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尊严

这本书值得推荐一看，理由如下，其一，尽管有部分读者指出了该内容的过时性问题，但这篇文章还是对现代社会舆论的‘二奶’‘情妇’对象进行了一定的概述与总结，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情欲、尊严、责任、性别、阶层交错杂糅的复杂‘亲密关系’，针对部分评论者指出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考量的缺失，存在一定的偏倚，但’亲密关系‘中杂糅的阶层、感情、尊严与欲望交错的关系相较而言变化并不大；其二，深化了我对婚姻关系中夫妻二人责任、义务、情感劳动、体力劳动的认知（PS：读者未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家如何更好地处理夫妻间的异性关系，更好地扮演好相应的角色；其三，仅限于读者本人的兴趣爱好，对社会舆论中’二奶‘’情妇‘这一社会边缘人物的好奇心。其四，尽管读者认为’渣男‘是普遍存在的，但在读此书前，未曾了解过男性的’自我去污名化‘或’自我辩白‘；这本书是在读者在过年自驾回家归途中车上读物，随着阅读深入，在副驾上愈发的兴奋好奇，感谢张姓好友不辞辛劳的行车驾驶，原来自己在车上也可以做到阅读自由。

知情主体，裁决主体以及伦理主体。

有利的事，对的事，想做的事之间的矛盾与撕扯，或许这就是自我意志的体现与成长的时机。

可笑啊。女性的价值多么便宜！

女性生存困境

反思反思反思！

到底男性是为啥那么想要孩子啊！！

最后讲作者自己的调查经历和致谢，都特别感人。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学的魅力，我们便是在学习与思考中不断丰盈自己的人生体验。

序-吴小英

1. 打破包养关系“钱色交易”的解释套路：

• 男女当事者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和身体资源的一种跨阶层交换逻辑。两种类型：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受害者
• 打破这样的单一预设，“非典型”的包养模式，中下层的“临时夫妻”或者底层农民工的“临时家庭”
• “考察交织着利益 情感和伦理的个体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结构文化之间的勾连”，从主流标准看来不道德的行为，其背后依旧包含着自身的一套伦理逻辑以及符合具体社会情境的伦理判断

1. 在亲密关系的另类实验中挖掘家庭的真义：

• 通过不同类型二奶故事的讲述，呈现了她们如何在婚外包养这种另类的亲密关系实践中完成了自己的伦理建构（“类家庭”的特质）。婚外包养的关系模式，由于缺乏合法的制度性保护，提供了观察和检验作为理想家庭模式的纯粹亲密关系的一个另类实验室。
• “包二奶现象呈现出高度”去家庭化“的特征和个体欲望导向，丰富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现象，也为进一步反思和挖掘家庭的真义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启示，以及对家庭和婚姻中工具性与情感性关系的讨论。
• 本文通过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指出婚外包养中包含了工具化和情感化两条并行不悖的逻辑线索，揭示从工具性和情感性以及彼此间的交叉㔿平衡对于稳定的包养关系所起到的重要的机制作用。
• 引进泽利泽“关系管理“的概念作为框架，考察这种亲密关系实践中人们如何在金钱与情感 欲望与责任之间协商并划定自己的关系边界和关系逻辑。

1. 穿越于日常和专业之间的故事叙述方式：

• 明示研究者身份，成为身处其外的“内部人”；借助熟人中介的牵线与被访者所在的圈子“混”在一起，利用与二奶们同属一个年龄段的优势与她们打成一片，积累了难得的信任。
• 对整个研究过程以及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自省的态度（反身性原则）：检讨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自我悬置”以及“道德疏离”，反省自身的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了对不同境况中的二奶的分类分析和评判，以及追溯这些结果中暗含的各种成见的来源，等等。
• 成为“身处其中的局外人”
• 独特的故事叙述方式：不明白告知研究者的发现，而是让读者自己从故事中去体会。（故事成为呈现作者观点的主角）
• 以研究者为第一人称、被访者为第二人称的写法，作者穿梭与日常与专业两个世界的话语之间。有助于读者解读被访者的故事并理解作者的意图，也给作者自己关于故事的叙述和文本写作的随时反思提供了可能。

1. 本书的缺憾：

• 作为当事者的男性受访者不多，减弱了研究中故事的相互印证和观点的多视角分析的力度。
• 家庭为何，家庭中的个人为何

导论

研究视野里的“婚外包养”

• 和人口迁移、社会阶层之间的交织关系，以及亲密关系背后的性别结构和文化机制；
• 忽略了包养关系的内部差异；
• 主要关注港台男人在大陆的包养情况，未触及大陆男人；
• 重点关注跨国商业精英男性，较少讨论劳工阶层男性的包养现象；
• 研究者主要来自港台，其身份的阻隔性阻碍了对成为二奶的大陆女性的研究，听不到包养关系的另一方——二奶的声音；
• 对婚外包养关系的理解往往隐含着“钱色交易”的预设。

考察包养关系中主体的经验和视角，他们进入特定亲密关系的轨迹以及对自己行为的理解

将受访者置于他们特定的社会情境下

道德人类学的伦理转向

• 新进研究从社会行动出发对道德进行研究和讨论，将关注点投向日常伦理以及道德主体的反思和判断。
• 福柯：道德准则与伦理体系
• Bernard Williams、Webb Keane：道德（义务）与伦理（整体生活）
• 研究焦点从集体转向个体、从社会转向经验
• 日常伦理研究不是去发现或客体化某种特定美德，日日顺观察行进中的实践及其地方性解释。

亲密关系与伦理实践（本文聚焦的两个方面）

• 亲密关系的伦理维度：简单化的理解，通过考察人们进入、维系（乃至在一些案例中中止）包养关系的过程以及他们的解释，剖析个体行为中利益、情感、伦理的纠葛，以及“做有利的事情"、“做想做的事情"和“做对的事情”之间的复杂关系。

泽利泽的"关系管理"（relational work）：包括建立和维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在时代变迁之时重塑某些关系，将这些关系与其他关系区别开，以及在特定时候结束关系。 关系管理还包括在各种关系、交易、媒介和限界间创造有效的组合。通过关系管理，人们区分出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为每一种关系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交易和媒介，并通过命名、符号和实践来标示这一组合。

• 亲密关系的道德与伦理：“道德停顿”（停下来反思并以自身为对象有意思地进行实践的伦理时刻）
• 本书从婚外包养中个体的讲述、解释和行动出发，将尝试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关于婚姻家庭、亲密关系中复杂甚至是冲突的道德论述。

市场转型期的阶层与性别重构

两个观点：

• 首先，通过亲密关系进行的欲望实践和展示，成为阶层分化的一种“自然化”的符号边界。市场转型中崛起的新贵阶层，正是以能够更大限度地实现欲望而标示的，甚至以其逾越主流道德的可能性来构建起整个阶层的优越性。（泥土凸显欲望 的文化生产性和社会嵌入性）
• 其次，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亲密关系成为人们寻求某种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途径。

田野调查

参与观察P23；局限：没有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官员\大学生）；没有下层临时家庭（至少男性一开始都是中上层：工薪和商人阶层）；有工作的女性；投入真情的案例

