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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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不喜欢独裁式统治，但是对许多国家说来，在目前阶段尚无其他切合实际的抉择。倘若明天早上民主降临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它们没有准备，不知如何处置。坚持把对我们行之有效的结构强加于欠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是没有好处的。明知实质上未必可能，偏要坚持民主政体的种种形式，是自欺欺人的伪善。我们要学会少管闲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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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给人印象更深的与其说是他讲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讲话的方式。不管所谈的问题多么复杂，他总是能用非常漂亮、规范的英语把事情讲清楚。他和戴高乐一样，讲话时从不结结巴巴，从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每句话都有头有尾，从不颠三倒四，好像事先把答话都写好背熟了似的。不久以后我亲眼看到他在私下谈话时也是这样。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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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对戴高乐的教训是：在政治活动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很少是直线。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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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登陆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麦克阿瑟的军队的目的是要统一朝鲜一事进行投票。这是响应杜鲁门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政策的一个行动。但在十一月底，当麦克阿瑟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竟排山倒海而来，迫使这位将军忍辱撤退。但这是典型的、熟练的和有秩序的撤退。对中国军队的这一行动，中央情报局和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都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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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丘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获得自由。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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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写道：“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的。”温斯顿·邱吉尔漫长的一生和在他的事业中，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邱吉尔不象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他是对的。
在他为之而努力争取的大多数事情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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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胡佛）也告诉我，中国人民是极富感情的人民，但他们不论对外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也可能是“血腥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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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绝对掌权的年代里锤炼出来的。斯大林有两种部下，一种是爬得快的，一种是被整死的。他杀死自己的人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应对此负责。安东·安东诺夫·奥夫钦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真相》一书中，估计被杀的人数是一百万，其中包括斯大林自己的妻子和列宁的遗孀。在那些岁月里，只有那种具有冷酷无情的才能和有搞阴谋诡计天性的人才能活下来，并且爬到了最高层。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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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要谎言能解决问题，他在一生中就从来不说真话。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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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教训简直是残酷的。直觉告诫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层或向其靠近，他就会听凭那些位居最高层的人摆布。智慧忠告他，只有在他没有权力粉碎对手或者他需要对手在消灭别人时助他一臂之力时，才与对手妥协。经验教育他懂得列宁的一句格言的意义：“重要的事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把他消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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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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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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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赢得了和平，杰出的战时领袖受到排斥的现象并不鲜见。戴高乐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时造就的伟人的素质并非在和平时期一定为人们所需要。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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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的唯我独尊并不一定比阿登纳差。其实最使一位领导人感到欣慰的莫过于看到自己制定的政策在本人下台以后能继续长期的奉行下去。做到这一点的诀窍在于不要迷信自己是扮演领袖这个角色的唯一演员。阿登纳就是吃了这个亏。吉田茂却干得很漂亮，没吃这个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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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说：“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讲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有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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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要成功的人来说，比错误还要坏的东西只有一样，这就是迟钝呆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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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谈到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曾取得过成就，也曾遭受过失败；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既有美德，也有缺陷。至于历史学家在一个世纪之后将如何评价这些领袖人物各自留下的成就，我们只能进行猜测。对领袖人物的评价一部分取决于谁将贏得世界范围内的斗争，取决于由谁来撰写历史。但这些领袖人物并没有在斗争面前退缩不前。他们走上了舞台。而且，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所说的：
“批评家的话不算数，对那些有オ干的人的失误，对实干家的事迹品头论足的人也无关紧要。功劳归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脸上沾满尘土、汗水和血迹，他奋勇进击；他也犯错误，并有种种缺点，因为任何努力都包含着错误和缺点。他竭尽全力地办好事，他具有高昂的热情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他能为高尚的事业而献身，他在最顺利的时候知道自己最终会取得有卓越成就的胜利，而在最不利的时候，如果他遭到失败，那他起码已经过一番勇敢的拼搏，因而他就永远不会与那些麻木不仁、胆小如鼠、既不懂胜利也不懂失败的人为伍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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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的丘吉尔的意见和者甚寡，他被视为怪物，为人所不齿；戴高乐也是单枪匹马、徒劳无益地寻求支持；阿登纳在本国则是一名流亡者。他们每个人当时就具有后来出色地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才华，但是他们的才华却得不到承认，也无人需要。对他们来说，时尚未到来。
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是少有的，不仅因为他们个人能力超群，还因为造就他们的环境也是罕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局势不仅要求非凡的领导才能，而且为演出伟大的戏剧提供了舞台。
时势造人，如果没有二战这些领袖们可能会碌碌一生。换个角度想，可能在当前的和平发展年代，有很多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被埋没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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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的沃伦·G·本尼斯所说，“管理人员的目标是把事情办妥，领袖人物的目标则是去做该做的事。”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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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凌晨三时就寝时，觉得有一种深切的宽慰感，我终于取得了在整个舞台上担任导演的权力。我觉得似乎是在与命运一道前进，而过去的全部生活只不过是为这一时刻、这一考验的到来作准备而已。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