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政治

走向女权主义

沈睿 著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把行李背上，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是高中最后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半年后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下乡插队。我向几个同学提议暑期去山区做社会调查，调查山区农民生活。我的提议居然被几个同学响应了。也许我们都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好像是下乡旅行。我们都为集体活动兴奋不已。所以放暑假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

如今回忆起来，事情好像那么简单。事实也的确那么简单。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看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没有老师参与的社会调查就由几个学生自己决定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时顺义县委书记。几个电话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万里，热不堪言。我们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车，走着到山区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种自找苦吃的大行军。 七月骄阳。我是坚持走着去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意志的锻炼。那天，我正好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 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霎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 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象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 “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五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学校环境中被认为是道德问题，他被留校、留团察看，后来回湖北的一个师专工作。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作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诗人童蔚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就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知道你就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到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艾华大笑， 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了后那晚， 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我可怎么从来没想过呢？我那时已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科。对女权主义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体说成是黑色的大陆等等，也让我觉得神秘而不可解说。因为我已经从好几个中国女诗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陆之类的比喻女性身体的东西。而我觉得如果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陆，这种自我强调的与男性不同反而进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对神秘化女性，不太以为然。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念理论的脑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大概感情丰富，理性不足。那时，丈夫多次对我说，“你是哲学的天敌，永远也不会理解理论。”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论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论。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已经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么？艾华对我说的， 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他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 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1993年春艾华又来了，说她的书已经基本写好了，再来核实资料。我还是不太清楚艾华到底写了什么书。1997年艾华的书《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出来后，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一个下午就把她的书读完了，我才知道她来中国到底是做什么来的！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二十一世纪》杂志于2005年2月号专门刊登了书评介绍这本书。而我那个下午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书放下，一个人抿嘴微笑，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么长的一条路才到达艾华的书。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岁的儿子留在国内，一个人向美国飞去，去留学。第一个学期我选的课全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阅读。”妇女研究系的主任问，“你为什么要学女权主义？”“我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人，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从贝蒂·弗里丹的《无法命名的问题》一文读起，我进入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进入的领域：理论。我后来在1997年给朋友林木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写到自己来美之后对理论的发现:

我的书架上－－来美三年我有了三个书架－－排满了

不整整齐齐的书：女权主义理论，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理论－－

我泡在理论中。生平头一次觉得理论比很多小说好看，

有时也比诗歌耐读。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开玩笑，丈夫说我是

“哲学的天敌。”因为，女人没有理论的脑子。沈睿的头脑不是

理论的头脑。我有点恼怒，又觉得他也许说的对。

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我可以读懂理论书，从小到大，到我三十六岁。

……

我开始读女权主义。我知道女权主义在谈什么。

她们在谈论我的生活，我经历的一切，我感知的一切，

我的身体，我的疼痛，我的历史，我的命运。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经历了这一切。

我是和所有的女人一起，

我是和我的母亲，婆母，姐妹，古往今来，

我们是不如男人的人。

如果男人是人，我们女人只是半个人，或与“小人”等同，

如我们的思想奠基人孔子所说。

女人的脑袋比男人小，个子比男人矮，力气不如男人大，

为此，女人要服从比自己大的，高的，力气壮的。

要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既使他们全是笨蛋。

女人有月经，女人脏，女人是祸水，是狐仙。

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注意这里的语义错误：

常识；人类的一半是女人。

概念就这样被偷换了。男人自以为是整个人类。

（我记得同名小说被热烈地欢呼过。作者得意洋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女人是男人欲望的对象，有什么不好？

女权主义要女人不当男人欲望的对象，可怖！”

