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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通论》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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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文義平易,每日以三點鐘之功足閱兩卷有餘。《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讀兩卷,四年可了。即不全閱,先讀四史,繼以正續《通鑒》《明通鑒》三書合計不過千卷一日兩卷,五百日可了。不到十七個月,紀事之書畢矣。欲知典章制度,有《通考》在。三通除去冗散,不過四五百卷,一日兩卷,二百餘日可了。為時僅須八月。地理書本不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明清一統志》大致已具,顧氏《讀書方輿紀要》最為精審,不可不讀,合計不過五百卷,半年內外可畢。《歷代名臣奏議》,都六百卷,文字流暢易於閱讀。一日两卷,不过十月。他如《郡國利病書》《清史稿》等需時亦無多。總計記事之書,需時半年;典章之書,需時八月;地理之書,需時半年;奏議之書,需時十月。以三年半程功,即可通貫。諸君何憚而不為此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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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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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3 13:14:44
—— 引自第445页
任何事物(包括社会制度)都不完美,有其长,必有其短。长处的反面就是它的短处所在,很像一个铜板有正反两面。这道理听起来非常浅薄,因为它太贴近生活常识。然而,我从现实与历史相互往复的体验里感受到,它似乎比一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更要真实些。 “农为国本”,这话的反面,受到特别“照顾”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它滋养支撑,就像独生子,必得挑起“大家庭”的全部重负。正是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更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变得非常僵硬,难以变革。这里真用得上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萧何”就是高度集权的帝国政治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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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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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5 08:10:24
—— 引自章节:五、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
这种特殊的“国家佃农”,在国家政治清平之世(每一大王朝最多不过有六七十年的“清静无为”),轻徭而薄赋,无太大战事,不大兴土木,“赋敛有时”,应该说日子还过得去。这就是历代农民一直保存着的关于“圣君贤相”集体美好记忆(演化成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根据。时过境迁,统治阶层呈几何级数递增,坐稳宝座的皇帝后裔更得意于“天下太平久矣”,自大欲恶性膨胀,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随意提高赋役种类和比率势所必然。这时农民慢慢体会到“恶吏如虎狼”、“苛政猛如虎”,与其面对国家,不如面对“地主”,后者不具有无边的权力,多少懂得节制。于是兼并之势汹涌,国家两面开刀,既抑兼并,又转嫁负担,加重对硕果仅存农户的榨取,直到内争与内乱恶性互动,农民战争爆发,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这最有力地证明了国有产权对自耕农应得利益的维护(通常说自耕农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生命线和晴雨表),根本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成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导致君-民之间政治紧张的最深层根源。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说明他也懂得“谁失去农民,谁就失去天下”这个中国传统政治学的重要法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他的后代仍不免重蹈前朝覆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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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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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5 08:10:24
—— 引自章节:四、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
由“部族时代”进入“封建时代”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是大大小小“方邦”分合离聚历史运动综合生成出的一个局面,其间很难有什么明确的标志。假若有,那就是大的“方邦”成为核心邦国”(如“大邑商”)一我称之为“联邦”式的“中央王国”的出现。这种一定范围内的中央王国”,实行的就是“封建制”,即有一核心部族以“天下共主”的名义统领下的“方邦联合”和核心部族的逐步扩张(也有称之为“殖民”的)二元并存的格局。夏目前还不能完全确指,商已成规模,到西周则形神俱备故特别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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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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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由“天下万国”到“封邦联盟”
