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视野中的第一封建时代

这本书很早开始看，一直没有读完。前些年在写“千年之变”的综述时，曾注意到美国人 Stephen White 在讨论封建时代的暴力和冲突调处时，引用过 Otto Brunner，这个曾饱受争议的学者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在我看来，在理解中世纪的权力和统治形态方面，他在某些方面与当代西方学者，从Janet Nelson 到 Régine Le Jan，以及以 Florian Mazel 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法国中世纪研究者，有广泛的共性和可以探讨的空间。

期待有时间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

本文只是部分选译，作者是德国史家，原文见：

Steffen Patzold, "Le premier âge féodal vu d'Allemagne. Essai sur les historiographies française et allemande", in Dominique Iogna-Prat et al., eds., Cluny. Les moines et la société au premier âge féodal,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3, pp. 19-29.

德国视野中的第一封建时代

Steffen Patzold

大家知道，第一封建期和第二封建期的区分来自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二者的转折点在1050年左右。这个论点，以及它所引起的批评，对20世纪后期的法国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在德国，这种封建制的两个时代划分法一直不是很流行。直到1980年代初期，布洛赫的这部重要著作才被译成德语。当然，德国史家读过此书，不过这部杰作在他们的著述中并未产生回响。同样，德国史家也没有讨论过乔治·杜比关于马孔地区的研究，该研究没有把决定性的转变定位于900年左右，而是置于更晚的980-1030年。当然，杜比的著作在德国也为人所知，不过并不被视为经典，直到现在还没有德语译本。

在这种语境下，显而易见的是，“第一封建期”对德国史家而言就是一个远离其学术场域和习惯（socialisation）的话题了：1960-1980年代，关于“封建变革”或“封建革命”的大量法语研究，以及1990年代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重要辩论，几乎没有波及德国史学界。耐人寻味的是，几位重要的德国中世纪史家于1997年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标题是“从奥托三世到亨利二世：一个转折？”（Otto III. – Heinrich II. : eine Wende?），尽管他们并未论及封建革命。所以，德国人也提出过公元千年前后是否存在历史转捩的问题，不过这部著作是从迥然有别于法式研究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的：它关注的是皇帝和“权贵”、皇帝及其顾问的政治观念，以及权力的形态和“国家性”（Staatlichkeit）的组织方式。但它忽视了“伯爵管区（pagus）的解体”、“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不断加速的社会和经济演变、封建-附庸关系，以及暴力行为的现象学。

所以，要一个德国中世纪史学者写一篇关于“第一封建期”的文章，肯定是难上加难的。在德国，相关的概念和争论都不曾是个重要话题。不过，这里我想就此做一点法德史学传统的比较。我的论述将分三步。首先，我将解释为何法、英、美关于“封建革命”的研究在德国反响如此之小。随后，我将介绍德国中世纪史家考察900-1050年、也就是马克·布洛赫定义的“第一封建期”的方式：他们认为这个时期是一个持续的演变期，还是认为公元千年前后有一场深刻的转捩呢？最后，我要讨论的是，最近关于封建附庸关系的国际争论，是否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马克·布洛赫“第一封建期”论点。

两种不同的史学传统

为什么德国史家对“封建第一期”的争论很少关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了解，德国的经典学术著作并非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而是同样出版于1939年的另一部著作：奥地利人奥托·勃伦纳（Otto Brunner）的Land und Herrschaft。不比较布洛赫和勃伦纳的著作，就无法分析法德史学传统的差异。

乍看起来，勃伦纳关心的是中世纪后期奥地利的政治问题和复仇或私战（faide）话题。但实际上，他探讨的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论问题，他极力主张深入理解中世纪的各种相异性或他者性（altérité）。勃伦纳的论证步骤如下：19世纪诞生了关于法律、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它们通过那个时代特有的范畴和分析性概念工具来思考现实。这些范畴和概念对19世纪来说颇为合宜，但对“旧欧洲”（Alteuropa），或曰启蒙之前的欧洲，则完全不灵了。根据他的看法，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三个区分，是此类既具根本性又有欺骗性的范畴和概念的核心所在：“权利”和“权力”之分，“国家”和“社会”之分，“公共”与“私人”之分。

在这个设问背景下，勃伦纳通过复仇的历史来揭示中世纪社会的相异性。19世纪的社会科学以前述三个“现代”区分为假设前提，因此它认为复仇牵涉的只能是权力、只能是最强者的法律工具、私人特权的一种形态。所以复仇就被认为是无政府状态的症像，国家、法律和公共权威式微的表征。在勃伦纳看来，人们顶多只是将其与“正当防卫”类比、从而进入法律体系之内。