这让人哭笑不得的论断。）

语言就这样安置了我们的位置：不得越位。

我们接受了。我的母亲乐于这个位置，她为我父亲作了一辈子的饭。

我的婆母乐于这个位置，她为公公洗了一辈子的衣服。

她们教育我也如此。我和她们一样，生孩子，洗衣做饭，尽力作好女人。

作好女人很难。真的。因为要牺牲，忘我，付出，爱他人而不爱自己。

男人为我们花钱，为我们买漂亮的衣服，买化妆品，

让他们喜爱，让他们白天和夜晚都情欲奔发。

女人的情欲很可耻。我母亲从未与我谈过性。

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吓得不敢起床，

我以为只要躺在床上，血就不会流出。

女人的性高潮，这让男人害怕和渴求的神秘收缩，

使身大力壮的男人发疯，使瘦弱的男人发狠。

女人的情欲只有男人才能满足，

女人在自己的情欲之外。

我们用谎言喂养自己：

女人不能太聪明， 也不能太能干，

一个家庭的稳定靠一个不怎么聪明和能干的女人。

伟大的男人需要弱智的女人衬托和崇拜，

当一个伟大的男人遇到一个能干和聪敏的女人，

他就渺小起来。这个逻辑我不大明白。

我爱男人。我相信他们是报纸头版上的照片，

他们主宰我们国家的命运。

他们在召集重要的会议，讨论权力的再分配。

他们决定诗歌的前途。他们决定诗歌该怎样写。

我爱我的男人，爱他的身体，爱和他做爱，

爱在他的臂弯里睡去，枕着他的汗水和鼾声。

我为远行的丈夫整理行装，等着远行的他归来。

我是一个好女人。

……

我就这样开始学习女权主义。

我发现我和男人一样能读理论书。我信仰男女平等。

这就是女权主义的定义。我成了女权主义者。

如果你相信这个原则，你也是女权主义者。就这么简单。

女权主义不是魔怪。如果你相信女人也是人，

你就是女权主义者。女权，女人作人的权利。

如果你嘲笑它，蔑视它，你就是在帮助剥夺你的姐妹母亲作人的权利。

女权，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一种。而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中，

为男女平等的未来开路，如果作为人，我们向往更好的未来，

女权的实现还只是蓝图。

你说我不该“为女权而女权”。

为什么？为女权而女权有什么坏处？

难道应该为男权而女权？

千年的历史已为男权安排了女权的位置，

在两千年的最后几年，聪敏的女人还要假装低着头，以衬托男人的高大？

“造反有理！”我曾是个红小兵，我相信对既存的规则的挑战，

这才是艺术的哲学。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既存的诗歌挑战。

“妈妈，伟大的画家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画。”

我的儿子决心当一个画家。

我决心当一个有女权的女人。我不是第一个。

我甚至对爱过的人怀有深深的亲密亲情。但是，

我就要四十岁了。我不再接受“像男人的男人。”

我爱的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跟我站得同样的高，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得，我爱自由，爱思想，爱戴闪光的耳环和叮当的手镯，

不为他人，仅仅为我自己的快乐。

把这首近十年前写的诗摘抄在这里，因为这首诗歌描绘了我走向女权主义的过程。也表达了我对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权，是女性的基本人权。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性的工作权利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但是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己的种种受压迫”。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社会理论只有对经验，特别是个体经验说话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吗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个体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和结构，意识形态的各种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乐岗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二十多位本科生，六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四十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 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算了。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 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 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乐岗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的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从来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三十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界。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有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2006年2月， 美国葛底茨堡学院

作者：沈睿

一、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创立

1970年，美国女权主义者中的学者、行动家们，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决定建立妇女研究，在大学开创妇女学课程，美国大学第一个妇女研究所由此在加利福尼亚圣蒂亚哥州立大学成立。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建立这个学科的先驱者们决没有想到这个学科领域会发展得如此成功和壮大，在美国的学院中的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美国大学中有七百多个妇女研究系或所，妇女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中学生人数最多的交叉学科。据美国教育部统计，百分之十二的全美大学生从妇女研究学科取得学分。虽然目前授妇女研究博士学位的学校还不太多，但是，妇女研究学科中的研究生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1978年，“妇女研究”第一次作为索引条目出现在《国际博士论文提要》中，到1985年，这个条目下的博士论文提要达1.3万多部。“远非时髦，如许多非议的人预言的，妇女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部分。”布郎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瑞·周·布赫在其为《女权主义的政治：三十位开创母亲的证词》写的序中说。

