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轮回》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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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洲金融脆弱性的原因也是很清楚的。遭受危机影响的韩国和东盟四个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总额在1993年到1996年之间累计增加到1281亿美元，其中1115亿美元（即87%的累计赤字）靠外国银行贷款融资，主要采用短期信贷的方式。可惜该地区几家中央银行没有完全执行盖杜蒂格林斯潘法则，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公司在离岸市场的短期债务越积越多，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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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个包容亚洲所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小世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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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危机发生后，所有的借款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美元，你有麻烦了。但是如果你欠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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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有句老话：“大象打架时，马来鼷鹿遭到踩踏。”这话类似于非洲的一个谚语：“大象争斗，小草遭殃。”但是爱挑剔挖苦的人还会说，大象做爱时小草同样挨踩遭压。
常驻香港的著名市场分析家马克・费伯（ Marc Faber）非常形象地解释过宏观经济状况、货币和金融市场，他认为不妨把世界货币看作盛在一只半球形大缸（如同一个没有底座的饭碗）里的水，这只缸放在代表世界市场的场地上。世界储蓄就在这只缸里，中央银行控制着让流动性（货币储蓄）流出的阀门。世界投资者像大象一样推动着水缸的不同侧面。如果水缸倾斜了，水流了出来；在水流到的地方，市场行情看涨，而在水流不到的地方，地面是干的，市场行情看跌。如果许多水溅落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可能产生泡沫。如果有一天，投资者跑到其他地方去挣钱，那么其他地方市场行情看涨，旧的泡沫将因缺乏流动性而破灭。
庞大的政府机构、跨国企业、银行和基金经理像大象推缸一样，始终从各个方向推动市场，小市场和小投资者像小草或马来鼷鹿受大象影响一样，随全球流动性流入或流出而繁荣或衰退。全球市场也是食物链。当最大的象掉进或睬进水塘时，对大象来说不过激起小小的波浪，可是对于在水塘附近觅食的小动物来说这波浪就成为了海啸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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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思维是溯因推理，从实用主义出发，去“推测”即将发生什么。如果知道原则（规则）和原因，演绎法能让我们预测出结果，如果知道原因和结果，归纳法能让我们推断出原则。而溯因推理是务实的，只看结果，推测出规则，找出原因。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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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nothing looked right,and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the balance sheet,nothing was left.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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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使我得出了危机归根到底是政治性的这个结论。即使它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突然爆发，其解决方法必然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损失的分担多是人为决定的，而且往往颇有争议。说到底，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金融危机证明了。金融工程创造不了永久的繁荣。长期可持续的稳定要靠在公司、金融和社会层面的良好治理。所有的危机须由政府来解决，如果本届政府决绝的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下一届政府继续努力。
概括地说，亚洲危机揭示了东京共识——日本人认为产业政策能带来增长和繁荣——未能长久站住脚。此为，华盛顿共识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人们发现它也不够好。到目前为止，会不会出现北京共识还不清楚。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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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熟悉亚洲市场的投资者来说，有两个重要指标能够表明市场已经处于非理性的亢奋之中。第一个是保姆综合征。当保姆们冲进市场的时候，你就应该退出了，原因是这些保姆通常搞不懂他们买的是什么，而且总是最后一个卖出。第二个系统性指标是生意人不做生意了，开始在市场里大量投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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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铢投机者借进日元为自己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付出的贷款利率为3%，而他们以泰铢存款形式投资，靠隔夜拆借银行利率获得的年化收益率大约17%，他们从事的这种业务就是利差交易（carry trade）。然而，自1997年5月1日以后，日元兑美元升值12%，这就增加了投机者进行利差交易的融资成本。5月22日《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说，“在泰国的泰铢战斗中，利差交易者如坐针毡”，但是，这已是自1995年1月墨西哥危机产生外溢效应以来，第三次对泰铢的重大投机性打击，前两次发生在1996年7月和1997年1～2月。