章节概述

• 男性气质；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
• 女性的世界；城市本地女性和农村进城女性
• 临时的婚姻替代
• 生育决定
• 男性的讲述与解释
•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将集中探讨在前面几章中所讨论的性别、城乡、阶层与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阐述亲密关系如何成为转型期中国人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途径。

第一章 阶层化男性气质的亲密建构

1. 阿菲：广州本地人 31；

阿东：37，的建筑公司老板

3年，“性”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在本章的分析中，我将借鉴社会学家Jane Ward提出的“性别劳动”的概念，指的是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
2. 借助性别劳动的概念，我们将看到二奶在家庭内外承担不同类型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与此同时，我还将探讨性别和阶层在亲密关系中的运作，从而呈现包养行为对工薪阶层和商人阶层男性的不同含义。

打造尊严：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生产（将婚外包养作为男性尊严的个体化补偿行为）

• 城市工人的阶级失势通常转化为男性气质的危机——>
• 工薪阶层男性气质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性别分工，通过对家庭的供养和保护以建立其“一家之主”的男性地位——>
• 二奶往往提供大量体贴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同时通过忍耐、顺从、迎和、鼓励等情感劳动，重新确认这些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帮助他们修补和提升男性的自我价值与尊严感。

1. 实惠而体贴的家务劳动

• 阿才：40 浙江人，当地汽车配件公司基层销售人员，每月到广州出差110-15天

阿润：38 广西县城，洗头妹小姐，老公生意失败逃债失踪，3年前遇到阿才不再工作

• “照顾人是阿润的强项”“借别人的老公用一下”
• 工薪阶层的二奶们绝大部分是打工妹，很多姿色平平甚至上了年纪，但都承担大量的家务和照料劳动。纯粹从经济角度考虑包养阿润这样的贤惠女子也是合算的。更重要的是，二奶们所提供的照料服务还包含了重要的情感意义。（家的氛围不同于纯粹购买商业服务）
• 对一些工薪阶层的男性而言，包养便宜而贤惠的二奶可一定程度上更接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界定，二奶们给予的服务和照顾不仅再生产了工人阶层男性的劳动力，还再生产了他们的尊严感，完成其“养家人”的男性身份建构。

1. 安抚男性尊严

• 除却提供便利而体贴的照料，工薪阶层的二奶们还经常为男伴进行情绪安抚的工作，这首先是通过压抑控制自身的不满、不悦等情绪来实现的。（“情感管理”的工作：激发或压制情绪从而保持一种外部表情，以使对方产生合适的心理状态。）
• 一些二奶还给予男伴肯定和鼓励，提升其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这对于在社会和家庭中缺乏认可的工薪阶层男性而言尤为重要。
• 50岁当过出租车司机的老王和，小20岁的湖北小梅，在一起三年，被老婆发现了离婚，但不娶小梅。

彰显地位：商人阶层男性气质的演绎

• 商人在传统中国社会地位不高，其精明算计的特质与传统提倡的男性气质的内涵并不吻合。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这个新兴的精英群体欲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地位的筹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对女性身体、性和情感的消费。
• 与商业化的性消费相比，拥有情人则更能彰显男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因为“不用直接和赤裸裸的付钱而能吸引到漂亮女人的能力无疑是对其男人味和社会地位的终极证明“。
• 与充斥着情色消费的商业应酬文化紧密相连，他们的婚外亲密关系具有重要的公共面向。二奶们不仅在私人场合里进行性别劳动，也需要在特定的公开场合帮助男伴展现魅力，进而凸显其新贵身份。

1. 符号化的家务劳动

• 和阿东和阿菲的案例一样，多数商业精英男性的二奶不需要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
• 家务照料在商人的包养关系中没有太多实际的作用，但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恰当甚至略带表演性的照料劳动表达对男伴的在意和关心，而且显示他们在家中的重要性和至高地位）

1. 多维度的情感劳动

• 如果说工薪阶层的二奶以控制“失望”、“不满”等负面情绪来帮助男伴建构男性尊严的话，商人阶层的二奶则还需要承受更大的言语伤害和抑制“愤怒”来显示男伴的至高地位。
• 二奶们偶尔也利用男性心理和“情感承诺”来为自己博取筹码
• 除了忍受情绪暴力和克制愤怒等“压抑型”情感劳动，一些商人的二奶还需要从事各种“表现型”的情感展示，如营造一种良好的谈话氛围-使得她们的男伴获得情感满足和良好感觉
• 通过压抑型和表现型的情感管理，二奶们让男人在与她们的相处中可以释放情绪压力、发号施令、获得魅力认可。不同于工薪阶层男性从二奶处获得的“好男人”的感觉，“皇帝”则意味着有资格享受别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他拥有地位和权力，可以下达命并期待得到执行。

1. 私人关系的外显

• 除了在相对私人化的互动中，二奶们为商人们营造了某种地位感，她们还需要在特定的公共场合展现这种关系，以帮助男友在其社会圈子里获得“面子"
• 23的阿英 和60岁的香港珠宝商
• 进行大量的身体劳动，在陪伴男友出席的公共场合呈现“恰当"的女性身体。许多人会根据她们男友的要求改变自己外表打扮（成熟或者年轻）
• 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不同，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进而消解商品化性消费带来的男性气质的廉价感，这也对二奶们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显得更为自然真实。
• 出席这种应酬活动往往具有强制性
• 与商人的二奶们费尽心思为给男人在公共场合“挣面子”不同，工薪阶层包养二奶的行为则更具私密性，包养二奶通常是工薪男性个体化的、修补男性尊严的方式，而并未成为一种群体性的亚文化。

1. 总结

• 二奶的性别劳动体现了亲密关系中微妙的权力关系
• 二奶的劳动Udine男伴的意义，因后者的阶层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 男性气质的阶层差异与市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第二章 时尚的重要性：都市女性的“尊严经济”

• Lucy ：26，本地人；香港已婚律师；3年
• 消费：寻求竞争性身份地位的行为，炫耀性消费，区隔人群的重要形式，也是建立人际纽带的途径；在社会群体中确立成员身份、获得认可和归属的重要方式。
• “尊严经济”：个体是否有资格参与群体活动，并从中获得认可和归属感的社会意义系统
• 在本章中，透过这些广州本地女性的经历，我将探讨在消费文化兴起、城乡流动和阶层变迁的背景下，时尚消费如何形塑了城市女性的社会生活，并与她们的身份认同、个体尊严和社会归属发生紧密的关联。与此同时，我还将展示女性的消费经验高度受制于当地的性别文化和实践（消费能力依赖男伴；对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方面）

1. 性别、消费文化与供养历史

• 女性的身体政治，“美丽的女性形象”是一种通过消费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体现；
• 维系朋友圈子的重要手段，获得同伴的认可和接纳，维系在原有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避免被边缘化或者排斥-向下社会流动感的危机体验
• 在当地盛行的性别观念中，亲密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供养受到鼓励和推崇