妇女研究学的创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是，三十多年后来看这个学科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在妇女研究领域的人都惊异地感到，妇女研究从一出现就好像铺天盖地，一夜之内就开起花来。比如，1976年，妇女研究学科在美国出现七年之后，国家妇女教育咨询委员会对妇女研究学科进行统计。统计的结果是，那时全国就已经有270个妇女研究系所，共开了一万五千多门课，参与的学校有1500多所。全国有850多位教师专门从事制定妇女学科课程，教授课程，这些课程有的逐渐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课程。主要的核心的课程有“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性别角色的社会学”、“美国妇女历史”等等。1981年，妇女研究系所在全国已经达350个，增长的速度是任何学科都不能比拟的。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这些女权主义学者也积极联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组织学会，推动妇女研究的发展。美国文学和语言教学最大的协会，现代语言协会，在这个方面成为领导力量。1968年，协会内成立了“妇女地位和教育委员会”。随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也相继成立了相似的协会。妇女学科的发展，是和学者、行动者们的其他工作分不开的。为了推动妇女研究学术的发展，1972年，芙劳润·斯郝、保罗·劳特等创办了“女权主义出版社”，并发行了学术交流的信息刊物——《妇女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这个刊物最终成为妇女研究中最主要的刊物。同年，另外两个杂志《女权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和《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也相继创刊，1975年，《标志》（Signs）杂志创刊。所有这些跨学科的刊物都对这三十多年的几代女权主义学者和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国家妇女研究协会成立，几年之内，协会的年会就吸引了一两千参与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的基础。

妇女研究的最初十年是最困难和艰苦的阶段，不仅仅是在各个大学建立崭新的系所需要很多的力量，而且，要想办一个系所，需要机构落实、课程设置、与非议的势力斗争、协商、妥协等等。女权主义学者、行动家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妇女研究也在重重困难中成长。历史上看，美国的大学从1860年代开始接收女生。从那时起到20年代，女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一直平衡地增长。但是，到了30年代，女生数目开始降低，到了20世纪50年代，女学生数量降到一个新的低水平。50年代，正是贝蒂·弗瑞丹写《女性的奥秘》的时代，正是美国的妇女回家去作家庭主妇的时代。比如，在30年代的美国，每七个博士中就有一个是女性，但是到了50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每十个博士中只有一个是女性。从总体上看，美国妇女的高等教育，70年代时还不如30年代。一直到1976年，美国的女大学生人数才达到大学生总数的45％。因此，女权主义学者们在建立妇女研究系所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发展史。她们不仅标志着女性回到学校，也标志着女性参与大学教育的开始。1970年，美国共有3976名女性获得博士学位，十年之内，这个数目增长了三倍。1977年，美国博士学位的30％是授予女性的。正是这些新的博士们开始了大学的妇女教育、妇女文学、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新的教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带有强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印记。位于纽约市内的亨特学院的“妇女研究集体”发表了一个纲领性的宣言，生动地表达了妇女研究的政治敏感性。这个宣言说：“妇女研究不仅仅是对妇女的研究，它是把妇女的经验放在研究过程的中心的研究，它以问题、分析和直接与妇女的经验有关的理论来检验世界，检验居住在世界的人。”

也就是说，妇女研究是以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的的研究，以女权主义理论为武器的重新检验世界的女性的集体努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教课、组织项目、发展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很多人回忆这个过程，都不约而同地肯定说，是妇女研究系所的发展把她们从所谓纯粹的学者变成了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很多人开始都是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在建立妇女研究学科的学者中，一部分人是重新回到学校的妇女，她们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回到学校，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大学任教，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她们的经验密切相连，她们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女权主义学者。另一部分人则是年轻的妇女，在大学开始任教后，由于担当课程，开始走向女权主义。有意思的是，当时，教授和学生一起学习，参加“提高觉悟”小组等等，并不是不常见的。这些新的教授在大学里声音微弱，不仅因为她们刚刚走上讲台，是新人，还因为她们都没有终生教职，还面临着学术和事业的压力。在大学内，反对的声音也比支持的声音要大得多，毕竟，妇女研究，对那些已经在大学工作了一辈子的西方文明的传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概念。这些早期的在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就是在自己要学习、要教书、要在学院内立足等等压力下开创妇女研究的事业的。

