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群山环绕，盆地内外的交往相对困难，故大诗人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古人出入四川盆地，主要是沿着切开或几乎切开盆地边缘山地的两大河谷，即东端的长江三峡河谷和东北端的嘉陵江河谷。自中国的中心都城于西周时期从河洛地区转移到关中地区以后，切开巴山，并几乎切开秦岭的嘉陵道（又名“石牛道”“金牛道”“川陕蜀道”），就成为四川与中土往来的主要陆上通道。位于嘉陵道上的广元（这里特指原四川绵阳地区的广元县域，今广元利州区、昭化区和朝天区），北过栈道可通西安，南循蜀道可至成都，东南循嘉陵江可至重庆并联通长江水路，西北还可逆白龙江岸等谷道直至陇东，故古人描述广元的形势为“南走剑门，后通巴蜀，西邻嘉陵，为蜀北门。据秦巴之冲，据川陆之会。咽喉要路，四战之地”（宋祝穆《方舆胜览》卷66）；或“前接关表，后据剑门”，为“蜀中古今所必争之地”（明曹学俭《蜀中名胜记》）。
由于广元是四川盆地的主要缺口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这里就成为了北方族群迁徙四川的走廊，广元境内发现的中子铺细石器遗址、邓家坪和张家坡新石器遗址，都具有浓厚的西北地区北方史前文化的因素，就是这种史前族群迁徙的物质例证。自从商周之际川陕陆上通道开通，战国时期已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古蜀国的蜀王将其弟封于葭萌（今广元昭化区昭化镇）为苴侯，苴侯与蜀国的敌对国家巴国勾结，蜀国因此讨伐苴侯和巴国，秦国将四川纳入其版图就是以援助苴、巴为名，先沿石牛道灭蜀，再回头灭苴和巴的（《华阳国志·蜀志》）。广元昭化土基坝遗址、宝轮院的船棺墓地，以及这一带出土的大量铜兵器等战国晚期至汉初的文物，就是这一时期的遗留。秦汉三国时期，大量移民从中土移入四川，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西汉文翁治蜀以后，四川首府成都出现了全国首座地方官学，东方儒家思想也在四川广为流布。位于川陕蜀道要冲的葭萌（蜀汉改为“汉寿”，西晋改称“晋寿”），已经成为了四川北部重镇，成为当时中原移民的迁居地（《史记·货殖列传》），经济和文化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广元昭化古城旁的土基坝遗址、费祎墓、鲍三娘墓，以及皇泽寺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陶器、铜器、画像砖等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前后广元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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