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09/28 作者：王希恩 发布时间：2006-10-26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
王希恩


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惯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可称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它们著述宏富、内容广博，不但有着自成一体的理论内容，也有着鲜明的方法论特点。正确的方法是认识真理的必要途径。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表达，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于各种科学方法都有着纯熟的运用，但其中最为突出的，能够构成这一理论体系方法论特点的则是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方法。
一、历史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将民族视为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列宁指出：“祖国、民族———这是历史范畴。”斯大林讲：“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基于这种基本认识，经典作家们对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进程都分别做出过阐述。其中，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当时的民族学资料，对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人类历史上的早期民族形态做了详细研究，在《法兰克时代》和《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等文中，恩格斯对氏族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民族形态做了研究，而列宁和斯大林则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文中对资本主义民族，也即现代民族的形成做了充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
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讲到了语言的发展，即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一般认为，这里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发展序列的表述。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的提问时说：“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这是经典作家最早明确谈到民族融合和消亡问题。其后，列宁和斯大林也分别就民族的同化、融合以及最终消亡问题做了阐述。斯大林甚至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也即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而且可能首先形成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融合中心，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最后的融合，民族最终消亡。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但一般地揭示了民族的历史属性，而且将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自觉地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列宁将此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并在论述民族自决权问题时深刻阐发了这一点。他谈到，首先必须从民族运动的观点区别资本主义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封建专制制度崩溃，民族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国际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西欧从1789年到1871年之间已完成了单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现在仍然要求他们寻找民族自决权“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而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和亚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1905年才开始的，正处在建立民族独立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时代趋势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纲领上提出民族自决权这一条。”作为民族所应有的自决权原则，是否提倡和怎样提倡完全应该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民族运动的特点出发加以区别。这一点，不但表现在列宁对西欧和东欧亚洲国家民族运动的认识上，也表现在他在俄国革命不同阶段对于民族自决问题的具体处理上。同样是这一历史方法的运用，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恩格斯原则上主张建立统一的单一制共和国，但在具体分析时又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在英国则是“前进一步”，而在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俄国国家结构的设想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从先前坚定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到后来基于民族区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建立清楚地记录了这一过程。
二、阶级的分析方法
阶级和民族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形式。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个基本倾向是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问题主导民族问题。阶级分析方法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特色之一。
经典作家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民族都由不同的阶级所构成；在任何真正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发生时，集团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划分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划分比民族划分更深刻、更重要。
依照经典作家的论述，民族自身的内部结构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据此他们认为，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是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要消除民族对立，实现民族团结，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所以，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正是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具体的民族问题时总是能够洞悉其中的阶级根源，找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1848年马克思在纪念波兰人民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称赞“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1912年列宁在谈到巴尔干地区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时说：“只有彻底摆脱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压迫，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充分自由才会必然到来。……只有使巴尔干各民族的农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获得彻底解放，才能根本消除一切民族压迫。”这些都是经典作家运用阶级观点解说民族问题的具体事例。
从阶级分析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他们认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把这些利益看的高于一切，所以他们无法超出民族的范围，不会触动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从此可以看到，在经典作家们的笔下，制造和维护民族隔阂的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主张打破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联合和统一的国际主义属于无产阶级，它们都有深刻的阶级根源。
三、两种方法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贯穿的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其实质都是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它首先承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承认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认为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和冲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民族纳入历史范畴，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推进为依据，揭示了民族发展的不同形态及最终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以阶级属性及其利益取向分析阶级社会中的民族问题，揭示了阶级社会民族冲突和矛盾的社会根源，展示了解决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无疑都是历史唯物论在民族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历史和阶级分析贯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著述的始终，形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
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之一，它的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因而以此作为根本方法对民族问题的论述，其基本原则也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对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表述中一再讲到：“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具有历史性原则的明确继承。
但是，历史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经典作家的理论，这里包括他们的上述方法，也包括与这些方法融一体的具体理论观点。其中，关于阶级分析和与之相连的一些观点更需我们做出历史的分析。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问题主导民族问题，这一理论视角和观点仅仅适用于阶级社会，尤其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应该说，这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感情十分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所应普遍遵循的原则。但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时代背景所限，在民族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经典作家对民族因素的特殊性、复杂性关注不够、论述不多，这是必须承认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斯大林就曾混淆民族与阶级的界线，对一些少数民族实施过阶级专政性质的政策。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也一度抽去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社会背景，将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造成了伤害。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与阶级相比，有着更深厚的历史存续基础和更强大的社会凝聚功能。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两大阵营“铁幕”的拆除和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骤然加快，传统文化、血缘、种族、地缘、宗教等“族性”要素的张扬成为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以“民族国家”自居，以一个“民族”的姿态来发展自己、建设自己；另一方面，国家层次之外的民族也都普遍重视自身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文化尊严。以族性为中心的阵营组合和竞争的加剧，基于族性的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政治族性化”的日渐盛行，原生族体的碎片化及大范围扩散等，都是与当前全球化相随相伴的民族现象。显然，这些现象的表现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与阶级关系的论断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当今世界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但这里的族性张扬并不都是阶级因素支配的结果。此外，全球化进程正在对民族的地域间隔和血缘间隔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民族形态也开始发生着大范围族群化的“变异”，从而抵消着民族“融合”和消亡加快的进程。这一方面印证了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消亡久远性的预测，另一方面也显现了经典作家对于民族“联合”、“融合”过程多样性和曲折性认识的不足。
所以，我们肯定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历史和阶级分析方法及其论点的科学性，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理论的科学认识———即对任何具体问题的分析都要置于一定的时空，而不是因世事的变化而反向地质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当时社会历史过程的具体认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需要结合当代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实践实现发展，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研究，联系国内外民族问题的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界的一项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