5月24日会议开得这么紧张，反映出各中央银行家对市场心神不安。我们这些十分谨慎地监管着市场（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都明白，利差交易对市场动荡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波动对亚洲市场影响很大。泰国最担心日元利差交易的风吹草动，因为泰国外债大约有55%是用日元结算的。自从1996年中期以来，日本中央银行和大藏省的朋友们已经明显示意，亚洲各中央银行应当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改用一篮子货币汇率，弦外之音是应当增加日元权重。由于美元是亚洲大多数货币的顶梁柱，几乎没有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对日本朋友的示意给予认真的关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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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初，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已经预测到泰铢为了帮助本国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可能贬值。5月8日，伦敦广泛谣传5月13日之后，泰铢汇率浮动幅度将会扩大。事实上，5月13日到15日之间，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人们大量抛售泰铢，使泰铢受到了投机性的巨大打击。泰国银行呼吁地区中央银行给予干预性援助，它还通过禁止当地银行向外国公司提供泰铢，谋求在境外市场实现流动性紧缩。借贷给外国人的泰铢隔夜拆借利率飚升到1000%～1500%，据说结果使对冲基金遭到了高达3亿美元的亏损。5月22日《华尔街日报》指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主要助手斯坦·德鲁肯米勒（Stan Druckenmiller）、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布鲁斯·科夫纳（Bruce Kovner）和李·库柏曼（Lee Cooperman）管理的对冲基金是主要炒家，巴克莱（BZW）、JP摩根、花旗和高盛这些经纪商的交易活动也很活跃。谣传说，这些对冲基金的目标在于让泰铢大约贬值20%～25%，即使保护他们的短期头寸要花3%的成本，也阻止不了他们想使泰铢贬值的行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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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争论的一个问题是，金融动荡是否反映了亚洲货币与美元的脱钩，意味着日元集团的形成。这里有四个彼此相关的问题。第一，每当美国或日本的利率或汇率扬言要提高时，利差交易的逆转会影响到资本迅速撤离亚洲。第二，全球的高流动性导致信贷范围迅速压缩。第三，亚洲证券发行者也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借入外币，使自己直接面对外汇和期限错配，以及资本流动逆转的风险。第四，在1994年墨西哥危机之后，拉丁美洲货币的急剧贬值使他们的贸易出现顺差，亚洲国家开始出现经常项目赤字。
我认为，亚洲贸易差额的恶化也部分地反映了日元对美元的比价自1995年中期以来急剧贬值的滞后影响。从1995年4月到1997年7月，日元对美元贬值30%以上，在此期间，汇率从80日元兑1美元变为118日元兑换1美元。在脱钩后的一个月中，亚洲货币流动相对较小，从新加坡元对美元大约贬值3%到泰铢对美元贬值25%，贬幅不等。因此我觉得亚洲货币动荡反映出大波浪（即美元和日元的流动）推动了小波浪，这与1994年墨西哥危机时不一样，在1994年12月和1995年3月，比索与美元的比价跌掉了大约50%。
事后来看，我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对波浪冲击度的判断是错误的。金融海啸掀起来了，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阻止不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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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0月，美联储有位资深副总裁途经香港进行地区性巡视工作。在新加坡，他第一次听说韩国是下一个要破产的亚洲经济体。他听了之后露出怀疑的神色。韩国是在日本之后于1996年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的第二个亚洲工业国。韩国外债占GDP的比率低于GDP的30%，收支差额和财政状况也绝没有像亚洲其他遭受危机的经济体那么严重。
途经香港时，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他说，在危机逐渐扩散和市场紧张不安时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问题是韩国公司比亚洲其他国家公司具有更强的清偿能力。韩国发展模式是仿效日本的，不过韩国在发展中肯冒更大的风险。韩国30家顶尖的主要工业集团的平均债务与资本比率超过500%。当日元贬值时，韩国出口商首当其冲，因为韩元对美元的汇率是稳定的，在过去十年中，平均750～800韩元兑换1美元
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贸易状况恶化和资产市场有点恶性膨胀都为韩国经济泡沫的破灭创造了条件。韩国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决定通过他们在新加坡和日本的支行在国外寻求流动性，利用银行间拆借筹资。当亚洲危机在1997年10月到11月变得更加深重时，外国银行拒绝韩国金融机构延期偿还短期债务，迫使他们只得出售韩元，以便用外汇偿还债务
1997年11月初，至少有八家接受银行巨额贷款的企业已经四面楚歌。有鉴于此，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分别调低韩国的长期主权债务等级和韩国四家大银行的信用等级。在11月5日到8日之间，韩国证券市场的基准指数——韩国综合证券价格指数（KOSPI）在连续三天遭受重挫之后才略有反弹。该指数报收为496点，骤降10%以上，这比差不多两年前该指数最高为1100多点时低了55%
当韩国银行外汇储备越来越少，消耗得非常快的时候，他们悄悄地接触了来自日本、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冀求获得紧急融资。11月16日，米歇尔·康德苏应邀秘密访问首尔，讨论如何应对局势
使局势雪上加霜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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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的银行监管者来说，我很钦佩日本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但觉得日本出现资产泡沫是一个当时还未找到令人满意解答的谜。经合组织中的一个发达国家、世界第二富国日本，怎么会陷入这样一种金融混乱中去的呢？按理说经合组织不乏对银行的监管，日本银行家总的来说非常诚实并富有献身精神，不该发生这种情况的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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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家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都训练有素，知道本行业有什么风险。他们的信息来源和对专门业务的了解程度都远远胜过亚洲其他国家的银行家。