1. 与男人的游戏：有底线地讨价还价

• “爱的物质文化”，强调礼物交换的情感意义和圈内行情
• 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挣得”物质回报
• 对自身感情非工具性使用，公平交易的逻辑合理化当下亲密关系的处境（商品化身体和感情）
• 反击：亲密关系的界限，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情感对等
• 要求男友在情感和性关系上的忠诚：自我价值的一种确认；将自己所处的关系u交易性性关系区分开来，帮助维护自己在这段不受法律和社会习俗保护的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和地位。
• 在亲密关系中投入真情越少的二奶越有可能去讨价还价；对男伴的情感依恋程度
• 相较于包养关系中的外来打工妹，这些城市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将 身的利益最大化时表现得更为积极，也更富于策略。她们在亲密关系中所具有的谈判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她们在城市中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1. 社会网络与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维系

• 闺蜜圈：和朋友”集体泄愤“的仪式释放在情感不对等的亲密关系中所遭受的某些痛苦和委屈
• 外围的关系：并不清楚其二奶身份但为其生存提供了重要保障（男友中断经济供给时借钱介绍工作）
• 广州本地女性身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给她们带来了应急的物质资源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她们度过亲密关系中的“不稳定期”。这些女性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也使她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某个时刻决定是否中断这段关系。

1. “将来的那个人”

• 大多数认为目前的关系知识权宜之计，并没有完全被包养关系束缚，积极找寻结婚的可能，找个好男人结婚；包养经历让其对男人的意图疑虑重重，不信任的态度

1. 小结

• 当消费日益成为社会生活、身份建构和阶层分化的核心要素，包养关系为一部分中下层的城市女性提供了实践现代都市女性身份的机会，帮助她们继续原有的社会生活，维持其在特定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获得（对她们而言）有意义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归属感。（避免向下流动）
• 对于缺乏市场机会的城市女性而言，亲密关系成为她们建构有意义的性别身份、维持社会阶层位置的重要途径。身体化、本质化取向的性别观念的兴起，将对男性的性吸引视为女性气质的核心成分，强化了异性恋亲密关系对女性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当地性别文化对亲密关系中男性供养女性的推崇，为婚外包养关系提供了某种文化合法性；一些女性在难以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将已婚男性的供养视为一种过渡性策略。
• 对包养关系中的城市女性而言，男人给予她们的金钱和物质本身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与此同时，她们也对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付出有所要求。尽管一些女性有更强烈的将包养关系工具化和去感情化的倾向，但她们无一例外地积极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而与资源主富的本地社会网络的连接，也为她们在亲密关系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和议价能力提供了可能

第三章 “一半被钱感动，一半被人感动”：亲密关系与向上流动

• 阿英和香港老头
• 本章将以阿英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一部分进入包养关系的农村打工妹的经历，探讨亲密关系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嵌入其中的性别与城乡等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对女性命运的形塑。
• 农村进城女性希望通过乡城流动获得经济和社会双重意义上的向上流动。在进入包养关系之前，她们都曾在城市打工，但大多难以在城市获得安稳的生活，也没有人能够与经济条件良好的城市单身男性发展出有结婚可能的恋爱关系。

1. 走出大山的奋斗
2. 有钱男人的“善意”与打工妹的“报恩”
3. 被困扰的亲密关系：试探 怀疑 冲突 不满 反感

老头和她之间的关系却不止于身体感受或符号意义上的性满足，还夹杂着某种道德化的情感。

1. 未婚妈妈的骄傲与哀愁：和小杨
2. 小结：

• 通过包养关系所获得的物质财富，阿英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向上流动，这种向上流动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她是少数在城市里拥有房产、经济稳定的外来者，同时她也成为自主自立的现代个体，改变了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被动性。她可以挺直腰板追求内心的情感和欲望，有资格挑选男人而不是单纯地等待被挑选。
• 在她与老头的关系里，身体和金钱更像是载体，而进行交换的是情感-与浪漫爱情不同的是，这里更多的是恩情。

第四章 “今天不知明天事”：打工妹的情感困境

• 阿芳：26，和已婚的潮州商人阿建同居两年多
• 本章讨论那些“不知道为什么”成为二奶的打工妹。在访谈中，她们常描述自己在没有计划、没有预期的情况下进入与已婚男人的亲密关系，她们在这段关系中也常常处于难以名状、矛盾纠结的情绪中。（“又没钱又没名，不知道图什么”）
• 在本章中，我将包养关系与打工妹的特殊处境，尤其是她们在乡城迁移过程中的身份困境和情感挣扎联系起来分析。我将探在乡城迁移过程中打工妹在空间（包括物理和社会空间）和情感上的“无处可归”，如何影响她们的亲密关系轨迹、选择和感受。

1. “在这边玩几个月就回家了”

• 打工辛苦，工资微薄，孤独感，不会积极和家里沟通，身体疾痛和精神压力
• 进入包养关系往往是一种非预期甚至是应激性行为
• 异化的劳动、社会的排斥以及与家庭的分离，使这些年轻女性在打工生活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
• 一些受访的外地女性也曾尝试与男性打工者建立恋爱关系，以此获得情感满足和生活意义，但因为经济压力、家庭反对、工作流动性等原因，这些恋爱关系并不稳定，关系的破裂又会给她们造成新的困扰和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段经济稳定的、有共同居所的亲密关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为阿芳这样的漂泊者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感觉像“家”的地方，可以使她们在长期艰辛的、缺乏乐趣的打工经历之后，获得一丝解脱，甚至可以“玩几天”。

1. 自我隔离

• 在所调查的外地打工妹中，除了下一章中会讲到的阿媛在关系开始后继续担任情人的秘书外，其他人和男伴在一起后便不再工作（一半自愿，一半出于满足男友的要求）。
• 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视线，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
• 阿芳也未能与所居住的社区建立有效的社会连接（刻意主动保持距离）

1. “伴侣”纽带

• 阿芳拒绝将其与阿建之间的亲密关系理解为一种物质利益的交换。她也不那么看重爱的物质表达，即男人需要通过金钱上的付出来表明对女人的爱意。阿芳更在乎的是与男友之间建立彼此关心、相互照顾的关系。（情感依赖）
• 男伴往往成了仅存的情感依靠。换言之，脱离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后，她们极大地依赖于一种与已婚男性之间的“伴侣纽带"，尽管这往往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浪漫爱情”与理想的婚姻生活。

1. “今天不知明天事”

• 知道包养关系早晚结束，但也不想回老家嫁给不爱的人。拖延和逃避
• 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她们憧憬着浪漫爱情和良好沟通的新型婚姻，但现实却很可能是回到家乡嫁给一个缺乏感情基础、持有传统父权家庭观念的男人。

1. 小结

• 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一些像阿芳这样的打工妹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
• 讽刺的是，这个温情的家也将她们与外部世界及可能存在的社会资源进一步隔离，使她们陷于越发边缘的处境。

第五章 什么样的男人值得爱

• 阿润：38，广西小县城，前夫欠债逃跑，三年前发廊工作遇到40岁汽车配件基层销售阿才
• 本章集中讨论包养关系中的浪漫情感。在本章中，我将讲述阿润和阿媛的故事，来展示受访者所谓的“喜欢”某人或对某人“有感情”的意涵，探讨这些女性对于浪漫爱情关系的体验与感受，以及她们对于理想伴侣的定义。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包养关系“情感化”可以理解为“二奶”们的自我辩解。对浪漫情感的强调不仅仅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强调以情感为依托、相对专属的性关系，也是她们将自己与交易性性行为划清界限的重要方式。

