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尊严

老王：“不喜欢过原来那种窝囊的日子。”

很多工薪家庭在面对市场压力时，采取被她称为“一家两制”的家庭策略，兼顾“稳定与发展”：丈夫“下海”，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中追求高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而妻子则在安全、稳定和体面的公职岗位上班——这些工作工资低但强度小、不用出差，能兼照顾料理家事、照顾家中老小。（Hoffman, 2000）

严龙：“别的没有，我就是想有个人来理解我。”

社会学家 Arlie Hochschild 对美国双职工家庭的经典研究发现，夫妻对于婚姻角色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观念：传统型、平等型和过渡型。传统型认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的身份则围绕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即便她事实上外出工作）；平等型主张夫妻双方齐头并进、权力均分；过渡型则是指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中间的状态，比如一个过渡型的丈夫完全支持妻子在外工作，但同时期待她在家务事上也能挑起大梁（Hochschild，1998）。

小结

“婚姻不幸”和“男性本性”构成男性解释自己婚外亲密关系的主要说法。“婚姻不幸”的叙述主要围绕：“情感无法得到满足”展开。“男人本性”的叙述则否定了婚姻忠诚原则的现实可行性，强调男性欲望和情感的流动性和易逝性。婚外亲密关系被表述为一种婚姻无法满足的，个体“自然”、“正常”的欲望和情感的外向“转移”。

在婚姻关系中强调良好的沟通是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婚姻理想（Swidler，1980；Illouz，1997）。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与西方工业社会类似的情感转向，年青一代重视婚姻中的感情纽带，并且期望用语言表达情感（Yan，2003）。然而，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她们憧憬着浪漫爱情和良好沟通的新型婚姻，但现实却很可能是回到家乡嫁给一个缺乏感情基础、持有传统父权家庭观念的男人。

婚外包养与亲密关系伦理

包养关系中的人们进行带有伦理意味的“关系管理”的起点。这种“关系”划界，一方面建立在女伴性关系的专属性上。这些关系中，男性要求女伴性忠诚。另一方面，关系的情感特质被高度凸显。人们通常使用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来表述对关系的理解，这些语言将两人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情感性社会关系，而非交易。

很大程度上来说，虽然被主流婚恋道德所谴责，但婚外包养关系恰恰高度遵循主流婚恋文化的性别逻辑：男性的经济供给被构建为一种爱的表达，一种责任担当，被鼓励甚至被要求，而女性在关系的“性忠贞” 则更被强调和要求。

婚外包养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个体情感的兴起与婚姻的工具性强化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张力一定程度上撑开了人们对婚外情进行伦理判断的弹性空间，构建出男人将不离婚作为道德底线的合理性，也为包括婚外包养在内的婚外两性关系提供了某种“道德”论述空间。

从理念上来说，婚姻关系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建立在双方情感契合基础之上的“契约”。 与此同时，婚姻的“工具性”作用日益凸显。正如学者指出，处于转型社会和全球化风险当中的个体，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加上国内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国家、单位、集体等组织力量的部分撤出，个体回到家庭寻找资源和安全感。家庭成为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资源，也构成社会安全网的兜底机制。（吴小英，2012）

家庭关系经常呈现某种“实用化”甚至“功利化”的取向，比如物质条件成为现代人择偶中最看重的因素之一。

个体情感与家庭责任、婚姻的情感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人们真切感知的生活现实，这也反映在人们对婚外亲密关系矛盾复杂的社会态度上。

婚外包养中的性别、阶层与城乡

她们身处高度推崇男性供养的性别文化之中，长期依赖于男性的亲密关系来构建有意义的性别身份，并维系社会阶层位置。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结婚对象”时的过渡性选择，从而能够维持时尚方式，保持与原有社会网络的连接，避免向下流动的尴尬境地。

包养关系对来自农村的打工妹而言的意义更为复杂，男性在情感上的关切与经济上的供给对她们来说往往同等重要。在高度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的乡城迁移经历中，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获得情感慰藉和支持的临时性替代。

市场转型中的欲望与尊严

男性欲望的表演在新富阶层里高度组织化、半制度化的行为。正因为存在主流道德对婚姻忠诚的要求，有能力公开僭越才构成有意义的“区隔”符号。

在正式婚姻里，生育往往被理解为对夫妻关系的“完成”，也是对女性家庭地位的确认和保障（费孝通，1998；李霞，2010）。费孝通指出，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目的是完成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父母子构成的家庭，“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缔约中同时结缔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

“女人嘛，总是要找个对自己好的”

当市场改革后婚恋家庭成为建构女性气质和自我认同的核心领域，女性身份更多作为情欲对象被强调。

小结

很大程度来说，生育在婚姻关系里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对女性地位的确认和保障，构成了非制度性的婚外亲密关系的“类婚姻”装向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