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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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基本冲突的某一部分进行压抑，人格的很大部分被遮蔽了。被遮蔽的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进行干扰，却不可能有任何建设性的用途。这样，压抑的结果只会造成精力的损耗，而本来这种精力是可用之于自信、与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我们再提一提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剥夺了患者的前进动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在外在压力下能做出较大努力，但要他依靠自己时，则马上毫无办法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场合中毫无建树，也毫无乐趣，它完全就意味着患者的创造性给虚掷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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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患者这种犹疑不决表现很明显，人们还是常常感觉不到，因为患者在无意识中总是竭力避免做任何决定。他们总是对问题一拖再拖，或设法回避非做决定不可的场合。他们让自己坐等机运或让别人去做决定。他们也可能把事情弄得一片混乱，从而使做决定变得不必要。由此而产生的毫无目的的状态通常也照样不为患者所知。由于患者用很多无意识手段去掩盖自己的犹豫，所以心理医生很少听见患者诉说自己这方面的病情，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较普遍的障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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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被分散的第二个典型症状是一种普遍性的办事无效率。我这里指的不是那种特定领域里的无能，那可能是由于缺少专门训练或缺乏兴趣所致。我也不是说的那种尚未发掘的能力……办事无效率是指那种一个人由于内心有冲突不能发挥最好的能力，从而造成的办事无效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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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的扭曲和处处显出无能与笨拙，不仅见于工作之中，也很明显地表现在与人的相处上。如果某人想与人友好，但又讨厌这样做，认为那是去讨好奉迎，他便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想请求别人给他某件东西，但又感到应该强行索取才对，便会显得粗野无理；如果他既想自我表现又想附和屈从，他便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与人接触又担心遭到拒绝，便会胆怯害羞；如果他既想建立性关系，又想挫败性伙伴，他便会显得僵硬冷淡，等等。冲突的面越宽，生活中的扭曲便越严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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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典型的紊乱症状是普遍性怠惰。有怠惰毛病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既懒惰懈怠又对此心甘情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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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论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别人屈服于他的需要。患者不是把别人看成自有其权利的同等的人，而看成是一种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讨好或喜欢别人，是为了缓和自己的焦虑；他有意给别人留下印象，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尊严；他责怪别人，因为他不能把责任承担下来；他必须挫败别人，因为他需要成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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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假象。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讨论这种现象，因为关于它有一些糊涂的观念。坚守弗洛伊德理论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与一般人有同一观点，即相信神经症患者需要感到被亏待，需要忧虑，需要被惩罚。他们用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数据是众所周知的，但“需要”这一术语包括了诸种理性的罪过。持上述观点的人没有看到，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多，而且通常只是在他开始康复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不能忽视的是，持有那些观点的人似乎不理解，因冲突的存在便不可避免会有痛苦，完全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让自己人格崩溃，显然不是他愿意给自己以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驱迫他这样做。如果他自我抹杀，挨了一耳光还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他至少无意识地恨自己这样做，瞧不起自己。但他对自己的攻击倾向很害怕，所以觉得必须走另一个极端，让自己受别人的某种方式的虐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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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痛苦的嗜好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把自己的不幸小题大做，加以夸张。的确，患者有可能别有动机地去尝试或炫耀自己的痛苦，它可能是患者乞求注意或饶恕的托词。患者可能无意识地用它来达到利己的目的，它可能是被压抑的报复性的表现，用来消除对报复欲望的压制。但如果考虑到患者内心的自我崇高感和纯洁感，我们只得认为那是他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唯一途径。有一点也是事实，即他常常为自己的痛苦找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无缘无故沉迷在痛苦中。这样他便闷闷不乐，并把苦恼归咎于自己有“过失”，而实际上他痛苦的原因是自己不是理想的那种形象。或者，在和亲爱者各处一方时他会觉得一切都完了，虽然他自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爱得深。实际上，他的内心正遭到分裂，他受不了独自一人的生活。最后，他可能矫揉造作，当他实际上是在发怒时，他还以为自己在受痛苦的煎熬。比如，一个女人在情人没有如约写信来时便会认为自己在受痛苦，但实际上她是恼怒了，因为她要事情顺她的心意而发展，因为任何好像是对她的冷落都使她感到羞辱。在这个例子中，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痛苦，而不愿认识自己的恼怒以及产生这恼怒的神经症趋势。她还强调了痛苦，因为它有助于掩盖患者对人对己的整个关系中的两面性。不难看出，以上各例中没有一例是患者自己真想要痛苦。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痛苦的假象。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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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患者照样从事着想象或计划，以为那样能把事情变得好一点。男性患者会想，只要他结了婚，住房更宽敞，班组上换一个领班，家里换一个女人做妻子；女患者又会想，要是她是个男子而不是女人，再年老一点或再年轻一点，再高一点或不那么高——那么，一切都好办了。有时，某些使他不安的因素的消失，的确有帮助作用。然而，更常见的是，他或她的这类希望只是把内心的矛盾外化了，所以注定要让自己失望。神经症患者指望外在的改变能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和自己的神经症原封不动地随着外在因素而进入每一个新的场合。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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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着另一毫无希望的追求——想成为理想的那种形象。在产生无望感的原因中，甚至很难说这种追求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治疗中，当患者意识到自己远不是自以为的那种唯一完美的人时，他的失望感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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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使患者感到无望的，还有一个原因。患者在为人处世中，重心不是落在自身，而是落在外在因素上，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已不是原动力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自信，他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而发展的信念。于是他事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被人们察觉，却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足以称作心灵的死亡。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但是，尽管他颓丧绝望……他还是可以……完全有能力照样打发生活，照样忙碌于尘世的事务，娶妻生子，赢得声誉和地位。或许，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是没有自我的。像这样难以引人注意的东西，世人是不会表示兴趣的。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切事情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让人们注意自己的自我。而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悄无声息地来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任何别的损失，比如一条胳膊、一条腿、几文钱、一个妻子等等，倒是肯定会引起注意。”根据我的观察体验，我认识到，绝望是一个常被心理医生忽视的问题，因而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我的有些同行看到病人的无望后大为震动，自己也感到无望了。他们纵然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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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异表现时，常常不是去检查它，而是只提出这一疑问：“它是怎么产生的？”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都希望追根溯源一番就能解决问题。心理医生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遁逃到过去之中，而要他熟悉那种特异表现本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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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发现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就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它们分属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愿望和感受。其次，我们已经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再次，我们还必须情愿并能够放弃导致冲突的两个相关因素中的一个。最后，做决定还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为所做决定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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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魄力，所需的内在力量和独立性远远超出大部分人目前所拥有的。奇斯典商