在建立妇女学的努力中，学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喜欢选妇女研究的课，课往往从小班迅速发展成大班，上百人的班等等，对妇女研究在学院内立足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生的热情证明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结果是那些反对的人面对学生的热情也无话可说，妇女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正是教师、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妇女研究最初的课程设置带有革新性，带有师生共同做决定的色彩，很多课的教学法与教学的内容都与一般的课程都不一样。比如，“参与民主”是妇女研究课教学的一大哲学基础，至今也是妇女研究教学法之一。所谓参与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动员每一个人都参与课程的建设，把每个人从孤独与隔绝中拉出来，形成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共同的信仰是，从个人的生活到政治运动，从历史到文化的每个方面，一切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个人尊严和民主参与之上。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课上不是教授决定学什么，而是大家共同讨论学什么和怎么学。这种教学哲学对妇女研究的课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影响了妇女研究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教学法本身也是妇女研究课的一个内容。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怎样教和怎样学，探索教与学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探讨基础上，女权主义教学法成为妇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成为今日妇女研究系所的重要部分。（我自己在教“妇女研究入门”课时，每个星期都必须参与教学法讨论课。这种课对如何教课，非常有帮助。）

另外一个参与妇女研究建设的学者、学生的共同信仰是通过批判性的教与学，可以带来社会变革，改革社会和改变文化。由于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而女权主义运动又与当时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要求知识民主化的知识分子的新左派运动密切相连，妇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学生都对通常课堂中产生的知识不平等格外敏感，比如，阅读材料上一般的社会人文学科以往都主要是男性作者，在妇女研究课上，就强调加大女性作者的比例，或者，就以女性作者为主等等，还比如，有时在课堂上女性通常不爱发言，有些男性却滔滔不绝，该如何处理这些情况等等，妇女研究学科的创立者们都对此进行很多考虑。最初的妇女研究系所的教师们还在全国内出版了《激进教师》（Radical Teachers）信息刊物，交流教学法，提倡新的教学法。在保罗·福莱耶的书，《被压迫者教学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在1968年被翻译成英文后，妇女研究成为试验新的教学法的一个基地，对三十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教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到了先锋作用。

也许在教学法中，我个人体会最深的是教与学权力关系概念的置换。在一般的课程中，教师是权威，学生跟随老师学习权威认为值得学的东西。在妇女研究的课上，学生领导的讨论课、个人经验、小组讨论、学生报告等等都是最通常的教学方式。教师并不是权威，而是组织者。一个当年教第一门妇女研究课的教授回忆当时的感觉，“我们是先锋，创造一种不同的课堂，非等级的，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但也是个人的，以妇女为中心的”课堂。“这是我们谁都没见过的课堂。”在这个课堂里，师生是平等的，打破了以往的权力关系。妇女研究课是争取男女平等的课程，因此，平等这个原则在每时每刻都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种族、性别、国别、年龄等等的平等，在妇女研究课的教学中甚至体现出绝对的倾向。另外，在妇女研究课上，师生都有强烈的愿望来重新理解认识自己、社会和文化，而且都抱着改变既存社会的理想。“改变自己，改变社会，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种对个人和社会改革的承诺是女权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也体现在课堂的教学中。比如，课堂上，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其他人进行帮助，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父权社会对人的教育经年历久，好像成为自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去自然”的方式。学术与个人的政治相连，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在妇女研究课上，学生也要参与很多社会工作，帮助和改变妇女的地位，比如，学生参与被虐待妇女救护中心，救护热线等等，如州立纽约大学芭福楼分校的妇女研究创立者们说的：“教育将不仅是学院性的经验，教育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改变妇女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教育必须是建立一个新的、更完美的社会的奋斗。”

妇女研究学科就是在这些思想和教学事件中诞生成长的，形成在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的学院领域。先驱者们的理想，制定的教育哲学基础，都对三十年来的妇女研究系所的建设有决定意义，也对美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影响。目前美国社会中提倡的多元文化、多样性，都是从妇女研究学开始的。妇女研究学对美国的社会文化改变有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不了解女权主义的人，很难理解美国如何走到今天的。