1. “借人家的老公用一下”：养家与男人的责任感

• 尽管在情感上很亲近，阿润却没有，或者说认为自己没有-"老婆"的全部权利。比如，她不清楚阿才具体赚多少钱，也不过问阿才和客户去夜总会。
• 如果阿才没结婚会嫁给他，但没想过阿才离婚，不想做拆散别人家庭的坏女人，觉得对不起他老婆。
• 阿才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帮助她维持生活、供养儿子；与阿才的关系提供了替代性的婚姻满足。
• 为家庭提供经济供养不仅是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功能性要素，而且被转化为男人身上的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责任感和可靠，从而获得女性的青睐。

1. “我喜欢比我年纪大的人”：成熟与男性魅力

• 阿媛：30出头，文员和大20多岁的经理\大学教授老刘，一起有孩子
• 研究者发现，“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是很多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女性嫁给年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男性，而男性则迎娶年轻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然而，在阿媛和孟的的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出“男高女低”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婚配模式，而且成为一种“主观体验”的恋爱心理，即对女性而言，年长有阅历、有身份地位的男性是“更值得爱慕”的对象。
• 小结
• 透过性别化的道德棱镜和情感投射，“养家”透视男性的“（家庭）责任感”和“担当”。事业成就、见识眼界则成为男性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体现。换言之，男性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不仅是一个可以增加男性吸引力的外在“条件”，而且俨然构成男性引发女性爱慕情感的内在“魅力”，印证着男人的个人特质。

第六章 当孩子呱呱坠地：生育与关系的长久化

• 李雅：19，来自安徽农村，刚开始是夜总会妈咪，和42岁宁波本地有家室的建材生意老板老虞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
• 在前几章中，我已指出，对多数受访女性而言，与已婚男性的婚外情是一种临时的、缺乏长相厮守承诺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关系，随时面临着结束的可能。然而，和李雅一样，少数女性对所处的关系也带有某种更类似婚姻的“永久性”期待，而在这些关系中往往男女双方生育了孩子或打算生育孩子。
• 决定生下小孩，往往意味着亲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孕育孩子成为双方愿意将关系长久化的一种证明，将不稳定的、承载多种欲望的婚外亲密关系转化为相对稳定的、更多强调责任的“类婚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关系认知、经济往来、互动方式和相互责任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1. “女人嘛，总要找个对自己好的”

• 关于男友的钟情与痴恋的叙述：强调男性在建立婚外情关系时的强势主导，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女性的一种自我辩解：作为男性欲望的被动的（甚至是不得已的）接受者，她们不必对这段备受道德谴责的亲密关系负主要责任。
• 而这些关于男友的钟情与痴恋的叙述还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当市场改革后婚恋家庭成为建构女性气质和自我认同的核心领域，女性身份更多作为情欲对象被强调。于是，被男性渴望成为女性魅力和价值的直观体现；男性的意愿和付出构成了关系性质和认真程度的基础，这些都影响着女性对关系的判断和投入程度。

1. “生小孩”与关系的质变

• 多数人将婚外包养视为一种基于双方意愿或需求、不具长期承诺、充满不确定性的亲密关系，不倾向于因生育而陷入较为被动的境地。包养关系中的女性大多采取避孕措施，如果意外怀孕，也大多选择打胎。
• 李雅将敢生孩子视为两人之间基于情感的长期承诺。

1. 从“女朋友”到“老婆”

• 在老虞身处的商人世界里，家庭和应酬活动属于不同的空间，有着不同的规则和女性角色。前者集中体现男性责任感和主流归属，女性需要扮演恪守妇道、相夫教子的贤妻角色；而后者则是通过集体性的女色消费、寻求刺激和私欲满足来缔结兄弟情谊、筛选同伴，在这一空间里，需要能协助完成阶层化的男性气质表演的女伴角色，比如“小姐”和“情人/女朋友”。
• 作为“老婆”，关系的维系依赖各自义务的完成和较为长久的相互责任；作为“情人/女朋友”，关系的维系则依赖男性的激情与宠爱，其间包含了帮助男伴完成欲望主体的建构，协助他进行商业应酬活动。
• 李雅从“女朋友”变为“老婆”，从“陪同应酬”到“圈养在家”，意味着她从欲望导向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关系进入了责任导向的、相对长期稳定的关系。她有权要求“老公”回家，甚至要求其保持“性忠贞”（不要乱来），对“家庭”财务状况有长期规划并负一定的责任（不乱花钱）。与此同时，她也从属于那个她叫作“老公”的男人，不得不从各种充斥着男性欲望的声色场所撤离，失去了在亲密关系市场中的选择机会和议价资格。

1. “只要我们不吵不闹，一辈子肯定过得完”
2. 小结

• 很大程度上来说，生育在婚姻关系里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对女性地位的确认和保障，构成了非制度性的婚外亲密关系的“类婚姻”转向的文化基础。
• 浪漫爱情话语成为婚外亲密关系中生育决定可表达的合法性依据。生育被强化为浪漫情感的一种“升华”，也促使双方为更长期的相互责任做出安排。
• 双方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带来彼此之间权利、责任、经济往来和互动方式的一系列转变。
• 伴随着婚外亲密关系的“类婚姻”转向，“二奶”在获得一部分“老婆”的权力的同时，也进一步被“私属化”和“圈养”起来。在从“情人”转变成另一个“老婆”的过程中，她们被“圈养”在家中，与那些她们可以交换身体资本的“花花世界”隔绝开来，以维系一个合格的“老婆”的形象，这也意味着她们失去在亲密关系中议t的重要筹码。她们开始像“老婆”那样要求男人“回家”、“养家”，也不得不像“老婆”那样对男人的“风流韵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和合法妻子的权利有（一定的）法律保障和社会支持不同，她们更多依赖的是男人的感情承诺以及她们对此的信心-这是她们的优势，也是她们的无奈。

第七章 在欲望和责任之间：男人自白

• 把婚外亲密关系视作“正常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自我辩解，但值得寻味的是他们围绕着“这是正常”的各种说法，以及这些说法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
• 进一步厘清个体与家庭、亲密关系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张力，以及隐含于其中的性别规则和阶层符码。我先从很多男性解释为何有婚外情的一个常见说法-婚姻不幸福开始说起。这些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男人，他们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1. 小徐：“要是老婆对我好，我也不会在外面找。“（老婆不管）

小徐对自己的婚姻有着明确的情感期待：他希望与妻子能“沟通”，也希望妻子来“管”自己。“管”以“夫妻一体”为前提，一方面意味着（按照性别分工）承担起照顾对方生活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约束对方的不良行为（或损害家庭利益和情感的行为），以此传递亲近与关心。小徐将婚姻难以满足自己的情感期待，视为一种“不幸”和“委屈”，这转而成为他“在外面找”的“可以言说”、“可被理解”的正当理由。

1. 老王：“不喜欢过原来那种窝囊的日子。”（老婆管太多）

方荔“管”老王，正是把家庭视作一个整体。这里既有之前提到的“夫妻一体”的文化预设，“管”意味着把对方当作“自己家里人”，是一种关切和在意，也是一个好妻子的责任。然而，这个过程也加剧了家庭整体利益与丈夫个体诉求之间的冲突，往往会以“夫妻争吵”的方式显露出来。老王所强调的家庭的情感意义，不仅是“同甘共苦”的共同体模式，而且包含了强调个体边界和过程体验的“相处愉快”模式。婚姻中，如果没有启，则被他视为"窝囊”的、凑合过日子的生活，是“进步了的社会”需要摆脱的婚姻状态。

