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

向忠發，工人領袖身份出身，後來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於1928年一躍成為中國共產黨史上的第三任總書記，是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人；1931年，向忠發遭國民黨中統特工逮捕，更於36小時內被秘密槍決，落得「叛徒」之名。

由於背負着「叛變」的罪名，黨史研究者一直極力淡化向忠發在歷史上 的作用，加上搜集資料困難，以致出現了一些不太符合史實的評斷。

作者為了更準確地記述歷史，特別遠赴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以及深入地查找國民黨黨史館的館藏，發掘出較少研究者留意到且極富神秘色彩的資料，試圖還原向忠發戲劇性的一生。作者除了闡述他的發跡過程及擔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歷史外，還探論了中共在他的領導之下，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他在「立三路線」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更嘗試查證向忠發失勢及被殺的原因，藉此重構中共這段淡化了的歷史。

「本書內寄很豐富，令人耳目一新，絕不是出於獵奇編撰的聳人聽聞的故事，而是一部嚴肅認真的歷史研究。」

——李英男教授　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中心主任（李立三長女）

「我認真看了，而且還引用了。感謝他真下工夫研究。」

——劉源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少奇之子）

【序】

《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這本書，是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這本書的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朱國斌社長、陳家揚副社長，以及把這本書引薦給出版社的馬家輝先生。在審稿期間，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不少寶貴的建議，使修改後的論述更加完善。陳小歡編輯辛苦地校對書稿，發現不少細節上的改進之處，我非常感激。

在出版社與編輯團隊之外，我有很多師長朋友需要一一感謝。首先，感謝劍橋大學的導師方德萬（Hans van de Ven）對我的支持與信任，允許我在撰寫博士論文的同時「經營副業」，繼續完成與博士論文幾乎毫無關聯的研究。除了指導教授，我也非常感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榮祖（以及師母陸善儀）、陳永發、黃克武、吳啟訥老師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楊奎松教授，是第一位從學術角度研究向忠發的學者，他看過這本書的初稿，並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這幾位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都是我學習的榜樣。

這本書，一共花了兩年半的時間完成。在我的求學過程中，每個階段學到的知識，都幸運地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起到了一點作用。我在北京大學讀經濟學本科，四年下來，對數理化的經濟學始終不感興趣，唯獨受到方敏老師講授的《資本論選讀》和張亞光老師教授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兩門課啟發很大，讓我的興趣從經濟學過渡到了經濟思想史，最終轉移到了中國近代史。比如，《資本論選讀》學到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讓我對這本書所論的工人運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能力。在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讀碩士期間，我上了一門俄羅斯帝國歷史學（Imperial Russia Historiography）的研討課，從此開始接觸共產國際歷史研究。在劍橋大學讀博士期間，導師方德萬主持中國近代戰爭史的研討課，讓我學到不少從西方視角研究中國歷史的觀點。總之，這些經歷，不但對這本書的寫作提供了幫助，更讓我享受到學術研究的樂趣，就像父親過去對我的期許，「從知識中得到快樂」。

史料的搜集，無疑是寫作本書期間面臨的最大挑戰，其中有兩個極富神秘色彩的檔案來源，需要特別介紹並致謝。第一，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的葉帆博士（現在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讀博士後），幫助我在俄羅斯檔案館找到了向忠發的個人卷宗、個人照片、簽名，讓我驚喜萬分。很多大陸學者去過莫斯科，但受限於語言隔閡與時間限制，只能匆匆翻閱有限數量的檔案，從未有人像葉帆那樣，對這個檔案館下了這麼大的功夫。第二，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許為翔處長、圖書館員邸志英先生對查閱檔案提供了大量的幫助，我非常感激。在閱覽室，我經常讀一份文件讀到瞠目結舌，讚歎連連，特別是中共黨員的「悔過書」，更是精彩萬分。調查局的這些史料，無疑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大寶庫，值得深入發掘。

在查閱文獻的同時，看到有意思的資料，我都會特別留意，做一副本。以這本書為例，在查檔案過程中，我找到了周恩來「制裁」顧順章的經過，然後帶到北京送給周秉德阿姨，她讀得津津有味。在周秉德阿姨邀約之下，我和劉源先生一起吃了頓午飯，並送了他幾張影印件，書名叫《遽然夢覺錄》，作者當年在武漢代表國民黨和共產黨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劉少奇「好像過去縣官審判犯人的樣兒，他真像是一個騎在工人頭上的大老爺了。」劉源先生從來沒見過這種類型的書，所以特別感興趣，看完後對我表示感謝，我們乾了一杯茅台，接瞂分享了他理解的這段歷史。周秉德阿姨和劉源叔叔，都是我非常尊敬的長輩與朋友，與他們交流、了解他們精彩萬分的人生閱歷，讓我獲益無窮。

此外，我要特別感謝李英男教授，她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極為精彩的序言。在曹耘山先生的介紹下，我和李英男教授建立了聯繫，並且就書的內容，在她家中進行了兩次深度的交談。每次談話，都讓我獲益匪淺，我們討論很多關於李立三的研究，她幾乎是有問必答，甚至分享了她們全家人從蘇聯回到中國的心路歷程。我偶然在英國找到一份1927年的舊報紙，印有李立三在漢口演講的照片，李教授高興得不得了，說這張照片被翻拍很多次，但沒見過質量這麼好的。李教授還送了她母親撰寫的《李莎回憶錄》給我，我非常認真地看完了，並引用了書中的文章〈李立三自述〉。李莎女士和李立三的故事，告訴了我們，老一代的共產主義者了不起的革命情感是什麼。

最後，我十分感念我學術生涯的啟蒙者、老師、朋友和敬愛的父親李敖。這本書的「雛形」在2016年8月已經完成，我請他看了一遍，他說自己對向忠發沒什麼研究，所以只做了簡要的批註。後續的撰寫和修訂工作，和父親生病的最後歲月幾乎是重合的，所以我對這本書充滿了很深的感情。我不會說，這本書是獻給我逝去的父親的，只期許它能作為我漫長近代史學術研究的開端，讓父親在天上為我感到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