二、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发展

1837年，美国精神之父之一，那时三十多岁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这样定义美国的学者：学者要“把事实从表面现象中揭示出来，鼓舞、提出、引导（男）人们。”八年之后，他的好朋友，玛格丽特·富勒，那时也是三十多岁，这样勾勒出妇女的需要，无论妇女是学者还是非学者：“妇女需要的不是以妇女的名义去行动或统治，而是如自然一样成长，如知识分子一样明察，如灵魂一样活得自由而自在，以展示她先天具有的力量。”也许没有比这两位美国精神的先哲的预言对今日的妇女研究更为准确的描述了。爱默生和富勒的理想是一百多年后美国高等学院里的妇女研究专业的目标。从妇女研究在1969年第一次出现在高等教育的课程表上，这个目标始终如一。大学的妇女研究成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爱默生所说，妇女研究的教育强调学者的道德作用；如富勒所说，妇女研究给妇女提供一个机会，实现和展示她们的能力和力量。

妇女研究相信思想和行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妇女研究可以说是最为“美国”式的，体现了美国文化的精髓。美国的教育，与中国的教育，有根本的哲学思想的不同。中国文化相信，“学而优则仕”，教育的根本目的根本是为了当官，发财，或光宗耀祖，或耀武扬威。美国的教育，从哲学思想上看，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勒康麦格所说，教育起着宗教的作用，那就是塑造一个人的品德，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信仰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的教育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充满创新的精神。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具有无法比拟的创新精神。美国独立之后，美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力量就是发展教育，建立了一个世界上举世无双的公立教育系统。非宗教的、强迫的、税收制度支持的教育系统，在十九世纪蘑菇般地出现在美国辽阔的大地，为美国20世纪的兴起培养了一代有一代的理想主义者。被称之为美国教育原则的创始人的霍拉斯·曼，也是爱默生和富勒的同时代人，信心十足地相信，“教育是道德的创新者”，也是“人类条件的平等者，社会机器平衡轮，和不可梦想的财富的创造者”。

美国的教育，从1636年创建哈佛学院到19世纪20年代的近两百年里，对学校的教育的目的和内容，似乎没有什么疑义。那个时候，学校的目的是训练神职人员，转述欧洲文化，培养精英和领袖阶层。在一个清教思想占主导的社会，在一个神职人员是精英的社会里，教育的目标和职业目标是一致的。受教育就是为了作神职人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复杂性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820年代之前，传教授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和哲学，诸如希腊语、拉丁文、《圣经》等，以及为数甚少也极为浅显的科学。1820年代，商业化、工业化和交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对这种教育内容进行了挑战。古典文学和哲学，对美国的“建国父亲”那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继续这种教育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到1870年左右，美国上下，从学生到公众人物，都纷纷要求改革教育内容，要求教育包括现代语言与科学。当时的新罕布尔州长维廉普拉莫论争说，美国的教育要“追求人为的、试验性的课程，以适应（男）人对这个世界的商业和责任”。正是这种教育与现实的关系，美国的教育的内容一直处于一种不断更新过程。比如，我任教的大学，今年实行了新的课程改革。学校在进行新课程改革培训中，我才得知，我的学院的课程改革基本上是四十年一次。对一个有近二百年历史的学校来说，一次课程改革不亚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更新。

把妇女研究放到美国教育内容发展和改革史中，可以看出妇女研究与美国整体教育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变化的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时代里，妇女研究应运而生，适应了美国社会转变的需要，与美国妇女的教育发展密切相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69－1970学院年间，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妇女研究开始出现，一个有系统的新型学科和学院知识孕育并出生。这年，全美国的大学一共开了17门妇女研究课程。康奈尔大学的某个年青女学者收集并发表了一本薄薄的书《女性研究（第一号）：课程计划和阅读单收录》，为开妇女研究课提供参考。到1970年底，100多门课已被创造出来。到1971年底，600多门课被创造出来，到1973年，80多个妇女研究系所已经建立，开了2000多门的课。到1980年，350多个妇女研究所已经建立，2万多门课已经遍布美国高等院校。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到的，到2000年，美国高等院校已经有700多所妇女研究系所，128所可以颁发硕士或相当硕士的研究证书学位，还有十来所大学授与妇女研究博士学位。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妇女研究从无到有，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对美国的社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我在多种场合说过，一个对妇女学、对女权主义力量毫无了解的人，今天在美国大学恐怕很难立足。我知道有一些中国学者访问美国，或对女权主义充耳不闻，或根本鄙视女权主义理论，好像只有不带女字在主义才能算思想。我只能感叹，唉，一个人只能理解头脑允许他理解的东西，既使是再聪明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头脑。

