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丛书：巴金创作综论新编

序言 （李存光）

一

在一九九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欣喜地读到又一部研究巴金的专著，这就是辜也平所著的《巴金创作综论》。北国已是冰封雪盖的严冬，在斗室中翻阅书稿的我，却因读到这部有特色、有新意的著作而觉得春风拂面。因而，我愿围绕也平的著作，写下些许看法和感想。

我要先从八十年代说起。那一时期，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巴金研究是卓有建树的领域之一。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概括说来，八十年代的巴金研究有三个突出的表现：完成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发掘和系统整理，形成了一支较稳定的锐意进取的研究队伍，涌现了一批坚实有力的学术著作。这三个方面，是巴金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确立并趋于成熟的基本标志。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略显沉寂，但巴金是其中既活跃又富于活力的领域之一。一些认真的学者，无论是年青人还是年迈者，也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立足不同的地域和岗位，身居相异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依旧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并不断奉献出自己收获的成果。在这样的努力下，九十年代的八年间，巴金研究又有了新的面貌。

首先，资料的搜集和发掘有所突破。其中，值得特别说起的有三项：一是一九九四年出齐的二十六卷本（巴金全集）和最近一次推出的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使研究者具备了系统可靠的基本材料，尤其是巴金集外佚文的汇集，现存日记、书信的披露，和近五十年来未曾再印行过的译文的重印，更具珍贵价值；二是日本学者山口守遍访欧美，发掘出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巴金与西欧无政府主义人士的往还书信，以及我国世界语学者许善述先生汇编的巴金与世界语关系的专书，填补了若干史实的空白；三是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侄子李致同志的回忆文章汇集出版，为人们了解巴金的为人为文增添了活史料。

其次，研究队伍在更迭中仍有实力。年长的研究者如陈丹晨、张慧珠、徐开垒等，继续献出厚重的新著；中年研究者如陈思和、宋曰家、汪应果、唐金海、孙郁、张民权等，不断有力作问世；新进的中青年研究者如肖明翰、李兴民、周立民、刘福泉等，显露出勃勃的生机。

再次，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期间，除出版了四部各具特色的传记和作为两次学术研讨会论文总汇的两本论文集，以及第一部外国学者用中文写作、在中国出版的个人论集外，其他著作，都是关于某一专题的研究，如全面论述巴金的美学思想、巴金与中外文化关系、巴金与福克纳家庭小说比较、巴金的人格与艺术精神、巴金的语言艺术，以及深入解析巴金主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随想录》的重要篇章等。这些著作展示出九十年代研究的思维空间有所拓展，研究意向趋于多元，研究方法和表述话语更为多样。

我之所以不嫌冗赘概述这些情况，是想说明本书著者辜也平立足的“土地”及其“周边环境”，因为也平就是一位活跃在八九十年代巴金研究领域并引人注目的学者，一位谙熟研究状况并力求有所前进和突破的辛勤耕耘者。

也平对巴金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初，他为一九八五年在成都举行的“四老”学术研讨会提供的关于《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异同的论文，就令同行刮目相看。此后，我不断读到他清新质朴而又不乏创见的研究论文。一九九五年秋，也平得到在北京大学师从严家炎教授研究的机会。在京一年，他住城之西北方，我居城之东北角，引领相望，见面不易。他告诉我，要撰写一部专著，作为自己十余年巴金研究的总结和交代。按照他当时的构想，这部专著分为三个编次：“上编”系创作主体研究，涉及巴金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人格精神、文艺观等；“中编”系文本研究，论述巴金各时期的重要作品；“下编”系接受研究，考察国内不同时期读者和海外读者接受巴金作品的状况，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巴金的研究状况等。也平的宏阔思路令我赞赏，我希望他排除干扰，尽早完稿。

现在，也平积十余年研究功底和近两年心力铸就的书稿，像一座建筑，实实在在地摆在我眼前了。不同的是，我面前的这座建筑与设计蓝图相比，在框架结构上有所调整，规模也大大压缩了。原设计中的“上编”，在这里只有一章，“下编”则分散到导论、余论及附录中，“中篇”现有十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主体。读了书稿，我并没有为也平的原构思未能全部实现而产生大的遗憾。由于也平写成的著作，把文本研究作为重点放到了中心的地位，这样，他通过研究、分析巴金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达到认识、理解和把握巴金总体的意图，得到了很好的实现；这部著作也因以文本精读为特色，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众多专著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一席。

