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自由与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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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央集权计划是合作性的，这不仅是下述意义上：中央国家作为君主和土地贵族在议会中的统一体而发展，这种发展被完美地总结为“王在议会”这句古老俗语。这个合作计划还采取了中央国家和私有财产权之间劳动分工的形式。既然立法权和司法权日益收归中央，贵族也就日益依靠纯粹的经济剥削方式获得财富。近来的学术研究表明，小农并非像历史学家有时认为的那样从英格兰农村完全消失了。但事实仍然是，英格兰的领主尽管缺少欧洲其他地方的领主所享有的某些司法权，却掌握了最好的土地，论这些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中的程度，英格兰要大于法兰西，在后者那里，农民财产权占优势。当封建主义在整个欧洲经历危机，而农奴制在西方衰落时，英格兰的地主却处在得天独厚的有利地位上，可以利用他们仍然享有的纯经济权力，甚至当国家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的时候仍可以如此。 在这个方面，英格兰地主阶级明显不同于大陆贵族，后者的财富源于某种“超经济”权力，或所谓“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即各种形式的特权、领主权利和司法权的产物。在英格兰，地产的集中意味着，土地在佃农（他们日益按照市场条件支付经济租金）那里得到程度空前的利用，而无法使用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的地主逐渐开始依靠佃农在生产和竞争方面的成功。这种独特发展的结果是农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其为“资本主义”，是因为占有者和生产者依靠市场维系自己的生存和地位，因此他们服从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指令，以及持续改进劳动生产率的需要。 …… 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消灭习惯权利的压力日甚一日（例如，通过主张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来质疑对公地的公有权，对赋予小农无法律明文规定的占有权利的习俗性保有权提出质疑，排除各种对私人土地的使用权等）。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排他性（排除其他个体与社群，清除习俗或公共管制对土地使用施加的各种限制）财产权的确立。 经济权力与“超经济”权力的分离，意味着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相互紧密交... (查看原文)

  如水圆清 2赞 2025-04-06 07:59:10

• 在法兰西，国家形成过程大相径庭。如果说在英格兰有一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那么在法兰西毋宁说是一场从封建主义到绝对主义（不单纯是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绝对主义，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作为一种剥削农民养肥官员之工具的绝对主义国家）的转变。在分割化主权语境下，当一个贵族王朝确立了对其他人的优势地位时，君权从封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君主国仍会遭遇封建分割化的挑战，不仅有来自王朝竞争对手的反对，还有贵族及各种法人团体，即行会、等级议会、省和市镇对于独立权力和特权的主张。 君主制确实多少成功地实施了中央集权策略；王家法院也的确出现了，它可以用来保护农民免受领主侵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农民阶级作为一种国家税收来源）等等。但是，统治阶级仍然极度依赖政治建构的财产权，也就是依赖源于政治、军事和司法权力或“超经济”地位与特权的占有方式，这与英格兰地主阶级和他们对竞争性生产的依靠形成对比。对照英格兰，在法兰西，农民甚至在18世纪仍主导着农业生产，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了非常不同的后果。例如，法兰西不存在在17世纪英格兰非常重要的“改良”文化或改良文学。即使在大革命以后，农村的生产管理和对土地使用的限制仍然在农业中举足轻重。对法兰西地主而言，为了加强自己压榨农民更多剩余价值的权力，政治和法律上的超经济策略仍然比农业改良更重要。这意味着农民更要受到税收的折磨，而非受到对他们财产权的攻击。 国家发展为一种政治建构的竞争性的财产权形式、一种主要资源、一种由国家官员通过税收（它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集中于中央的地租）手段进行直接占有的方式。如果绝对主义国家能够掏空贵族的独立权力，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通过向一部分贵族提供国家官职的获利资源来替换这些权力而做到这一点的。一种复杂的官僚制得以发展，不仅是为了政治和行政目的，而且是作为一种为官员准备的经济资源，它使国家官职激增并成为一种私有...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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