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评论2017年第3期 总第26期》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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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将定性研究科学化的讨论非常之多，在美国这个社会科学的“大本营”尤为如此。很多定性研究的学者急于证明这种研究类型也是科学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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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世界的认识，从实证主义到解析传统，只有世界观的不同，没有对错之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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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和定性研究都可以是系统的和科学的。”这些学者从统计学的基本逻辑出发，对定性研究做出了一系列具体指导，其中的关键部分就是尽量根据自变量选择案例，而不是因变量。根据定量分析的逻辑，选择案例时还要尽量覆盖自变量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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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数量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定性研究必须深入案例，具体展示因果机制。因此数量的缺陷被因果关系的具体发掘所弥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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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的长处在于细节描述、概念辨析和具体因果机制的发掘，因此更适合非实证性研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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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从诠释的角度指出，解释（explain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不同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是直接观察和解释。这对于自然界也许比较适用。但是，当科学被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时，争论就会变大。因为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里，被观察到的同样的行为可能包含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也就是说，具体事件应该放在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中理解。因此才有学者认为，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对前者可以解释，而对后者关键在于理解。当然，社会世界是不是与物质世界本质一样属于主观判断。一样的判断使科学“跨界”进入社会世界，通过实证性研究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不一样的判断使人文传统得以坚持，并可通过解析性研究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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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证性研究到解析性研究，对规律的寻求越来越少，对意义的探索越来越多。学者对社会世界的主观认识使其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上述两点之上或两点之间的某个位置。从定性研究的特点看，即通过案例分析、历史比较、过程追踪、田野调查等方法和手段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节性的描述和研究，从而展示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实证性研究，也可以是解析性研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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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和解析之间还有很多定性研究。它们并非既寻找系统性的因果关系又对变量进行解析。这显然是很难的。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观察到、定义好和测量准。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将现象和信息归类和简化，从而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变量。而解析是要对定义成概念的现象追本溯源，特别是要在其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环境里去理解它们，因此偏重的是事物的复杂性、特殊性和个性，实证性研究则要追寻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和共性。可见，这两种研究倾向从根本上是矛盾的，也无法整合。当然，由此也可以看出：从实证一端到解析一端，细节越来越重要，规律越来越不重要。或者说，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越强，对单个变量和单个案例的理解就越浅，而对这些细节展示得越丰富，普适性的范围就会越窄。定性研究的学者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实证和解析之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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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只有类似的因果机制，没有结构化的自变量，当然也就不用像《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运用众多主次案例来覆盖变量的变化。和文凯显然更重视三个案例的细节。熟悉汉语、英语和日语使他更能深入地进行原始档案研究，从而对三条通往财政国家的道路进行具体描述。当然，对细节、多样性和过程的展示并没有使《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完全走上解析之路。比如作者对现代财政国家的定义与实证性研究没有太大区别，也没有试图走入对这个概念（以及其他概念）的重新解读和诠释之旅。虽然《通向现代财政国家之路》没有达到确定变量并科学地选择案例测试变量的实证要求，但它通过确定类似的结构化条件和类似的因果机制，还是为研究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结构化思考。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