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保守的店主依然经常用“我被羞辱了”来感谢顾客

“各得其所”，原指各人都得到满足，后指每个人或事物都得到恰当的位置或安排。（《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在作者看来日本人的各得其所离不开日本的等级制，因此本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日本等级制在各方各面的体现。

本章一开始就阐述了等级制对日本人看待国际关系问题的影响，坚持用金字塔模式看待国际关系，更坚信日本应处在金字塔顶端，这与后文美国人提倡的“平等”截然相反，作为美国人的作者却理性地看待了两者的对立性，将二者归因于文化差别造成的社会准则差别，并创造性提出“站在日本人的角度认定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从而推测出日本人在当前情况下即将采取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研究的魅力所在吧，通过创造价值来证明文化的价值。

随后，作者又从社会层面来描绘了日本等级制的影响，主要从家族辈分、性别、年龄三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等级制建立在性别、辈分的基础上，长嗣继承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日本人在社会礼节上是格外讲究的，其规矩也是格外恰当的。针对日本的家族观念，作者额外引入了中国与其进行对比，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可以算作众多日本文化的发源地，从文字到宗教到建筑，日本文化都或多或少有着一股中国味道。但中国文化遇上日本本土总会发生一些二次创造或者反向发展，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姓氏到了日本成了等级象征，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才被允许使用；中国通过科举选拔入官，而日本在授官时更看重出身和门第；中国的世俗皇帝和改朝换代思想在日本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天皇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天皇的后代也是天生的天皇。从这些对比中不难发现文化是具有多样性的，理性看待一种文化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绝不能用一种眼光看不同文化。

接着，从傀儡天皇与实际当权者的关系入手，作者简单梳理了日本的内战发展史，并为下一张明治维新之新奠定了写作背景。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德川统治期间所实行的等级制度，从一些细节方面梳理了该等级制度与国民思想的联系。

德川氏在其统治期间巩固了等级制度，并对每个阶层的行为做了详尽的规定。“天皇家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有四种世袭等级，分别为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日本对商人的低等划分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武士和农民的差别对待则帮助统治者维持了封建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作者也提出了日本人几种违背或打破等级制的经典模式，一是农民等下层阶级的反抗，但该种由下而上的反抗往往被定义为一种“英雄领袖的献身”，国家尊重任何人的权力，但反抗者需要承担逾越等级制的后果；另一种是商人的阶层上升，他们可以利用典押和地租变为地主压榨农民，也可以通过过继和收养变为武士。商人得益于这些隐性的阶层上升通道飞速发展，最后联合金融阶层和武士阶层一起推翻了幕府将军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走向，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困顿中的日本急需道路的重新选择……

2019.02.28（四）晚

于图书馆

基于“日本人和西方人在战争常规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为了了解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这一观点，作者从两大方面对战争中的日本人进行了研究，一是比较日本和美国的战争文化差异；二是探索日本天皇对日本战争的影响。

一方面，作者从战争双方对战争截然相反的定性引入，“美国把战争归根于轴心国的侵略”，而日本则认为“只要世界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奋起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代表了一个真正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并真正懂得‘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接着，作者就双方对于胜利希望所寄托的基础进行比较，日本坚持以日本精神战胜美国物质，因而在备战中日本重视非物质资源，而美国通过开展全力增产运动来追逐强大。在这一对比中，作者特意引用了日本战术手册中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抗敌之数量，以吾等之血肉抗敌之钢铁”，并用民间生产和战争广播两个特例予以佐证这一信条的影响之深远。随后，作者从美国对日本“精神战争”的蔑视来突出双方文化对其行为的引导作用，日本在美国的见证下，也从战时的“凭主观意识”走向了战后承认“光有精神是不够的”、“企图用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在此，作者还加入了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物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关于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作为素材来比较文化。日本政府在战争宣传中宣扬“万事都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换言之，诸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意料之外；而美国“投入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别人强加的”，要对敌人的打击给予还击，换言之，美国随时准备着迎接挑战。日本的战争宣传工作还为日本人在战争中的男儿本色做出了解释——“世界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他们”，战争行为关系到他们留给世人的观感，因此，他们必须以最“男人”的姿态战斗。

另一方面，作者指出日本人态度中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对天皇陛下的态度。作者一开始就批驳了一些美国权威认为天皇对日本人几乎无影响的观点，以日本战俘的证词佐证了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和爱戴。但不同于德国人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战争的发动者——希特勒，日本军人即使被俘都忠诚于皇室，拒绝诋毁天皇，坚信他们在为天皇的命令而献身。对于日本人而言，极端军国主义和和平信念都来自天皇，对天皇意志的遵从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可谓是“和平是天皇，战争也是天皇”。但对天皇无条件的忠诚，对不等同于日本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绝对服从，日本国民对政府的批判即使在战争中也是无休止的。除了日本的反物质偏见和他们对天皇的态度，还有一些其他态度也关系到了日本军队，作者重点介绍了是日本对军队战斗力消耗的态度：不同于美国人对一切勇敢救援行动的正面表彰，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些拯救，他们的反物质主义倡导“死亡本就是精神的胜利”，因此，他们视死如归，不在这些无意义的物质救援上“消耗”战斗力。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日本人高举“不投降政策”旗帜，光荣的死高于屈辱的生，反向思考，这种文化氛围也为日本人对于战俘的暴虐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接着，作者指出了西方士兵与日本士兵行为上最具戏剧性的差异——日军被俘后的“模范战俘”能像对待天皇一样忠诚地为盟军服务，最后作者从中归纳出了日本人的行为准则“选择了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一旦失败，他们会自然地改弦易辙”。

本章所提到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映射了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使美国在对日备战中准备越来越充分，以日本式思维看日本之行为，实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019.02.26（二）晚

于图书馆

第103页 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这里解释了日本现代的行仁义,实质是不义的行为)

第104页 中国"仁"的概念在此被贬低得无以复加.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并在事实上贬低了中国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美德,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取代"仁"\制约"义务"的美德.

第109页 在一些文化中,"慈爱"是大家庭道德规范的基石,日本则不然.日本孝道中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家族成员间存在的露骨的怨恨.

第132页 在中国的伦理观众,一个人突然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遭受的侮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太多敏感的行为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待污蔑也不会用一切善良和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只是无稽之谈.汨罗人也完全没有对侮辱如此敏感的特点.和中国一样,他们倾向于让诽谤者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不设想自己的名誉遭到伤害.他们说:"隐忍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

第167页 灵魂和肉体在宇宙中并非是对立的力量,他们的这个原则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他们的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认识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应对恶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始终批评把恶作为一种人生观.每个民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温和"的时候和"粗暴"的时候,没有注定一个灵魂要上天堂,一个要下地狱.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是必需的\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