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四千年

在柳藤編织的房舍中制作陶器，充分享用该区域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资源，特别是尼罗河水注入形成的卡伦湖当中的鱼类、野禽和河马。一头河马所能提供的肉量，足以赶得上五头牛或者五十只编羊或山羊。此外这些早期的法尤姆人还养了猪，从而也形成了埃及最初饲养家畜的农耕群落。

公元前5500年前后，农业在此地拉开序幕。这比近东其他地区要稍迟一些，估计是因为这里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比如一种类似大麦的草以及富含淀粉碳水化合物的莎草根茎，随手就能得到。可推测这些早期社群中的女性，也是埃及最初的那些农民，“主要是与安定平稳的农业生活关联在一起，跟那些可能 ——至少在那一时期的初始阶段——继续打猎，或者也许更经常是去放牧牛群的男性形成了反差”。

这些最初的农民，种植小麦和大麦，用片状燧石的镰刀来收割，用原始连枷来打谷，把谷物储存在大大的公共谷仓中，而谷仓是下挖沉入干燥的沙地里。谷仓是用盘卷的秸秆铺展起来做衬底；秸秆中仍然残留着痕迹可以看到埃及人工栽培出的最初的农作物。

连枷： 由一个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或木条构成，用来拍打谷物、小麦、豆子、芝麻等

1955年放射性碳素法年代测定的新技术开始投入运用；这些作物就被列人那些最先测定的样本中。测出的年份大约是公元前5145年。

在相对湿润又肥沃的法尤姆，另一种长势兴旺的农作物是亚麻；到了约公元前4500年亚麻布便开始用这种植物纤维生产。很快，无论是简单的缠腰布还是裹身的长衣服，亚麻都成了标准的面料选择；为之锦上添花的还有来自西奈半岛的绿松石串珠首饰与来自地中海和红海的贝壳。当时已有专门贩运这些小玩意的旅行商人，而法尤姆居民就是从商贩手中换得这些饰物的。

约公元前1650一公元前1550年：仅从表面上看，统治埃及的第十三王朝中至少三位君王拥有包勒斯坦的血统背景。埃及政权内部的巴勒斯坦“阿姆人” (“亚洲人”)逐渐地掌控了政府，并最终接管了国家的北半部分，这代表着第二个中间期的开始，也标志着此时国家没有唯一和统一的中央权威。

埃及慢慢分化裂解成原初的政局状态——两方土地。第十三王朝现在以南方的底比斯为大本营，而同期共存的第十四王朝则在北方以索伊斯为根据地。这个局面自然有利于巴勒斯坦人逐渐壮大实力让夺权之路变得更为容易。不过当代的考古成果表明，南北两方之间还出现了第三股割据势力，活动中心为阿比多斯。近些年来发现了他们首领鸟色里卜拉·塞内布凯 的墓葬，为此说法提供了最基础的首批实体物证，表明曾有一个被遗忘的阿比多斯王朝存在于约公元前1650一公元前1600年，而此前学界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与此同时生活在三角洲东部的那些埃及化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政权内部转移，已经和平地接管了这一区域。他们的大王名为萨利狄斯，自封为“(来自)高地的统治者”，但埃及人称他们为heka-hasut,意为来自异邦的统治者。在后来的帝王名录中,他们被命名为希克索斯(Hyksas)君主,其政权则被列为第十五与十六王朝。这同一份文献还表明 “这些无名种族的侵入者来自东方，他们带着胜利的的主力部队，单刀直入，进军我们的土地”/ “借助凶悍地盘和权力连一次攻击都无须发起”。这个历史记录还补充说他们纵火焚烧埃及的城市，毁坏神庙，屠杀或奴役埃及的民众，接着便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最高统治者。

早期的古埃及学者把这一具体明晰的叙述当作历史事实。他们认为在约公元前1650年横冲直撞的希克索斯族裔巴勒斯坦人突然发动了侵略，他们驾驶着新奇的先进战车席卷而来，快速攻占了埃及。但真相实则远远没有这般戏剧化，尽管破坏程度并不因此减弱半分，或者说，有时候血腥程度并不减少分毫。

希克索斯王朝的历史得到修正是由于在20世纪发现了他们的城市遗址。这座城市为阿瓦利斯，位于现今埃及三角洲地区东北部的达巴丘。那里最初是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边界的一部分，曾建有军事化堡垒。阿蒙内姆哈特二世时期，一千五百五十四名亚洲人战俘被安置在这里，与作为水手、造船木工、矿工和士兵以及为埃及政府效力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一起在此定居生活。这个地区随之发展，成为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来自巴勒斯坦的驴子驮队定期经过这里，而尼罗河支流裴路西亚的水上交通则运来了克里特和塞浦路斯的葡萄酒、橄榄油以及手工艺人。

阿蒙内姆哈特三世执政期间阿瓦利斯已经存在大量不同种族的居民，并很快成为地中海东部沿岸最大、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公元前1650年前后王室首府 伊特耶-塔维(也即利希特)被弃用,阿瓦利斯便取而代之,成为新登台的第十五王朝。

