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兰竹精神——柳子谷艺术论》
张荣东
柳子谷曾经沉寂许多年，但人生的沉寂往往生发着真正的创造，我在写作中也时常为寂寞所困，然而只有在此时，我的心灵才能与柳子谷相通。我把这次写作的历程视作对遮蔽历史的揭示，所以我在题记中写道：
我们阅读的时候，总要借助于烛火，它们在历史的某一瞬被点燃，在文本与心灵被照亮的时刻，当代与传统，过去与当下，都已经消失了界限。烛光下的漫笔因此而获得生命。
柳子谷曾经在泉边生活多年，泉水不仅养成着兰竹之魂，也养成着高尚、洁净的灵魂。泉边的叙述往往宁静、澄澈，百年的历史烟云逐渐浮现，又归于平淡，我追求文字的诗性，也期望这诗性能够与柳子谷的人生、艺术历程完美融合，虽然，这也许须仅仅是自己的奢望而已。
柳子谷上世纪三十年代即以诗、书、画三绝驰誉画坛，与徐悲鸿、张书旂并称“金陵三杰”，有“画竹圣手”之谓。柳子谷是一个热忱的入世者，他用自己一生的创造表达了对国家、社会、人民的挚爱：他早年从军北伐，心系国患，其人其行颇具初唐文人气象；他关怀苍生之苦，直面惨淡的人生，在艰难的岁月，他画《灾民图》、《流民图》，表达心中的忧患，抗日战争时期，他画《梁红玉》、《戚继光抗倭图》等，唤起民众的民族自信；建国后，他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山村新貌》两部时代巨制，体现出宏大的时代视野；在此后长期的沉寂生活中，面对雪欺霜压，他自养高洁沉静之心，写尽兰竹高致；春风一至，他又感奋莫名，以老而弥坚之笔，构建出笔下明朗清新的艺术世界。柳子谷之入世表现为心系国家、民族，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始终如一的。
柳子谷又是一个难酬其志的入世者。文人入世，尤其是艺术家入世，大抵如此。艺术家在自然与文化的滋养中渐臻纯粹，终悟天人之道，而世俗之志却要求其由纯至浊，由是，艺术家世俗之志往往难酬。然亦有于二者间游弋自如者，则其必受二重人格之苦。东坡居士一生流离，虽内心和谐浑融，智慧过人，却难应付官场诡谲之变；板桥先生志为百姓，清高自许，难免挂印而去。柳子谷亦曾当过县长，虽尽心竭力，亦不可长久，有时局原因，也是艺术家本性使然。柳子谷怀天下之志，却常有局促辕下之感。这与柳强烈的现实主义艺术倾向是分不开的，传统文人失意时多隐于道，隐于山野，避世休闲，乐得自在，柳则不然，他的艺术激情合为时代情境而发，胸臆在胸，合者至寡，诚为悲情之士也。
然正如冯其庸先生所说，柳子谷是不幸的，缘于其怀才不遇，柳又是幸运的，因其必有千秋之名。冯其庸先生的论断是从人生境遇出发，若从艺术积淀的规律而言，也颇中肯，柳子谷受到几十年的冷遇，其寂寞之状与先前的繁盛之境恰成对比，而艺术精神之锤炼，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过程。深厚的人生况味，悠长的精神蕴涵非从歌舞升平中来，亦非纯出于困厄，乃是从二者的出入、从心情的跌宕顿悟中来。诗穷而后工，曹雪芹居蓬窗瓦牖之下，笔生华采，非蓬窗风雨致之，实人生启悟之结果。柳子谷在1979年画《风晴雨雪》，笔墨厚重而有灵性，境界开阔，尽精微，致广大，亦可视为人生积淀之结晶。
柳子谷晚年乐观洒脱，艺境亦臻上乘，为数十年面壁静心所造就。他放弃对抄家财产之追索，在听到当年扣压徐悲鸿信件、改变自己命运小人物之忏悔时，平静无语，当非出于无奈，而是出于内心之大平静。有了这种平静，才有他晚年开阔潇洒的画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冯其庸先生所说的幸运，亦可作此解。柳子谷无奈屈居他人篱下，则恍惚难得归依。或曰：何为乎可恨之人出而不绝？思量之，此又非个人偶然之患，实时代之患也。柳子谷身处动乱之时，何处可觅温暖乐土？君不见，以李苦禅之才情，却沦为收发信件之传达，郭味蕖则黯然回乡，郁郁终其一生，足可痛惜。同在山东，关友声夫人因不堪迫害而自杀，关先生也痛苦离世，柳子谷面对时代之痛，也只有无语宁静，他不会将命运之厄归于一二人，柳公之心也如此。后人叹息之情，大可理解，而叹息之余，更应深悟柳公之心也。
人生经历于有灵悟者为财富，思之得益；于愚钝者则为负担，弃之如敝履。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非虚言，没有哪一种人生是刻意致之的，只有回顾时，才发现精神的宿命与人生的偶然。柳子谷在前行的道路上不会预知自己的命运，他只是坚持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与艺术精神。缘于柳子谷的生命精神——这是他人生历程的自然积淀，也缘于柳子谷的艺术趣味——这也是人生积淀的结果，才给了后人以历史梳理的必要性，这又是另一个时代文化的重新阐释。对柳子谷一生的揭示，涉及近代社会的转型，艺术形态的流变，思想的分化、整合，不同的论者见到不同的结果，反倒是梳理过程的本身，更显意味，对于柳子谷人生与艺术的勾勒，我想即如是。
（《兰竹精神——柳子谷艺术论》， 群言出版社2008年1月版，定价48元。本文系节选自书中自序，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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