妇女研究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是深入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它改变的不仅是教学课程，而且改变了学生入学人数。从2000年起，美国的大学，女学生总人数已经超过男生。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女生人数都超过男生。近几年教育界很有一些人在惊呼，这样下去，高等教育将是女学生的天下，男生数量在缩小，男学生质量下降，也许有一天，男生大概都不能与女生在大学竞争。如何帮助男生成为近几年出版物中的热门之一。去年我为写女权主义理论介绍，一下子就买了8本关于男生以及男孩子在社会上处境落后的书。我自己在学校教书，我的孩子是个男孩子，我也很想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除了直接影响到女性的教育机会外，妇女研究影响了人文学、社会科学和科学史的几乎所有课程。文学、历史、社会学是女权主义的最初阵地，很快，心理学、人类学、教育、政治学、哲学和法律就纷纷倒戈，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实践的一部分，女权主义改变了这些学科的面目和他们所提供的课程。在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中，很多技术和实践课程也开始增加女性的分量。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课程的改变，反映了妇女研究的最根本的目标：发展妇女的潜能，展示她们先天具有的力量。

妇女研究的发展与应用女权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是同步进行的。研究、写作和出版与妇女研究学的建立同步，给在大学里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提供交流和提高的机会。多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和十几种学术刊物相继建立和出版，到1979年，女权主义研究目录年度索引不得不出两大卷来包括主要的出版物。妇女不仅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题目，妇女这个题目还改变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妇女的历史，妇女的角色和贡献成为任何学科探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妇女研究也与妇女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960年代，妇女的角色和雄心从传统上有很大的转移。美国的1950年代，是双职工家庭崛起的年代。二次大战之前，美国的妇女中参与工作的主要是未婚的女性，如果是已婚的，通常是贫困的黑人妇女。到了1960年代，无论阶级和种族，妇女已经参与各个行业的工作。1975年，50％的妇女都参与拿工资的工作，其中70％的人是全职工作。与妇女参加工作相辅相成的是出生率的降低，家庭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妇女对平等和自治的要求。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妇女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又把妇女提到政治的、立法的、公共讨论的领地之中。美国的堕胎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最高法院通过的。从内部中看，妇女运动是一个教育运动。妇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教育自己也教育社会来理解社会现实和历史，来理解妇女在历史和现实的地位、作用。

女权主义理论塑造并推动了大学的妇女研究学的发展。那些不在学院教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的思想和理论，给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想法、信息，并在学院的研究中被证实或受到挑战。大部分的理论家都在学院工作，直接地影响了妇女研究的发展。弗吉尼娅·吴尔芙是妇女研究学的中心之一，其他的，如贝蒂·弗瑞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蕾的《性别的政治》，苏珊·格理芬的《色欲出版物与沉默——文化对自然的强暴》，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女人，强奸》等著作都是当时最强力的思想武器，是妇女研究的必读书目。对很多人来说，妇女研究是女权主义的“学院臂膀”。如此说来，妇女研究就有三个任务在肩：研究、教授关于妇女的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结束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性别歧视；把女权主义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大学里学者教授和社会上的妇女工作者相得益彰，互相营养，互相支持。社会上的女权主义者为学院派提供研究的题目，学院派给女权主义行动者们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促进美国的立法、政治的改变和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对学术，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术和知识，提出了一个道德挑战。女权主义要求学术和知识为妇女服务。在1975年被广泛阅读的一篇心理学家马利帕里的文章中，帕里总结了有关妇女的三种心理学知识：关于妇女的心理的——这种知识充满了对妇女的误解；反对妇女心理的——这种学术以貌似客观科学的名义贬低妇女；为妇女的心理的知识——这种学术要求新的对妇女心理的阐释，从而暴露过去的知识的片面性。其他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议题。

