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新收获

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新收获

武锋

赛义德及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大概是因为它的现实浸润性和时空超越性。研究后殖民理论的成就与不足，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及其走向，无论如何，赛义德的思想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

如果从1993年9月《读书》杂志发表有关赛义德的专题文章算起的话，后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大概有十余年时间了。由于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以及具体的学术语境的差异，国内学术界对赛义德及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零散的介绍多，系统的批评少；第二，用以指导批评实践的应用性文章多，对该理论本身的内在脉络及其理论得失的分析少；第三，国内的研究论文基本上是对赛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本身的评介，而对与此紧密相关的他的思想和生活的另一重要方面——对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持续关注——几乎是完全忽视了；第四、最为重要的是，在国内大量的后殖民批评中，赛义德及其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出现的。从学理上说，这种民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立场与西方后殖民理论几乎南辕北辙。

就此而言，作为国内学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学术著作，《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张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是国内后殖民研究的新收获。

新收获首先体现在思想观念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不仅看到了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家在挑战西方霸权、挑战西方主流话语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看到了其内在的、甚至是难以避免的矛盾和问题。作者指出，在挑战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当中，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既不在其内，也不在其外，而是与西方霸权话语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换言之，他们同西方统治历史的关系，既可能是一种紧张关系，又可能是一种共谋关系。这样的判断应该说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国内一些学者对于后殖民主义推崇备至，甚至把后殖民主义的代表理论家看作是第三世界或者弱势话语的代言人，或者要通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解读建立所谓“中华性”的概念。显然是对后殖民主义的内在矛盾和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有些学者过于强调文化认同的非本质性和流动性特点，对很多东西甚至是爱国主义思想动辄扣上“狭隘民族主义”大帽子，无视文化的民族性根基，宣扬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观。这同样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念。《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一书通过从理论角度揭示后殖民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存在的问题，既看到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又重视文化认同的民族根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回应，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坚持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先要“入乎其内”，再要“出乎其外”，先要“同情”，再要“批判”。这样，本书在对研究方法上就表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把赛义德的理论放置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放在后殖民研究的话语场中进行考察，放置在后殖民主义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关系中，放置在赛义德同他的承继者、发展者和批评者的关系中，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第二，把赛义德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寻找其中的交汇点、契合点和相互脱节、甚至相互矛盾之处，尤其是关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相互促动、相互修正的关系。

对于理论问题不是将其简单化，轻易下结论，而是充分认识到它的复杂性——这里面既包括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也包括理论和现实纠缠在一起而产生的复杂性。事实上，理论的深度不在于理论判断的轻巧，而在于理论认识的清晰，尤其是对复杂性的清晰认识。《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因此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文艺报》2008-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