(一)商王国只是下列历史运动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各个地域曾出现过规模不等的“大共同体”(如后来的“巴”“蜀”)。这种“大共同体”虽处在不断扩展的动态进程中,然其结构外形一般维持着由核心(征服族)与外围(被征服族)在承认“伯(霸)主”的原则下构成的一种政治一军事性质的松散联盟。只是核心经历过许多次的转移,也包括较大的方国一度为核心,而后被兼并,服从别的更强的方国为核心。中原地区的商王国无疑是当时幅员最大的联邦“共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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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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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由“天下万国”到“封邦联盟”
西周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历来被高度关注的,至少有三项:一是宗法制,二是分封制,三是周公关于“德”的概念的发明。王国维先生特别注意第一项,我则想先从第二项谈起。在我以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第三两项都是为第二项服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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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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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西周王国:“封邦建国”制
对以上所述封建”,与殷商时相比,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新建的“殖民基点”,很像是“掺沙子”。许宗彦先生即说:“武王克商封国七十有一,所可限于封土之制者唯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且每新“诸侯国”都是该地域的次级“统治中心”,有监临督察之责,故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远较商统治厉害的一手,属于周的创造。 但必须看到,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必须再进一步,到了由中央直接委派任期制官员一一实行流官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也就是我不同意把商周说成“统一国家”最具实质性的分歧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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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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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西周王国:“封邦建国”制
这段议论,颇值得细细玩味。几番寻思,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潜藏着部早期人类心理演进的历史。太史公所说的“忠”“敬”“文”,正代表着直到西周之时,前后三种心理特质的相递演进。 试说明如下: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精神分析,早期原始人群的心理特质相当于要儿期(口腔期),处在自我、本我与外在世界不相区分的“蒙味”状态,具有夸张妄想的强烈自恋倾向。氏族血缘群体内部,母子、父子的舐犊之情,子女对“原始母亲”或“原始父亲”的亲情,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忠心诚悦。究其实质,这是一种要求无限“爱”与“被爱”的自恋性相互依赖。这就是太史公率先说到的第一种心理特质:“忠”。 摆脱原始采集,进入到狩猎时期,人类便出现类似第二期(“肛门期”)的儿童心理特质:内在压抑的强迫症倾向。狩猎的经济行为,既是“英雄主义”表现的绝妙舞台,但又必须仰赖群体合作才能保证狩猎的成功(围猎)和个人生命的安全,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心理内在的紧张:利己主义本能与压抑本能的利他主义(服从群体的命令)构成一种张力。此时“忠”已经升华为对“英雄父亲一卡里斯玛”的崇拜,在他们面前可以有一种压抑的“屈从”前提是我比你弱(生理的和心理的,体能的和经验的能力)。 太史公所说的“夏之政忠”"以及“忠之弊,小人以野”,我以为并不一定实指“夏”,它恰恰大致与采集、狩猎混合期的心理特质相似。试想,我们在游牧部落历史上,不是一再看到过对“原始父亲一卡里斯玛式英雄人物的强烈崇拜,也见怪不怪地看到儿子们弑父取而代之的“野蛮”行径?此类为农业民族所不齿的反“伦理”行为,屡见于匈奴、“五胡”、辽、金、早期史,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相继被杀(在华夏、汉族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特别是春秋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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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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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
再往前,发展为畜牧或游牧部落之后,人类的心理特质又发生一次变化。这是因为该时期人类的心理强迫症的特质明显得到强化。 据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说是畜牧或游牧部落,面对的劳动对象是鲜活蹦跳的活的生命体,后者被杀前的挣扎痛苦,最容易产生心理恐惧和自责(实际上后来的“赎罪”,就是这种“自责”的替代)。农业栽培部落则与之大不同,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力内在而含蓄的植物,人类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是有节律的和谐(生而死,死而生);接受它的赐予,静谧而神秘。因此,农业部族,“天人合一”自恋倾向明显,而畜牧或游牧部落则更多地带有强迫症性状,容易迷信鬼神巫术,宗教倾向强烈。 因此,我倾向于相信,早期殷商部族,具有许多游牧部族的特点(是不是受西方部族的影响暂且不论)。这才比较容易理解商王国统治浓厚的神权主义色彩。 按文化精神分析的研究,原始巫术或宗教都具有“升华”内在压抑性强迫症的“医疗”功能包含有“赎罪”与“自残”的内涵。遗憾的是,我们能据以追忆“蒙昧”和“野蛮”时代的材料,包括商王国时期“原始宗教”的细节,都已丧失殆尽,后来又被“文明”化为“三代模板”,更是假而又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发掘出具有恐怖、威严的半兽半人的“面具”、祭坛、人祭,以至商史传下来诸如剥皮、抽筋、挖心、炮烙等残留的细节里(无不与宰杀动物行为类似),捕捉到一些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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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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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04 13:16:18