约公元前5500一公元前3500年。尼罗河那亮蓝色的河水从无尽的沙漠之间穿过，河道两侧是繁盛的一片绿色，形成一个长条的“线形绿洲”。这条实实在在的生命线，从太空中也可看到。

尽管早就名声斐然，但尼罗河的源头却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一定程度上都笼罩着一层迷雾，直到21世纪才揭晓。首先流速颇快的白尼罗河，长期被认为是起源于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到了1937年溯源时发现了一条溪流，起至布隆迪的基基齐山脚下。而白尼罗河最远的支流，也即卢旺达的卡盖拉河，直到2006年才得到辨识和确认。至于那携带了大量淤泥的青尼罗河，于埃塞俄比亚境内开始流淌，普遍被认为是起源于塔纳湖，但实际上是发源于吉什·阿拜(Gish Abay)小镇的一个泉眼；管理那泉水的是属于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的“泉水守护者”。

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河流随后在喀土穆汇合，形成了尼罗河，一路向北，总流程6741千米，从非洲中心地带直到地中海。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它也确实对得起那么多的盛赞之词，因为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

椭圆形的屋子是用柳树枝和兽皮搭建而成。一边建立起水久定居点，一边加热取暖，有研磨石用以处理谷物，有地窖存储食物，后来发掘出来之时发觉里面还遗留着小米和高粱、植物块茎与水果的残迹。其中还有鸵鸟蛋，一只便可以供八个人进食，蛋壳还可用来作为珠子饰品。 牲畜从近东引进的绵羊和山羊种群得到。

不过纳卜塔湖边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依然要严重依赖每年一度的夏季雨水。雨水何时再次更新和补充他们的给养，则需要精确预测，这对他们而言也至关重要。

于是千百年来所积累的天文知识——水准之高令人叹赏-就派上了用场。让人们借助星象航行,以及制作最基础的石刻地图的相似技能，被用来帮助他们创造出一件高度创新的计时装置。将窄窄的砂岩石块安置在一个直径约四米的小圆圈中，就构成了纳卜塔湖圆石阵，尽管比斯通亨治的巨石阵要小得多。但这个版本则早出现两千年，是世上已知最古老的日历，这也是执迷于太阳的埃及人所发明的第一个日历。这些人“通过天文研究发现了阳历年的规律周期……在我看来，他们的计算方法比希腊人的更出色”——后来的一个希腊历史学家曾这样表示认可。实际上，作为“人类设计出的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合理的日历”，这个太阳年日历的起源是在石器时代的撒哈拉，但正是埃及人用来记录其整个历史进程的方式。

这个纪年体系被罗马人采用然后又得到天主教官方的认可，最终变成如今在西方国家依旧被普遍应用的日历。纳卜塔石阵日历中最大的那块石头，对准了夏至日的位置，标志着雨季的开始；那时人们一起会集到这个神圣地点，来聚焦关注那些“对游牧部落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紧靠着日历遗址有座高高的沙丘，仍然覆盖着大堆的牛骨，表明雨季的开始会伴随着屏案仪式-人们珍视的野牛群很少见地被祭杀，既是为了供大家食用，也是作为牺牲祭品，敬奉给那带来雨水的无形的神秘力量。还有一块巨大的砂岩石板，被雕刻成轮廓线条风格的母牛造型，或许是被用作“祭品牛的替代物”，而这也是整个埃及已知最早的大型石雕作品的例证。

也有一些土丘，顶部安置有石头，每块巨石重达两吨；这也许标志着土丘是纳卜塔湖这一带知名人物的墓葬；有些石头被打磨成带有拟人形肩膀的样子, “暗示这石头相当于是石碑，也许就代表着墓中的死者”。跟日历圆石阵的石头一样，这些石头也被精心摆放，朝向北半球和那些拱极星的方向；那是天空中最亮的星辰，从来不会沉落；后来这些拱极星被称为是“不灭的星辰”。

这些独块巨石，对纳卜塔湖的聚居者有着重大意义。石头是从距离超过一英里的一座采石场运过来，这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还需要令人叹赏的高程度的组织与合作。公元前6000年前后人们就能协同工作完成如此难度的项目，因此显然聚居在纳卜塔湖的人们是汇聚和共享了当时既有的全部技能和认知理念，而这些智慧反过来又触发了其他的技术进步——从野牛群的驯化养殖，到非洲已知最早的陶器生产。

然而到了大约公元前5500年，降雨带逐渐向南方推移。随着雨水减少，热带大草原的范围也随之缩小。居住在剩余草原地带上的新石器时代最后的一些居民，他们的踪迹可以在拉姆拉山丘即“沙山”的湖边发现，而那里离纳卜塔湖仅有20千米。这是一个看上去和睦安宁的社群，可以判断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人口混合了“地中海与撒哈拉以南”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