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氏的兴亡》的原文摘录

  • 职能集团形式的人制发展为部民制后,以职业为名的负名氏也伴随部民制的形成而诞生。这种部的制度在先行研究中被认为是受到了朝鲜各国,尤其是百济部制的影响而形成的。其过程虽不明确,但至少可以断言,日本列岛的部民制来自对半岛制度的效仿。 人制将人们划分为杖刀人、典曹人之类的特殊职能集团,是对日本列岛进行支配和统治的分工体制。在传承了人制的部民制中也有建部(从事军事职务的部)、丈部(应为守卫王官、带有军事性质的部)和史部(史户,从事文书相关工作的职能集团)等为满足国家统治所需而设置的特定职能部。 另外,在8世纪的律令制之下,原本的锻部、甲作等军事相关生产者集团被重新整合为品部、杂户。由此可见,对日本列岛进行支配和统治所必需的特殊职能集团,经历了5世纪的人制、6世纪的部民制,以及律令制之下的品部-杂户制,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实现了不同的组织化。(P32) 可婆根姓基本体现了氏的社会地位,其功能在于展示氏族政治立场的差异。可以确定,可婆根姓早在大化之前便已存在,但日本目前并不存在能够反映其形成过程的史料。不过从上文提到的冈田山一号坟出土铁剑铭文“额田部臣”的语句中可以判明,6世纪前半期,氏(额田部)和可婆根姓(臣)就已经形成了。 过去曾存在过许多可婆根姓,但普遍认为,天武十年(684)制定八色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后,新的身份秩序得以确定下来。这就使得皇亲身份、家族背景、中央与地方氏族之别的秩序逐渐明确。 说到物部氏与大伴氏的特征,应该在于同属“大连”。6世纪以后,得到大连地位的氏族只有物部氏和大伴氏。而这些隶属中央的物部连氏、大伴连氏,就是负责管辖物部、大伴部等部民的伴造氏。物部和大伴部等部民分散在各地,其地方首领就成了管理这一部的中间伴造氏,在部的侍奉和纳贡中起到中...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5-10 12:06:35
    —— 引自章节:【一】氏的诞生——以氏为名
  • “大臣”与“大连”是在《日本书纪》天皇统治时期登场的群臣中两个最高执政官员的称号。可以认为,这两种官职在继体天皇以后应该都实际存在。“臣”“连”是由国王赐予群臣,以宣示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可婆根)姓”,而“大臣”“大连”则是各自体系中的最高称号。有趣的是,被赐予“臣”姓,出任大臣的苏我氏等,都是以地为名的氏族。与之相对,被赐予“连”姓,出任大连的大伴氏和物部氏等,都是以职能为名,被称作“负名氏”的伴造( tomonoyatsuko)氏族。 例如“大伴”这一名称,是指管理大和王权下“伴”[所谓伴(tomo),是指凭借自身劳动力侍奉王权的人]集团的氏族。而物部氏则居于向大和王权进贡物品的“物”氏族集团的中央地位,是管理这些集团的氏族。正因为伴造氏族以自身职能为名,所以被称作“负名氏”。与之相对,臣体系的氏族都在特定地区拥有政治根基,可以说是以地为名的氏族。(P7) 总而言之,这些氏族以国王(后来的天皇)为核心,构成了大和王权的朝廷体系。至少就伴造氏族而言,日本的“氏”诞生于对国王(天皇)的“侍奉”关系。因此,他们的名称与其说是氏族名称,不如说是从与王权的政治关系中诞生的职能集团名称。这与以氏族名称为“姓”的中国相比,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王也从属于氏族,而在日本,氏的称号和姓的称号都由国王赐予。因为大和王权建立起了这样的姓氏秩序,国王本身就不必称氏。换言之,国王是超越了姓氏关系的存在。 另外,大和王权的国王也不同于以故有地名为名,扎根于特定地区的氏族。相反,王宫还有“历代宫”的习惯。每更替一代国王,就会改变王宫所在地,因此,国王也成了超越特定地区的存在。(P9)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5-03 11:26:15
    —— 引自章节:前言 何谓“苏我氏”
  • 原本在大和地区,以地为名的氏族集团同大和王权的联合更为紧密,这也就是所谓“豪族联合”的态势。然而,这联合后来被伴造系这种承担大和王权社会分工的氏族集团所取代了。也就是说,构成王权的成员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成为标志着大和王权专制化的里程碑。(P49) 若只论苏贺石河宿弥子孙,七氏均为臣姓。换言之,以地为名的地方豪族都与建内宿弥相联系,构成了一幅同族谱系。 但重点在于,与该谱系相连,并以地为名的臣系氏族,都将这一谱系作为自身侍奉天皇的依据。以地为名的臣氏与负名氏不同,并没有在姓中加入侍奉天皇的职能内容。他们通过将自身与建内宿弥谱系建立联系的举动,来宣示自己将像建内宿弥那样侍奉天皇,成为忠臣。(P67) 那么,为何苏我氏要接纳佛教呢?从《日本书纪》中可以找到其理由。相传为稻目主张的“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饮明十三年十月条)应该说中了问题本质。稻目认为,在中国文明圈周边的列岛文明化过程中,为使日本赶上半岛诸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必须要引入佛教。这一思想与苏我氏周边的海外移民的意志想必也是相通的。抽象地说,那是苏我氏这一新兴氏族从东亚诸国获得的一种见解。 另一方面,物部、中臣两氏则反驳称:“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同前)这是十足的守旧立场,与苏我氏的开明立场截然相反。借此还可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一一守护传统共同体秩序的几支势力与新兴强大氏族、首领之间的对抗。当时涌向传统社会秩序的新浪潮,表现为了针对是否接纳佛教而展开的氏族斗争。(P92)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5-10 12:17:09
    —— 引自章节:【二】苏我氏的登场
  • 敏达六年(577),即额田部皇女立后翌年,朝廷设置“私部”。在此之前,每一名后妃都配有冠以官名的名代(比如春日山田皇女拥有春日部)。此时名代被取消,另外设置了侍奉整个后妃集团的部民,即为“私部”。各地私部均由相当于当地首领的私部首进行管理。这一制度的形成促使后妃地位逐渐稳定,同时应该也与后宫组织的规范相关联。设置私部后,后妃便逐步开始拥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自推古而始,7世纪还出现过皇极(齐明)、持统等女性天皇。这几位天皇皆为先帝后妃,可以想象其即位的背景便是私部的设立。(P99)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8-19 12:11:52
    —— 引自章节:【三】发展与掌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