—— 引自章节: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
越是深入到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里去,越能感觉到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历史学的魅力,它的独有的功能,不在给出共性,而恰恰在揭示个性。“共性”的不断抽象的结果,其内涵只能越来越浓缩一一这件事还不如交给历史哲学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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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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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8 10:48:09
—— 引自章节:二、封建时代
许倬云: “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运动反复进行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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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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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8 10:48:09
—— 引自章节:二、封建时代
人的利害相较之心本出于私心的本能,本能远较理性的能量为大,“亲亲”未必能恒久地维持“尊尊”。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强凌弱的“势利”之争。 没有哪一种制度是万能的、永恒的,西周“宗法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过的世袭贵族时代,正是靠贵族的自我残杀而告消灭一—自杀总比他杀更具毁灭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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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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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8 10:48:09
—— 引自章节:二、封建时代
利用传统的血缘情感,转化为“习惯正当性”统治方式,创制“封建”以推进统一,连同周公“敬天保民”的“德”,将天命与人事巧妙地统一起来,都是西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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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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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8 10:48:09
—— 引自章节:二、封建时代
这段议论,颇值得细细玩味。儿番寻思,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潜藏着一 部早期人类心理演进的历史。太史公所说的“忠”“敏”“文”,正代表着直到 西周之时,前后三种心理特质的相递演进。 试说明如下: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精神分析,“早期原始人群的心理特质相当于婴 儿期(口腔期),处在自我、本我与外在世界不相区分的“蒙昧”状态,具有 夸张妄想的强烈自恋倾向。氏族血缘群体内部,母子、父子的舐犊之情,子女对“原始母亲"或“原始父亲”的亲情,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忠心诚悦究其实质,这是一种要求无限“爱”与“被爱”的自恋性相互依赖。这就是太史公率先说到的第一种心理特质:“忠”。 摆脱原始采集,进人到狩猎时期,人类便出现类似第二期(“肛门期”)的儿童心理特质:内在压抑的强迫症倾向。狩猎的经济行为,既是“英雄主义”表现的绝妙舞台,但又必须仰赖群体合作才能保证狩猎的成功(围猎)和个人生命的安全,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心理内在的紧张:利己主义本能与压抑本能的利他主义(服从群体的命令)构成一种张力。此时“忠”已经升华为对“英雄父亲 一卡里斯玛”的崇拜,在他们面前可以有一种压抑的“屈从”一 前提是我比你弱(生理的和心理的,体能的和经验的能力)。 太史公所说的“夏之政忠”以及“忠之弊,小人以野”,我以为并不一定实指“夏”,它恰恰大致与采集、狩猎混合期的心理特质相似。试想,我们在游牧部落历史上,不是一再看到过对“原始父亲 一卡里斯玛”式英雄人物的强烈崇拜,也见怪不怪地看到儿子们弑父取而代之的“野蛮”行径?此类为农业民族所不齿的反“伦理”行为,屡见于匈奴、“五胡”辽、金、元早期史,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禄山、史思明的相继被杀(在华夏、汉族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特别是春秋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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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月小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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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9 08:57:11
—— 引自章节: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