这个挑战使一些对女权主义并不了解的人对妇女研究产生了敌意和误解。有人的人认为妇女研究只是极端女权主义者对常识、理智思考或人类文化风俗习惯的攻击，所以妇女研究没什么真正的知识，只是对男性的批判。还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者都是一些厌恶男人的同性恋分子，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丑女人等等，所以妇女研究是发泄对男人的仇恨等等。有些人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男人也是女人创造的，为什么非要把过去中没有女性这部分补上来？没有必要，对历史的性别思考毫无必要。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人也在学院工作，他们并不意识到历史是一种从某个角度的叙述，他们坚信“常识”的永久性，就如同伽利略之前相信地球中心的常识一样。

妇女研究坚持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对各个学科都产生了影响，提出了很多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探索了很多从未探索的领域，扩大了知识的范畴。最初，在各个学科中，女权主义学者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妇女在哪里？”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的新爆炸，人类历史一半的主体的历史终于被提到知识的日程上来，有关这一半的知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发现那些值得被发现的女性成了最初的妇女研究学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遗忘的名字重新放出光彩，这种“弥补历史”的努力同时也有自我发扬的目的：寻找妇女的榜样，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创造积极的自我形象。与此同时，很多女权主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促进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68年，政治学妇女讨论协会成立，1969年，妇女在历史学职业协调委员会成立，1970年，从事哲学的妇女协会成立，1971年，从事物理学的妇女学会成立。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对推动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妇女研究出现发展在60年代末，说明了那个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在发生深刻的、影响深远的革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学生的变化说明，美国的大学在从象牙之塔的少数人精英机构向大众教育转变。这是史无前例的。1955——1965年间，美国共有3百万人入大学，这个数目比上三十年总体人数还多。也正是这种变化，妇女研究的出现并没有造受到什么大的机构阻力。学术自由保证了学者所教授的内容的个人负责制，大学教育的多种目标也帮助了妇女研究学科的发展。美国的大学教育，从1890年以来，就致力于以下三个目标：职业性的教育、自由人文教育、以及发展专长。这三个传统的目标在1960年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在这三个互相激励和竞争的目标中形成新的结构。1960年代，美国的大学也成为社会改革的前锋，专注于社会公正和发展，妇女研究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尽管传统的学术还存在，196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对新的思想，对理论革命张开双臂。极具影响的著作，托马斯·库恩教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论证，既使是自称客观的科学也并非“免价值”的，相反，对世界的描述本身永远体现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其他学科也不落后，文学和文化的理论爆炸使文学的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女权主义为各种研究提供了目标，社会历史为研究带来了方法和资源，双方都如此必需，缺一不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里，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受到广泛的支持，很多支持者本身都是男性。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那个时代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回应妇女研究学问题，支持妇女研究学的发展，对从事妇女研究学的学者给予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妇女研究学在美国的最初发展是和两性的合作努力分不开的。

三、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议题与方法

妇女研究系的课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睁开眼睛”的学习过程。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我选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历史课的阅读内容，几乎篇篇都给我打开一个新的思考的世界。那个时候我像一个饥饿的人，囫囵吞下读的每一本书，为每一本书的内容激动，每天都好像是在听真理的妙音。这种感觉，好像是无法比拟的幸福，是一个人觉醒的幸福。我在妇女研究系学习的课程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并使我的生活美好起来。在人生的沧桑中，我第一次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且，毫不羞愧地说，我做得地不错。使每一个人相信自己，是女权主义主义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现在为写这些文章，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妇女研究历史的书和文章，我发现和我分享这种发现自我的共同经验的人，男性女性都有，在美国的大学里，真是数不胜数！很多人在妇女研究课上都有共同的经验。妇女研究课在改变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能力上好像一场改变生命的爱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向。斯蒂姆森在描述许多人的经验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由于接受和逐渐发现这些知识排斥、扭曲和缩小自我，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又着迷，又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导向对一切信念的怀疑。对习以为常的信条的怀疑。从“女主内——妇女的位置是家庭”这样的几千年来的信条，到“女人是被阉割的男人”这样的理论性、心理学的所谓“真理”，这些理念都受到挑战。怀疑和挑战并没有导向否定，相反，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一种快乐的发现——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发现自己的真实经验，重新创造现实。这种快乐开始于把妇女当成主体来看，结束于对妇女自己力量的信心。在学习女权主义理论中，很多人发现他们经历了两个认识经历的过程，一个是解构过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一个是建构过程，一个的新的主体，或新的理论在批判中建立起来。