1. 严龙：“别的没有，我就是想有个人来理解我。”

严龙和妻子都上过大学，在市场大潮中抓住了机遇，成为新兴的中产阶层的一分子。夫妻双方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自愿自觉地进入加班大军中。家对他们而言是获取情感慰藉、关心和温暖的地方，他们渴望得到照顾，听到关心体贴的话，而他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给予对方关照、说出关心体贴的话，把家打造成“有爱”的地方。他们都开始向外寻求情感慰藉，满足精神需求，最终演变成一场家庭危机。

1. 阿毛：“毕竟男人嘛，关键是做事，这种事情现在也挺多的。”（男人本性）

• 构成对男性婚姻责任拷问的，是他养家的能力，赚钱的能力。阿毛感到“对不起老婆”、“对不起孩子”，但最让他感觉愧疚的并非婚外情，而是自己赚不到钱不能承担起养家的责任。而这份有点沉重的养家责任也成为阿毛面对妻子感到压力，甚至想逃避的一个理由。他无法完成一个丈夫的责任，给家庭提供稳定富足的经济来源和一个有盼头的未来。相反，在与小莉不期许未来、“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里，在那些“头脑空白”、天南地北的闲扯中，他的压力获得暂时的转移、释放和缓解。
• 潮汕文化或许将男性事业成功、经济供给定义为男人家庭责任的核心并推向极致，对男性的婚外关系高度包容。
• 正统的婚姻道德要求男性的性与情感的专一与蠢蠢欲动的男性欲望之间构成了明显的张力，调节这种张力的，是识趣的妻子一起配合的表演，扯上一层婚姻忠诚的面纱，但忠诚本身并不构成男人在婚姻中的实质性责任。

1. 不离婚：责任、利益与面子

• 高度稳定的婚姻是潮汕地区强大的家族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态密切相关。潮汕的经济以小家族企业为主，高度依托家庭分工、家族合作和宗族网络进行生产组织和市场拓展。
• 如果说潮汕男人开始希望在婚姻中寻求情感满足，那么，婚姻的“定海神针”仍是基于性别分工的各司其职。对阿毛而言，老婆是称职的“主妇”，夫妻之间也还有感情，自然没有离婚的理由。小徐夫妻之间感情不佳，但老婆没有什么过错，一直尽着自己的本分，生了儿子，孝敬公婆，而且容忍他在外面的风流韵事，小徐也只能作罢。
• 很多男性受访者都认为，他们的婚外情与履行家庭责任并不矛盾，有二奶、女朋友或情人并不影响他们履行基本的家庭责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养家”，以及承担一部分“男人该干”的活儿，比如送家人去医院、陪家人过节等；婚外情不过是他们打发自己的时间而已。
• 在我访谈的男性中存在某种共识：婚外情无须太多愧疚，但与尽心照顾家里的妻子离婚是不负责任的。换言之，婚外情不是婚姻问责的原因，而不（与尽职的妻子）离婚则构成了男人在婚姻中的“道德底线"。
• 很多男人没有说出口的是，离婚本身也被视为作为男人的一种失败。在商人圈子里，“搞不定老婆”常被视为是在家里缺乏掌控权、不够男人的一种表现，容易被人看不起。而且，离婚带来的财产纠葛也是生意人极为忌讳的，尤其是在原配妻子与丈夫一起打拼事业的情况下。

1. 小结

• “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构成男性解释自己婚外亲密关系的主要说法。
• "婚姻不幸"的叙述主要围绕“情感无法得到满足”展开：和妻子无法沟通、妻子不“关心体贴”自己、体会不到家的温暖和乐趣等。需要注意的是，婚姻里被强调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夫妻一体”、家庭作为整体、结果指向的“使命感"，而注重过程愉悦、个体感受和相互契合的“体验式"。
• “男人本性”的叙述则否定了婚姻忠诚原则的现实可行性，强调男性欲望和情感的流动性和易逝性。婚外亲密关系被表述为一种婚姻无法满足的，个体“自然”、“正常”的欲望和情感的向外“转移”。这些高度性别化的欲望和情感，一方面被视为男性的“自然特质”；另一方面又依托男性的家庭责任-“挣钱养家”，获得了某种道德“豁免”。

结论

婚外包养与亲密关系伦理

1. 在本书中，我讲述了很多通常被叫作“婚外包养"或“包二奶”的故事。不同于“钱色交易”的简单化解释，我指出，包养关系是一种不同于交易性性关系的亲密关系。事实上，与性交易区分开来，正是包养关系中的人们进行带有伦理意味的“关系管理”的起点。这种“关系”划界，一方面建立在女伴性关系的专属性上。在这些关系中，不仅男性要求女伴的“性忠诚”，而且受访女性主动强调“我又不是小姐"，“不是谁都可以的”。另一方面，关系的情感特质被高度凸显。人们通常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来表述对关系的理解，这些语言将两人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情感性社会关系，而非交易。
2. 当代婚外包养关系呈现高度的“去家庭化”。比如，在包养关系中，生育实践和意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调查的案例中，怀孕和生育在包养关系中不仅不是“关系设定”的一部分，而且通常是要避免的。在少数决定生下孩子的情况中，生育往往被解释为两性间浪漫情感的一种升华或结果。生育的意义已经从履行家庭责任转变为见证私人情感，而浪漫爱情话语为“非婚生子”提供了某种可表达的文化资源。不难看出，当代的婚外包养关系与履行家庭职责关联甚微，而更多指向个体私人情感和欲望的满足，
3. 婚外包养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个体情感的兴起与婚姻的工具性强化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一定程度上撑开了人们对婚外情进行伦理判断的弹性空间，构建出男人将不离婚作为道德底线的合理性，也为包括婚外包养在内的婚外两性关系提供了某“道德”论述的空间。
4. 个体情感与家庭责任、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了人们真切感知的生活现实，这也反映在人们对婚外亲密关系矛盾复杂的社会态度上。一方面，婚外恋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焦虑和恐惧。另一方面，不仅婚外性行为在增加，人们对婚外恋、婚外性的包容度也在提升。

婚外包养中的性别、阶层与城乡

1. 通过对不同案例的深描和分析，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成为人们建构性别身份、协商社会地位、获得有意义的自我认同、价值感和尊严的途径。然而，包养关系对于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涵。阶层、城乡和性别等社会力量相互交织，深刻地影响了人们进入包养关系的轨迹、在关系中的互动与体验、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以及关系管理策略。
2. 对商业阶层男性而言，包养关系成为将经济能力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男性欲望显性化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性别话语的支持下，拥有漂亮女人成为彰显身份、权力和优势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商人阶层的一个群体性实践。因此，商人的二奶们不仅要在私人领域满足对方地位感的需要，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身体管理、亲密互动等方式帮助对方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优越感，并建立起有吸引力的男性形象。

