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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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到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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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些列宁室有留声机，那是从以前官员的家里或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红军有他们自己的许多游戏而且不断地在创造新的游戏。有一种叫作“识字牌”，是帮助不识字的人学习他们的基本汉字的比赛。另一种游戏有点像扑克牌，但高分牌上分别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革命万岁”和“苏维埃万岁”!低分牌上写上的口号，根据政治和军事目的而不同。此外，还有许多集体游戏。共青团员负责列宁室的节目，每天也领着大家唱歌。其中许多歌曲是配着基督教赞美诗的调子唱的!
所有这些活动，使士兵们十分忙碌而又十分健康。我没有看见过随营商人或随营娼妓和红军部队在一起。吸鸦片烟是禁止的。不论在我与红军同行的路上，或者在我参观过的营房里，我都没有看见过鸦片烟或烟枪。除值班外，并不禁止吸香烟，但是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吸香烟的红军士兵似乎很少。我请他们吸烟时，他们多数谢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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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像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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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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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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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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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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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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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观澜(二十九岁的俄国留学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员)向我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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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这些人们中间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进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在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里有这样有趣的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这似乎排除了乱交——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须得男方同意才可离婚。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扶养子女，但债务却由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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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轻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像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看不到有什么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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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期间，他遭到追捕，不得不销声匿迹。由于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得不自找避难的地方。“我早想当共产党，”他怀念地告诉我，“但是没有人要求我参加。我年已五十，我想共产党大概认为我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员到他避难的地方来找他，请他入党。这个老家伙高兴至极，他告诉我，他当时想到他对建设新世界仍有一些用处不禁哭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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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了起来：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说这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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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得歪歪斜斜的字，好像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像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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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中间发生了严重问题。他们在张学良的军事委员会中已取得了直接的有力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现在很重要。他们受现在在西北广泛开展的强大群众运动的情绪的影响，起先反对在南京方面开始执行八点纲领以前释放蒋介石。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坚持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蒋介石举行“公审”，要他的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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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当众蒙耻的可能性，蒋介石也想到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西北蓬勃发展的这个运动可能干出些什么事来，因为一九二七年一次类似的起义几乎推翻了他。蒋介石的整个生涯就是同他称为“暴民”的那种骚乱因素进行斗争，不让他们打乱他的如意算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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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代表团起了极大作用。在他们自己与蒋介石会谈后，他们已从他那里得到足够的保证可以相信，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在什么协议上签了字，让人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到“人民审判”之辱，这些事情会无可挽救地损害他，破坏他的领袖地位。更糟的是，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就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阵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渺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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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和在西安的其他共产党人现在花了好几个小时，常常一谈就是通宵，一再解释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对于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来说，他们的立场是极其费解的，因为这些少壮派原来以为共产党是第一个要蒋介石的命的。他们有的人真的因为这种“叛卖”而气得哭起来——因为他们仰望共产党给他们政治领导，共产党对他们的影响不下于张学良本人。但是，虽然他们多数人——杨虎城与他们一起——仍不相信释放蒋介石是得策的，要他的命的情绪已经稍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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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张学良到南京后就对总司令这么说。
蒋介石则慨然答道：“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免，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中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他发表一篇长篇声明，自认无力防止叛乱，没有尽到行政院长责任。他立即下令把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这样就履行了他停止内战的诺言——并提出辞职。他要按照惯例连辞三次。实际上，他和南京方面都并没有把他的辞职真的当一回事，因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召开了中执会常会紧急会议，“请求”国民党这一最高机构做四件大事：把惩处张学良问题交给军事委员会（他本人是委员长）；把处理西北问题委托给军事委员会；停止对叛军的军事作战行动；撤销（何应钦的）“讨伐”司令部。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
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军事法庭（蒋介石本人没有出席）判处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第二天就获赦免。在这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妻舅、最近去西安的使者宋子文的上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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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蒋介石的部下忙着搜集情况以供他估计西安事变所造成的拥护他和反对他的力量的新对比，重新估计他的拥护者的实力，把忠于他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机分子区别开来。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