勃伦纳试图证明，关于现代人对复仇的理解是一种年代错乱，甚至是非历史的，因为它不能反映那些决定中世纪角色采取行动的认知和理解模式：在后者，复仇，甚至针对国王的复仇，是权利（droit）的有机构成部分——至少在遵守特定形式的复仇是如此。勃伦纳认为，这样的分析不仅限于中世纪后期的奥地利，它适用于整个中世纪，因为“旧欧洲”的相异性都完全来自日耳曼的影响。他总结说，只要人们以“公共”和“私人”、“国家”和“社会”、“正当”（droit）和“权力”（pouvoir）之类的现代区分为前提，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和解释这样一个世界。

勃伦纳不仅限于批评现代社会科学的范畴和概念，而且尝试借助另类范畴描绘中世纪的政治结构。为此他创造了一些被他称为“基本概念”（Grundbegriffe）的新型分析性概念，不过这样做时，他大力挪用史料中的语汇，诸如“和平”、“朋友”、“敌人”、“忠诚”（fidélité）、“保护”、“土地”、“统治”（domination），等等。在这些同时兼具规范性和描述性的“基本概念”中，勃伦纳看到了支配中世纪人行为的各种范畴。

勃伦纳的著作并非没有受到批评，但它对德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基本观念可以总结为下面的律令：“务请警惕19世纪社会科学发展出的观念，因为它们会让中世纪史研究者迷失方向。”就这方面的学术发展而言，勃伦纳并非孤立的：在1940年代，海因里希·达能鲍尔（Heinrich Dannenbauer）、瓦尔特·施莱辛格（Walter Schlesinger）和很多其他人，都支持这种看法，他们所处的这种学术思潮，今天人们还称为“新制度史”（Neue Verfassungsgeschichte）。对二战后的德国中世纪史研究而言，这个视角可以说构成某种名副其实的符咒（mantra）：“务必提防现代观念，务必警惕现代概念……”

但是，无论是马克·布洛赫1939年的综论，还是乔治·杜比1953年的专著，以及1960-1980年代关于“封建变革”（mutation féodale）的各类法语研究，都与这个德国符咒不相容！莱茵河另一边的史家相信“社会”与“国家”、“私人”与“公共”、“权力”与“正当”之类的区分，但此类区分是现代的，会让中世纪史研究者迷失方向。这就是德国的中世纪研究者不理解这场法国辩论的根源所在：因为这场辩论讨论的是“加洛林国家”的“公共权力”从何时开始、以及如何最终解体；这一“公共权力”何时开始被窃取并转变成城堡主的“私人权力”；最后，以混乱无序、暴力横行为特征的“封建世界”诞生于何时。根据勃伦纳的看法，当时的各种冲突尤其不能被视为一种非法暴力、无政府的混乱状态的表征，相反，这些作为faides的冲突构成中世纪社会和法律秩序的关键要素。

更清楚地说，一个内化了勃伦纳观念的德国中世纪史学者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关于“封建变革”的各种法语著作，无论是方法还是论点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些研究的论证之中，恰恰以勃伦纳和“新制度史”企图克服的三个概念二分法（dichotomies）为前提。一个接受勃伦纳观念的学者，可能真的不能坚持“地产领主制”（seigneurie foncière）和“强制领主制”（seigneurie banale）之分，原因仅仅在于，他会认为加洛林时代的任何领主制就已经既是地产性质、也具有强制性了。一个接受勃伦纳观念的学者，也不会将加洛林伯爵辖区（pagus）的解体描述为权力的“私有化”进程：自1930年代开始，达能鲍尔、施莱辛格和其他德国学者，就已经认为贵族的权力是“内生”的（autogène），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日耳曼时代就已存在的权力，它并非在王权之下，而是和后者并立——甚至加洛林时代仍然如此，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在1982年和1994年还在强调这一点。所以对德国史家而言，国家的解体——发生在900年或1000年左右——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自1930年代以来，他们就习惯于这样一种区分：王权（pouvoir royal）是中世纪现象，而主权（souveraineté）、公共权力和国家垄断强力的行使是现代现象。此外，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中世纪史学者觉得难以将Herrscher译成法语的原因所在：他们觉得译成souverain简直不可接受……

总之，德国人之所以对关于“第一封建时代”（或其替代品“千年之变”mutation de l’an Mil）的争论不感兴趣，原因在于德国与西欧史学传统的不同，二者在1930年代就已经不能兼容。

不过，局面从1980年代末开始变化。奥托·勃伦纳于1982年死去，瓦尔特·施莱辛格1984年谢世，于是曾强烈影响德国中世纪史研究的一代人消失了。人们大概会看到德国和西欧的研究将继续沿相反的方向发展，但双方的阵线发生了某种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