1.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工薪阶层男性。他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去势"，包养关系更多起到的是“尊严补偿”的作用。作为一种个体策略，他们依赖二奶提供的体贴的家务服务，以及她们压抑抱怨和失望等情感管理的努力，以肯定其家庭供养的角色和一家之主的身份，生产出男人的尊严和价值感。
2. 对进入包养关系的城市女性而言，由于她们身处的社会圈子已整体性地受益于市场改革实现的向上流动，个体积极参与到消费文化所形塑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设定，构成了其社会交往和群体接纳的重要凭证。与此同时，她们身处高度推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之中，长期依赖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来建构有意义的性别身份，并维系社会阶层位置。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的过渡性选择，从而能够维持时尚的生活方式，保持与原有社会网络的连接，避免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在关系管理中，她们将亲密关系工具化和去情感化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供给与情感付出之间的相对平衡。
3. 包养关系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而言的意义更为复杂，男伴在情感上的关切与经济上的供给对她们来说往往同等重要。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她们中的一些人通过男伴的经济供给实现了向上流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农村身份的限制；另一些则将男友的物质供给和社会地位视为有吸引力的男性品质的表征，享受与心仪的男人谈恋爱的美好感觉。

市场转型中的欲望与尊严

1. 在本书中，我指出婚外包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途径。在关于欲望的“表层故事”的背后，我试图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深层故事"。在此，我将展开讨论亲密关系中欲望实践的意义及其与尊严之间的关联。
2. 对欲望的讨论主要聚焦于市场转型期欲望的社会文化生产方面。

• 罗丽莎《欲望中国》、阎云翔“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伦理”“欲望的合法化和个体的兴起”
• 之前人们习惯用遵循传统、履行义务这样的概念系统来解释和表述，而到了市场化时期则倾向于解读为自我意愿的形成。
• 在市场转型期的中国，欲望的合理化，与其说是人们跟从内心意愿和感受的可能性的提升、挣脱道德自我的压抑，不如说更多体现在人们的概念和实践领域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人们如何管理自我呈现与解读他人行为。正如本书中所呈现的，欲望-对性的需求，对情感的诉求，对生活方式的要求，对摆脱命运、向上流动的渴求-成为人们理解和解释包养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简言之，欲望的合理性最主要体现在其变得“自然”、“可见”、“可言说”、“可理解”，而不是不再受到道德的约制。
• 作为一种阶层区隔符号，欲望的“外显”尤为关键。正因如此，男性欲望的表演在新富阶层里是高度组织化、半制度化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存在主流道德对婚姻忠诚的要求，有能力公开僭越才构成有意义的“区隔”符号。与此同时，正如一些关于商人群体的性消费的研究所揭示的，该群体内部形成特定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规制欲望实践和呈现的恰当方式。

1. 在本书中，我将尊严视为与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相结合的概念，其核心是作为人的价值得到平等尊重，主要表现为人性化存在、自我价值感、群体（社会）承认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有所区别但又彼此关联。人性化存在与社会中他人、机构与制度的对待方式密不可分，构成自我价值感的基础层面；而自我价值感关乎自我认同，高度依赖他者的认可，尤其是生活世界中的重要他者的承认。

• 我认为，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恰恰构成了在婚外包养这样主流道德之外的亲密关系里的伦理支点。这里的伦理关乎“我该如何生活”的整体生活方式的判断，因此，必须将对特定亲密关系的理解放到人们更为复杂漫长的人生轨迹中。
• 在转型期的中国，当本质化的、充满性意涵的性别观念兴起时，亲密关系的实践成为性别认同和个体价值的重要方面，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
• 更重要的是，婚外包养关系中的尊严获得往往与更宽泛的社会认可、承认关联在一起。亲密关系以“补偿”或“跳板”的形式帮助个体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所谓“补偿”，指的是通过私人领域的情感满足以弥补公共领域的尊严不足、损害或欠缺的状况。个体高度重视亲密关系中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体恤、关心、尊重等情感表达以及彼此的良性互动，以建构某种难以在其他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而“跳板”则是指通过亲密关系来获取更大社会的承认所需要的资本或条件，从而获得重要的社会圈子的接纳和认可，至少不会“落于人后”。

1. 欲望与尊严都与现代个体的兴起密切相关。欲望成为个体认识自我、建构主体的核心内容，而尊严则关乎他人及社会的对待方式，以建构完整的自我认同和价值感。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个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欲望的表达与实践，还包含着对自我价值、个体认同和社会承认的新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尊严的生活一个人得到尊重和认可，建构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既是现代社会基本的正义需求，也成为迈向个体化时代生活伦理的基础。

附录 “混”在亲密与道德的边缘

1. 田野有惊慌：怎么找调查对象？预调查， 学术伦理要求不能卧底调查，表妹牵线搭桥，夜场聚会蹦迪，被调戏被打，方言问题。 “完全失控的世界”的局外人-放掉“理性”去感受
2. 谁是二奶？婚外包养的界定：

• 我对“二奶”的界定采取了“社会生成”的方式，让中间人给我介绍他们认为的二奶或包养关系中的人物，让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渗透到研究中来。他们介绍的对象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女方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稳定。而这些也区别于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类的婚外关系。
• 受到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A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 也疏漏工女大学生群体，在我访谈过的二奶里，主要有四类：像阿润这样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还有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都没上过大学，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但彼此间已是天差地别。
• 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于那些单一平面的形象。在我的研究里，我也将她们视为“例外”，收集她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她们眼中“与众不同”的片段，将她们“恢复”成一个个复杂立体的人。
• 我很快放弃了原先设定的半结构式访谈为主的研究方案--半结构式访谈带着太多我的预设，我问的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她们真正关心的我又问不到。我开始花大量时间和她们“混”在一起，一起去做头发、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将、泡吧，像女朋友一样闲聊八卦。
• 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之间做出取舍。

1. 共情的边界

• 质性研究讲求对研究对象予以“共情的理解”，田野调查要获得“内部人”的视角，这也是我努力达到的目标。经过头两个月的艰难而缓慢的摸索，大半年“混”下来，我陆陆续续正式访谈了16位二奶，倾听她们的生命故事，和其中几位还有了更深的交情。
• 相比于二奶们，我接触男性研究对象时遇到了更多困难。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访谈，即便接受了，他们的表达也很干涩。一来很多男人不习惯聊自己的感情体验，二来也跟微妙的人际政治有关。调研时，我26岁，跟他们的二奶差不多大，却要“盘问”他们的婚外关系，这让彼此都有点不适。因为难以打入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和社交场合，“混”的策略在他们身上也很难奏效。我只能倚赖在夜场中对他们的观察和见缝插针的闲谈，以及来自他们的二奶的描述。正因如此，我对这个群体最缺乏“共情的理解”，这是我研究的一个不足，也恰恰折射出质性研究中经常讲到的知识的产生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 我慢慢认识到，第一，所谓的“正常”和“另类”的边界不过是我人为设置的屏障，随时可能流走或变得模糊，我的“正常”世界随时有可能变得“另类”，或者说，我的世界随时可被“侵入”；第二，我的研究始终建立在我对研究对象的“自我"悬置和“道德”疏离之上，也就是我以一个在道德行为上“正常人”的角度去琢磨他们，所谓的“共情”始终带着伦理的隔膜。第一点对我的个人道德造成了冲击，第二点则对我的研究伦理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然而，意识到并接纳第一点，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缓解研究伦理上的危机。或许“完全的共情”只是个虚像，但这敦促我对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更为自省的态度。
• 我开始认真思考另外一些之前隐隐有感的问题。比如，我对外地女性的同情胜于对广州本地女性，这不仅是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受到我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尽管我试图摆脱预设，但心中始终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线，将人分隔在我愿意投注不同情感的格子里…..当我一点点突破这些价值预设，更深入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我渐渐发现，他们的机会和选择并不是绝对的，结构性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对个体的意涵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嵌入于他们复杂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才是解释特定选择的关键所在。

