战犯演出新京剧“三十年如一梦”。参观抚顺大跃进展览馆等三个展览会。战犯电机工厂开工。（张景惠死。）

1959 在沈阳、抚顺两次参观。（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获特赦。回到北京。

1960 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1962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4 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7 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去世。

感觉前言有点水啊，太过于表忠心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不过溥仪前半生颠沛流离，后面作为一个普通人一样受到公平的待遇，没有性命之忧，确实也是要感谢一下祖国。

“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间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

自从一九五O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 叫“一OO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