我是在亚洲以前的一个主要木材生产中心——马来西亚的沙巴长大的，当时我认识的一些日本银行家就对木材行业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总是聚在一块，晚上与木材经销商一起喝酒至夜深，而且在确认信用证之前，他们还会直接跑到伐木场或森林里去亲自考察情况。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船坞与日本银行家一起讨论投资项目，了解到他们在调查和核实项目计划书和全部业务细节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使我受益匪浅。日本银行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在日本和国外敢于使各种失败的工业项目起死回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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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跃身为工业强国的基础之一是精英分子，特别是主要集中在日本大藏省、日本银行和通产省的那些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决心和正直。这批精英分子大多通过一系列极其严格的考试后才进入东京大学或日本其他同样顶尖的大学里接受教育。这使我们想起伊顿公学和牛津、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也在英国政府官员中占主导地位。日本政府官员频繁地在许多不同岗位轮流任职，包括到驻外国大使馆担任经济专员或者短期调任到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去工作，让他们得到全面的锻炼。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外国名牌大学里，例如巴黎索邦大学、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些官员（例如神原英姿）还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碰到过的日本官员都见多识广，聪明老成，能讲流利的英语或法语，对西方美术、古典音乐或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具有高雅的品位.
但是与英国官员相比，日本官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听说由于每级政府官员都是从精英分子中提拔的，在一批官员中最有成就者要负责为同伙中不得不中途退出政坛者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精英分子不断在官阶上晋升，高级职务显得很稀缺，有的人必须让出政府里的位置。日本大藏省高级官员如能下放到金融机构去任职，人们称之为“退休挂职”（amakudari），或官员空降。
让一些官员在政府机构中留用和晋升，同时负责把他们原来的同事“安置”或下放到银行去任职，这样就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权力关系。仍然留在政府里的官员通过原同事的“退休挂职”，可以对金融系统施加巨大的影响，这是政府影响企业的非官方渠道。退出政府官职的原同事既享受权力又获得好处，因为他在金融部门的新雇主要借助这个非官方渠道接近政府最高层，也许可以获得其他没有官员空降关系的人所得不到的政府准许和支持从2001年到2006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在公众舆论尖锐批评退休挂职制是腐败的根源之后，于2002年废除了这个制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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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亚洲危机及当前危机的关键是，人们不能将其看作一种按国别进行的静态分析，而要看成对一些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与他们最大顾客和贸易伙伴美国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动态分析。亚洲危机是一次再亚洲的全球供应链上发生的结构性危机，该供应链不是以一种货币标准，而是以两种货币（即美元和日元）标准，逐渐进入到一个收入越来越不平衡的全球化世界中的，伴随着巨大的资本流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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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洲如果没有经过市场和危机的考验，在世界智力中就不能上升到它应有的地位。这个观点也可从世界货币史角度来阐述。货币学家十分清楚，坚持采用金本位制是多么错误，因为这种坚持造成了通货紧缩，最终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从历史上看，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单一主导的储备货币（美元）转向两种货币或多种货币储备模式的时代，如同19世纪从两种金属货币（黄金和白银）本位转向金本位一样。我们都知道这种巨变会伴生海啸一般严重的金融危机。货币安排的变动方向是与金融力量的变动一致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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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史家曾把亚洲经济增长过程用大雁理论来描述，按照这种理论，领头雁日本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然后把劳动密集工业剥离出来，给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尔后给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最后是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亚洲共同形成了全球供应链，商品和服务适合供应西方的市场，基本上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
但是日本模式有一个根本性缺陷。它基本上仍旧走双规增长的道路，受到保护的金融及服务业部门很弱，而制造业和出口部门很强。这好像身体强壮精干，但是心脏——金融系统——并不同样健康有力一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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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差交易对市场动荡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波动对亚洲市场影响很大。泰国最担心利差交易的风吹草动，因为泰国外债大约有55%是用日元结算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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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繁荣是与日本以及日元与美元汇率的变动有着密切联系的。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