1. 讲故事的爱与愁

• 两个月追踪调查
• 导师建议把最触动、突破想象的内容写出来：性欲包养关系；向上流动；二奶的内部差异；出轨的合法性
• 主线 大纲定不下来
• 找老师谈找启发
• 最终我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研究问题，但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我将个体的亲密关系选择和经验嵌入于社会不平等、消费主义和欲望话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之中，讨论亲密关系如何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尽管“尊严"于不同群体往往有不同的意涵。与此同时，我也继续尝试描绘在“情感商品化”的大潮里，人们如何去重新界定亲密关系的特殊意义
• 要把博士学位论文当作书的初稿来写，注重可读性。

更重要的是：我想写故事。传统的、结构清晰的“论点主导，材料佐证”的写法，无法安放我的 研究对象有血有肉的生命和他们对“扁平化”的拒绝，我希望他们成为我论文的主角，而不只是我的观点的佐证。

• “Arlie Hochschild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向别人灌输你的观点，让他们自己体会到（Don't tell people what you want to say，make them feel it）。看她的书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娓娓道来而发人深思，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
• 案例怎么写？材料的舍弃、协调？观点求新又不歪曲材料本身
• Barrie尤其强调“情境化”的、细致精妙的分析，经常指出我在对经验材料进行抽象概括时“用力过度”，掩盖了材料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 要讲好故事依赖的是论功底和生命的厚度
• 写作小组、研究小组

主流文化，尤其是媒体和网络中，披露的对于婚外包养的认知和舆论批评，大多停留于“钱色交易”的层次，即简单化地将包养理解为有钱男性打包购买年轻女性长期性服务的一种方式，强调的是男女当事者之间基于经济利益和身体资源的一种跨阶层交换逻辑。因而对被包养着处境的想象跳不出两种类型： 一种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类型，通过以身相许的方式换取超越本阶层的时尚生活，以此为系一定的社会位置病获得虚荣的满足 另一种是身处绝境的打工妹受害者类型，由于在城市底层遭遇的不利生存处境或者不友好的制度环境而选择进入包养关系。

p.2

婚外包养这种亲密关系无论动机、过程或者类型多么不同，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超出所谓“正常”家庭亲密关系的特别之处。相反，作者发现他们恰恰高度遵循着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男—breadwinner，女—homemaker

p.4

家庭问题的复杂性，可能就在于它从来不仅是纯粹的私人亲密关系模式，而且本身也是道德、宗教、文化、权力等的载体。因而家庭的政治性也正体现在它是饱含价值取向的。 浪漫爱情或者情感话语在包养关系中甚至比在合法家庭的夫妻之间更占有核心位置。

p.6

谭少薇对香港男人在中国大陆的婚外包养行为的研究也指出，媒体、社工和原配妻子在自身话语中将“我们（香港女人）”和“她们（大陆女人）”对立起来的现象其实是将男性包养描述为一场不同女性群体间的战争，它免除了男性外遇的责任，同时使他们的通奸行为正当化（Tam,2005）。谭少薇对1990年代的香港媒体话语进行深入分析后，尖锐地指出媒体对香港男人同大陆女人的外遇事件进行高调的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暗中指责原配妻子们无法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并大肆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即男人天生就是花心的（Tam,1996）。

p.7

（田野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的）伦理转向体现为研究焦点从集体转向个体，从社会转向经验（Fassin,2014）。道德不再单纯作为社会强加于个体身上的规范与义务，而是包含着作为道德主题的个体有意识的思考、选择或判断。

p.11

本书将道德侧重为社会性的规范、义务、规则、禁令等；而伦理则更多聚焦个人行动中对“什么是对的或好的”的判断以及形塑道德主体的努力。

p.14

阶层作为一种“活出来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其意涵正是在社会实践和互动中生产出来，阶层的边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划分、协商、调整甚至挑战。消费主义积极参与到转型期中国的阶层重构中去，消费欲望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公共话语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p.17

吴小英对市场转型期性别话语的分析指出，当下的性别话语以个体主义为基础、以倡导“素质”和“欲望“的”市场话语”为主导，它与维护父权制基础的、主张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传统话语相结盟，并高度渗透到国家话语之中。女性素质分化为两部分：一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二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特殊角色定位的身体消费符号。

p.19

Jane Ward提出“性别劳动”的概念，指为他人“赋予性别（giving gender）”而进行的各种情感和身体的努力，或主动地搁置自我关注（self-focus）以便帮助他者完成其渴望的性别认可。

所有的社会性别的身份构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承认、肯定和协助；然而，性别劳动往往与权利关系密切相关。某些社会性别身份，更“理所应当”地期待、要求他人为其提供性别劳动，也更能通过强制力量使其要求得以实现。这些性别身份通常表现为男性，尤其是当它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形式（如阶层和种族）结合之后。这是因为，为他人提供性别劳动往往被认为具有“女性化”倾向。

成功的性别劳动往往需要暂时搁置甚至压抑自我，以对方的诉求为中心，生产出对方所希望的社会性别身份。因此，性别劳动也大量由女性化的主体（feminized body）来承担，甚至被认为是女人的天性或责任。（Ward,2010）

p.28

包养案例：60多岁香港珠宝商，已无性能力，阿英问他为什么无法做爱还要找女朋友。 他说，他所有的朋友都有二奶，为什么他不能有？他渴望向其他人表明，他是一个强壮的、富有的、有吸引力的成功男人，这一公共形象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p.39

与陪酒的小姐相似，通过敬酒、言语调情、身体抚摸等表演，她们帮男伴建立起性感且有魅力的形象。但与陪酒女郎不同，二奶是某个男人的个人所有，进而消解商品化性消费带来的男性气质的廉价感。

p.41

女性的消费经验高度受制于当地的性别文化和实践。一方面，由于女性缺乏在市场获得物质资源的平等机会，她们的消费能力高度依赖亲密关系中男伴的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供养被建构成情感表达的重要方面，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满足女性的物质要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荣耀的。

p.46

美容产业的兴起极力向大众传达了这一一种文化信息：美丽的外表并不是那些天生丽质的人所独有的，相反，任何一个认真对待并尽力表现其女性魅力的人都可以获得。

p.47

农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而且也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课堂的象征意义。当城市作为现代文明和现代礼仪的中心脱胎换骨之时，农村在公共话语中被塑造成为“落后的”、“传统的”，或如严海蓉所说的“幽灵般的他者”。农村生活难以提供农民建构正面而有意义的自我认同所需要的符号资源。