因此“野”是“英雄崇拜”时代的民风,即古贤所说的“以力相胜”。这时的利他主义“本能节制”的能力还很弱小,对“英雄”的“忠(即崇拜)”,就很容易演化为无秩序的“原始儿子”们争夺“原始父亲霸权”,一系列以强凌弱的残酷内战。这也就是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背后真实的历史原型。为什么“忠之弊”,小人又会趋向“野”,由此也就可以得到通解。 再往前,发展为畜牧或游牧部落之后,人类的心理特质又发生一次变化。这是因为该时期人类的心理强迫症的特质明显得到强化。 据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说是畜牧或游牧部落,面对的劳动对象是鲜活蹦跳的活的生命体,后者被杀前的挣扎痛苦,最容易产生心理恐惧和自责(实际上后来的“赎罪”,就是这种“自责”的替代)。农业栽培部落则与之大不同,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力内在而含蓄的植物,人类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是有节律的和谐(生而死,死而生);接受它的赐予,静谧而神秘。因此,农业部族,“天人合一”自恋倾向明显,而畜牧或游牧部落则更多地带有强迫症性状,容易迷信鬼神巫术,宗教倾向强烈。 因此,我倾向于相信,早期殷商部族,具有许多游牧部族的特点(是不是受西方部族的影响暂且不论)。这才比较容易理解商王国统治浓厚的神权主义色彩。 按文化精神分析的研究,原始巫术或宗教都具有“升华”内在压抑性强迫症的“医疗”功能一包含有“赎罪”与“自残”的内涵。遗憾的是,我们能据以追忆“蒙昧”和“野蛮”时代的材料,包括商王国时期“原始宗教”的细节,都已丧失殆尽,后来又被“文明”化为“三代模板”,更是假而又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发掘出具有恐怖、威严的半兽半人的“面具”、祭坛、人祭,以至商史传下来诸如剥皮、抽筋、挖心、炮烙等残留的细节里(无不与宰杀动物行为类似),捕捉到一些信息。 611 “船人之川妝”文“散”就是米百哈瓜术之数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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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月小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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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9 08:57:11
—— 引自章节: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
据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说是畜牧或游牧部落,面对的劳动对象是鲜活蹦跳的活的生命体,后者被杀前的挣扎痛苦,最容易产生心理恐惧和自责(实际上后来的“赎罪”,就是这种“自责”的替代)。农业栽培部落则与之大不同,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力内在而含蓄的植物,人类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是有节律的和谐(生而死,死而生);接受它的赐予,静谧而神秘。因此,农业部族,“天人合一”自恋倾向明显,而畜牧或游牧部落则更多地带有强迫症性状,容易迷信鬼神巫术,宗教倾向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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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mius
2020-06-19 12:28:43
—— 引自章节:由列国纷争走向大一统
中国历史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随后社会组织外延虽然不断扩展,共同体离内核(圆心)愈来愈远,但以家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村落,在近世以前,始终是中国农民们最后一道生活世界的港湾”除非灾荒、战争和农民革命(另一种战争)强行骚扰它。即使被迫流徙,他们也会像蚯蚓再生那样,在异地他乡重建起另一座村落,顽强地力图保持原有的乡土风情(语言、风俗、族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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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mius
2020-06-16 13:08:17
—— 引自章节:宗族、部族与“方邦”
中国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大堆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要培养文官制度,中国同时也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土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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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mius
2020-06-23 12:30:55
—— 引自章节:前编:通论专题研讨
当时讨论者在概念上多着眼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总想在土地所有权(即处置权)是“私有”与“国有”之间划出个非此即彼的泾渭分界,而对土地经营方式、权益分配、占有状况的复杂性却不甚理会。殊不知他们根据的中国历代王朝官方文书(“田制”)所载明的产权概念,与实际占有状态、运作状态存在严重的偏离,产权的处置和权益的分配往往缺乏制度化的保证,随意性和变通性极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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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mius
2020-06-23 13:03:55
—— 引自章节:前编:通论专题研讨
中国语言的特点就是文字简练而一字多义,极具灵活性。有关产权的史料陈述给予我们的,也往往是概念的模糊和灵活。我觉得这是由中国特有的语言思维方式决定的。在中国的历史语言里,无论是名词概念,还是人们遵循的思考习惯,都跟西方来的分析概念不容易对号。我们不太喜欢发明新名词,常常是“温故而知新”,往旧瓶里装新酒。一个“道”字,一个“仁”字里可以装进历代各种学派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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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mius
2020-06-23 13:10:46
—— 引自章节:前编:通论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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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通论
作者:
王家范
副标题:
(增订本)
isbn:
7108064774
书名:
中国历史通论
页数:
606
定价:
99.00元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9-6
装帧:
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