也平强调文学家巴金是整个巴金研究的根本，认真研读作品是从根本上把握巴金的关键。我赞成他的意见。没有了作品，也就没有了文学家；没有了文学家巴金，也就没有了人们从多方面推崇或贬抑的“巴金”。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当然首先要认真地、反复地阅读、理解作品，这是一切研究的根基。但是，研究者在表达思想、撰写著作时，却不一定都要以作品论为题，也不一定只采用作品论的方式传达自己对作品的认识与体味。完全围绕作品进行论述，是作品研究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但并非唯一的方式。因此，将所有不以作品研究命题的著作，都看作“非文学倾向”，就未必公允、未必妥当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也平的看法小有分歧，不知也平以为如何？

也平的这部著作，做的是作品研究的工作，他取得了成功。在他这方面的研究中，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其一是在宏观指导下微观，微中见著。也平对于巴金的生活、创作和思想历程、人格精神、文学观及作品的风格特征等，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对巴金的总体有比较准确的宏观把握。他所作的大篇幅的文本研究，不是孤立的单篇解读，也不是印象式的泛泛议论。他细心地挖掘每部作品自身的丰厚内涵，同时，又将作品置于一定的社会和文学环境中进行梳理，置于巴金创作和思想的历程中加以品辨，因此，阐发意蕴，揭橥精义，分析特质，考究得失，均视野开阔，得心应手。举例来说，书中对《爱情的三部曲》无意识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抒写挽歌、自觉地为读者建构一种理想的英雄人格的分析，对巴金十七年散文创作从“我”的抒怀到“我们”的合唱的解说，便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精彩篇章。

其二是多种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巴金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极强的作家，是一位毕生和时代、和人民紧紧相连的作家，离开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不可能真正理解巴金。也平在研究巴金作品的时候，不仅自觉坚持和发扬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优势，还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广采多种文学批评的方法加以运用。比如，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灭亡》写作动机和巴金创作风格的成因与转换，用叙事学理论解析《家》、《春》、《秋》以及反映朝鲜战地生活小说的表现技巧，用系统论方法探究觉新的复杂心态，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寒夜》中的人物形象，通过“异文”考究比较《家》的版本流变，以及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的异同……这一切，有助于更贴切深入地感受、品辨、探寻作品的丰富内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平在给我的信中说：“我有点像巴老创作时那样，抓得到手、用得上的武器都派上用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达到变换研究视角、拓展研究话语空间的目的。”也平的良苦用心和认真探索，无疑是值得赞许的。

如果说我读了这部著作后犹感不足，那就是也平原构思中的接受研究部分，在书中虽有涉及，但未充分展开。我以为接受研究是巴金作品研究乃至整个巴金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金的作品影响过几代人，巴金一直视读者为自己的动力和生命。且不说对巴金作品的接受研究应有专著论述，即便以《家》、《随想录》这样影响广泛深远的单部作品为题，撰写专著专书，也当是应该的和可能的。不知也平是否可以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也平的著作开印在即，我因碌碌之事纠缠身心，缺乏从容思考和执笔的时间，只好拉拉杂杂写下以上的话，权且充作序言。

新的一年逼近了。我祝远在南国的也平：更上层楼！

一九九七年岁末

二

我高兴地得知，“巴金研究丛书”将重刊也平十四年前出版的《巴金创作综论》。一九九七年岁末，我为也平这本书写了上面的话。我表示，也平这本“积十余年研究功底和近两年心力铸就的书稿”，“因以文本精读为特色。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众多专著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 同时，我又为作者原构思中的“接受研究”部分在书中未能充分展开而感遗憾，提出“是否可以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的期待。现在，也平借原书重版的机会，增补了我期待的《巴金创作的读者接受》一章和结语《巴金创作的文学史意义》，还修订补充了附录，使这本著作内容更为充实饱满，结构趋于完整匀称，我的遗憾因此消失了。十四年来，以新的论题、新的视角研究巴金的著述迭出，今非昔比，但也平的成果仍能以其鲜明的特色在其中稳居一席，欣慰之中的我觉得已无更多的话需要赘述了。

二十六年前我与也平相识于成都。在学术界刚刚复苏的八十年代中期，像我这样已过不惑之年的人还被视为“年轻”，刚刚“而立”的也平，简直就是“如春前之草”的少年。二十六年来，我们几乎都是在历届巴金研讨会上见面，聚时少离时多，聚会短离别长，每次晤面，我眼中的也平总是那副青春少年的模样。我实在难以相信，彼少年如今竟也年过半百有余了。也平没有辜负逝去的年华，他在巴金研究方面的不懈追求，他在传记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教学等方面的成绩，就是明证。勤奋刻苦，平和忠厚是也平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前者是说他的治学，后者是说他的为人。巴金先生倡导并力行写作与生活一致，为文与为人一致，也平努力在这样做。这方面也平堪为我师。在辞旧迎新的春节前夕，我想到杜甫的两句诗，愿与也平共赏析：“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辛卯岁末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