既然我们当中有如此众多的人被冲突牢牢扼制着一尽管我们毫无察觉一我们就容易嫉羡、崇拜那些似乎生活得平稳顺遂，丝毫不受冲突干扰的人。这种崇拜可能是合乎情理的。的确可能有那么一些坚强的人，他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等级，或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静，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和做决定的迫切性也失去了撼天动地的威力。但外在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冷漠、墨守成规或机会主义，我们嫉羡的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从自身的信念出发直面冲突或试图解决冲突，他们只是被眼前的利益推动着顺势而为。查靠基罐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是一种非常宝贵的优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令人痛苦。我们越是勇于直面自身的冲突并为其寻找解决方案，我们获得的内心自由和力量就越多。只有当我们愿意直面冲突，我们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那个自我典范，成为驾驭我们人生航船的船长。因内心迟钝而获得的虚假平静丝毫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人变得脆弱，轻易地被任何影响所左右。
当冲突汇集到生活的主要问题上时，面对并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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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符合其人格结构的方式实现自已的目标。服从型患者会“因为太过痛苦”而提出要求，或者在“爱”的伪装之下隐秘地控制一切。累积的被压抑的敌意可能突然爆发，表现为偶尔的易怒或大发雷霆，其强度或激烈或舒缓。这些爆发尽管与温柔亲切的形象并不吻合，但在爆发者本人看来却是完全合理的。根据他的前提，他完全正确。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对他人的要求是过分的、利己的，他经常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遭受了极为不公的待遇，他因此忍无可忍。最终，如果被压抑的敌意与盲目的狂怒相结合，就会导致各种功能紊乱，比如头疼或胃部不适。
因此，服从型人格的大部分特征都包含双重动机。比如，一个人退让的目的是避免摩擦从而能够与他人和谐共处，但也可能是抹除自己求胜欲望的所有迹象。一个人允许别人利用他，这可能是顺从或“善良”的表现，但也可能是为了回避自己想要利用他人的欲望。因此，要想克服病态的服从，就必须以相应的顺序梳理冲突的两个方面。我们有时会从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释放攻击性”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核心。这种观点表明，它不太了解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特别是神经症结构的变化。“释放攻击性”对正在讨论的服从型人格有一定的效果，058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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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出现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所以他便不顾一切地尝试处理冲突。尽管他可以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但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并不断要求采取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在这场追求整体性的斗争中，每一步都使神经症患者变得更加敌对，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他人。其结果便是，这些冲突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真正的解决办法却越来越少。患者最终变得绝望，就试图在施虐行为中寻求补偿，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绝望，产生了新的冲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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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观点是，一个人愿意并且也有能力去发展他的潜能，努力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但是，如果他与别人、与自已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这种潜能可能就会丧失殆尽。我相信人是会改变的，人只要活着，就会不断地改变。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深人，我对这一信念越发坚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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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内心愚钝的虚假平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
当冲突涉及的是生活的基本问题时，面对和解决它们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活着，就没有理由不去正视和解决冲突。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念。当我们认识到人生选择中各种因素的意义之后，就会看到奋斗的目标，找到生活的方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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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以此划分正常的冲突和神经症冲突，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两种冲突倾向之间的差距远不及神经症患者那么大。正常人必须做出的选择，是两种行为模式之间的选择，任一选择都是可行的，并统一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框架之内。打个比方，正常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只有90度甚至更小，而神经症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可能达到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指出的：“现实生活过于繁杂，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有意识的绝望，将其陈述清楚。”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基本要素来说，则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他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可能就会有所意识；而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则被深深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使其重见天日。
正常的冲突涉及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现实的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决策者非常想要的；或者涉及两种信念，这两种信念都是他真正推崇的。所以对他而言，他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即使这让他很为难，而且必须有所舍弃。而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受到了两种方向相反、强度相同的力量的驱使，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追随。所以，他不可能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他停滞不前，没有出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他所有的神经症倾向，通过改变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使他能够完全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描述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它们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助，而且还具有一种足以使人害怕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牢记在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各种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构成了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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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防卫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决定了的，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人类能够作出选择，也必须作出选择。这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他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在两种相反的欲望之间决定取舍。比如，我们想一人独处，又想有人作伴；我们既要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在我们的意愿与义务之间有冲突。例如，有人陷人困难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渴望与情人幽会；我们也许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们。最后，我们也许动摇于两个价值观念之间。比如，战争期间我们相信冒险出征是义务，但也认为留下来照看亲人是责任。
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决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一种忠诚会与另外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欲望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可以坚信有必要严厉管束儿童，也可以认为应该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他可以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并无关系；他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肤色或鼻形。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