p.63

对于外来的打工妹而言，她们处于性别与城乡的双重结构性制约之下。城乡关系中乡村的结构性劣势演化为她们在城市中就业的限制、受教育水平的差距、社会关系的断裂乃至身体资本的贬值。这不仅影响她们经济资本与社会地位的获得，也影响她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机会和位置。当合法的亲密关系，比如，通过对城市男性的婚姻而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难以实现时，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成为一种替代选择。

p.70

处于城乡、阶层、年龄、性别交织关系中的打工妹的迁移境遇还有一些特殊性。一部分打工妹本身就是为了逃避父权制家庭而选择外出打工，她们更难从家庭获得支持。

p.83

（不少打工妹与老家的联系并不紧密，在遇到麻烦、困扰和情感问题的时候并不积极与家里沟通、寻求帮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乡以及区域间存在巨大差异，很多人认为留在老家的家人不能够理解他们的处境，也不能提供有用的帮助（Jacka, 2006）） p.85

p.86

大多数打工妹放弃工作一半出于自愿，一半出于满足男友的要求。她们的男友出于各种考量，往往坚持甚或强迫她们放弃工作待在家里。首先，这是一种关心女伴的方式，使她免于辛劳；其次，这也能确保她的精力完全投注于家庭。此外，这样还可以减少她结识其他男性的机会，以保证自己对这段关系有更多掌控。

然而，离开工作场所、脱离熟人实现，使得这些女性与她们在城市中的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脱离开来。工作不仅仅是个人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往往也是建立有用的社会联系的核心场所。

p.88

闲言碎语是一种道德话语，通过闲话的传播，道德标准得到传播和强化（Talyor, 1994）。 ……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广泛但匿名的联系容易促生个人的自由和个体性；在巨大的信息洪流下，都市居民也容易行程一种对自己无关的信息无动于衷的态度。与此相反，在小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限而紧密，这有利于在个体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纽带，但同时强化了行为方式伤的一致性和统一性。（Simmel, 1950）。

p.89

在于工友老乡断了联系，又主动与外来打工者社区保持距离之后，她们渐渐发现，自己的男伴往往成了仅存的情感依靠。换言之，脱离了重要的社会支持关系网后，她们极大地依赖于一种与已婚男性之间的“伴侣纽带”，尽管这往往并不是她们所期待的“浪漫爱情”与理想的婚姻生活。

p.91

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她们憧憬着浪漫爱情和良好沟通的新型婚姻，但现实却很可能是回到家乡嫁给一个缺乏感情基础、持有传统父权家庭观念的男人。

p.93

阿芳身陷的困境，是我所调查的一些外地打工女性共有的。她们怀揣着梦想走出农村，在乡城迁移的颠沛流离中，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个体的努力缺乏意义，生活只是一系列的不幸、困苦城一和挣扎的组合。这样的打工妹人生轨迹，嵌入在血汗工厂的生产体制、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和父权制婚姻体系之中。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一些像阿芳这样的打工妹往往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成为二奶，只是她们失意人生中的一段中场休息；她们在这个“临时”的家中，抵御着残酷的外面的世界获得些许的尊严、温情和慰藉。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温情的家也将她们与外部世界及可能存在的社会资源进一步隔离，使她们陷于越发边缘的处境。

p.95

强调以情感为依托、相对专属的性关系，也是她们将自己与交易性性行为划清界限的重要方式。

p.97

仅仅只有数字上的年龄并不意味着成熟，也不能令一个男人胜任女伴的良师。要成为令人信服的指导者，男性需要证明自己的人生是“成功”的，而较高的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就成为他们人生成功的直接证明。 p.111

“男高女低”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婚配模式，而且成为一种“主观体验”的恋爱心理，即对女性而言，年长有阅历、有身份地位的男性是“更值得爱慕”的对象。 p.112

男性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不仅是一个可以增加男性吸引力的外在“条件”，而且俨然构成男性引发女性爱慕情感的内在“魅力”，印证着男人的个人特质。 p.114

强调男性在建立婚外情关系时的强势主导，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女性的一种自我辩解：作为男性欲望的被动的（甚至是不得已的）接受者，她们不必对这段备受道德谴责的亲密关系负主要责任。而这些关于男友的钟情与痴恋的叙述还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当市场改革后婚恋家庭成为建构女性气质和自我认同的核心领域，女性身份更多作为情欲对象被强调（罗丽莎，2006；Barlow, 1994）。于是，被男性渴望成为女性魅力和价值的直观体现；男性的意愿和付出构成了关系性质和认真程度的基础，这些都影响着女性对关系的判断和投入程度。

p.120

高度稳定的婚姻是潮汕地区强大的家族文化的一种体现，也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态密切相关。潮汕经济以小家族企业为主，高度依托家庭分工、家族合作和宗族网络进行生产组织和市场拓展。

p.153

在研究中，很多男性受访者都认为，他们的婚外情与履行家庭责任并不矛盾。（指“养家”及“男人该干的活儿”，如送家人去医院、陪家人过节）。 ……男性中存在某种共识：婚外情无须太多愧疚，但与尽心照顾家里的妻子离婚是不负责任的。婚外情不是婚姻问责的原因。 ……很多男人没有说出口的是，离婚本身也被视为作为男人的一种失败。在商人圈子里，“搞不定老婆”常被视为是在家里缺乏掌控权、不够男人的一种表现，容易被人看不起。而且，离婚带来的财产纠葛也是生意人极为忌讳的，尤其在原配妻子（以不同方式）与丈夫一起打拼事业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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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不幸”和“男人本性”构成男性解释自己婚外亲密关系的主要说法。“婚姻不幸”的叙述主要围绕“情感无法得到满足”展开：和妻子无法沟通、妻子不“关心体贴”自己、体会不到家的温暖和乐趣等。因为婚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甚至成为痛苦的来源，因此在外面找情人是正常的，是一个男人的“正常需要”。这是在承认婚姻忠诚的原则下，将情感满足视为忠诚的前提，进而以婚姻现实未能满足个体基本情感诉求为由为自己的婚外亲密关系辩护。需要注意的是，婚姻里被强调的情感已经超越了“夫妻一体”、家庭作为整体、结果指向的“使命感”，而注重过程愉悦、个体感受和相互契合的“体验式”。

“男人本性”的叙述则否定了婚姻忠诚原则的现实可行性，强调男性欲望和情感的流动性和易逝性。婚外亲密关系被表述为一种婚姻无法满足的，个体“自然”、“正常”的欲望和情感的向外“转移”这些高度性别化的欲望和情感，一方面被视为男性的“自然特质”；另一方面又依托男性的家庭责任“挣钱养家“，获得了某种道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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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妾传统为当代男性婚外包养提供了某种历史说辞，这些说辞往往是以作证“男性天生花心”这样的当代本质化的男性气质论述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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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处于转型社会和全球化风险当中的个体，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国家、单位、集体等组织力量的部分撤出，个体回到家庭寻求资源和安全感。家庭成为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也构成社会安全网的兜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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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的变化是关于理解人们行为的概念和解释框架，从原来（对他者的）责任转向（关照自身的）欲望，而不是简单地从压抑欲望到实践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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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存在主流道德对婚姻忠诚的要求，有能力公开僭越蔡构成有意义的“区隔”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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