在妇女研究的学术中，这个解构——建构的过程非常明显。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吉利甘（Carol Gilligan）。她于1982年发表了她的研究结果《以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研究的是女性的道德发展过程。吉利甘重新检验了自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学理论，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新的测验、试验。她的研究成果最终改变了80年代以来的心理学方向。弗洛伊德的理论宣称女性缺乏发育完全的道德感。吉利甘的哈佛大学同事劳伦斯·寇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对从同年到成人的道德感的发展进行了六个阶段的划分。根据寇尔伯格所说，女孩子或女性只达到第三道德发展阶段，就停滞不前了。在这个阶段，善意味着帮助他人，让他人满意。男人，包括男孩子，都要超越这个阶段而达到第四、第五、第六阶段，在这些阶段里，人们之间的关系服从于宇宙性的公平的原则和规则。寇尔伯格的理论曾在心理学界有很大影响。吉利甘在论著指出，寇尔伯格的理论在试验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寇尔伯格只观察了84个男孩子，就得出如此垄断的对女性的结论，其方法论就是靠不住的，其结果更是乱谈。其次，吉利甘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女性也包括进来，对男女的道德感发展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男女在道德感的发展上的确有不同的伦理阶段和标准，但是这些不同并不达到男性优秀而女性低劣这样的结论。吉利甘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和对妇女心理现实的新的发现，既解构了弗洛伊德以来的心理理论对女性的歧视，也在新的观察的基础上构建了新的理论，开拓了对妇女心理发展的新认识。

到了1970年代中期，由于妇女研究领域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对妇女进行研究的学术知识是如此朝气蓬勃，发展迅速，各个学术领域都似乎进行了一场看不见的革命。与此同时，那些学术的先驱者的成果被学院接受，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学术的一部分。那些对妇女研究有目也不睹的人也许会低估妇女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但是，只要你在电脑上打上几个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妇女研究对各个学科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妇女成为研究的主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方法论的讨论和变革。首先是怎样来看待妇女——妇女是一个阶级？一个等级？还是一个生物种类？其次是妇女的经验和男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很多学者在各个不同学科都记录和论述了妇女的不同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带进知识的殿堂。著名的学者，如杰尔达·勒纳（Gerda Leaner），朱丽·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琼·凯利（Joan Kelly）,等等都在琼·斯高特（Joan Scott）之前就提出为了把妇女的经验纳入历史，对历史的分析，需要一个新的、激进的修正。历史学家、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琼·斯高特，向传统的历史实践挑战，于1988年提出“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的类别。”她的论点几乎立刻成为经典的口号，现在没有人会对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类别有任何怀疑。这些女权主义理论前锋成为后来者的起点。

为了把妇女的经验作为学术研究的主题，学者们通常从两个相关的方面来入手。一些学者关注女性的不同于男性的历史，文化，工作和习惯。他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关注于女性，女性文学，女性历史，女性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些学者则把男女怎样一切研究比较，经验社会结构和组织是怎样塑造男女的不同的。那时还是密执甘大学的研究生的人类学学者盖欧·如宾（Gayle Rubin）的文章《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和《妇女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如炸弹一样，震动了学术界，她应用的方法就是后者。如宾论证，如果心理学揭示了我们的意识、潜意识是怎样组织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学揭示了商品和服务的关系，人类学揭示了家庭体系，如这些学科一样，妇女研究可以揭示性别，男性阳刚或女性阴柔这些所谓性别气质是怎样被特定的社会建构在人类这个生物种类的雌雄体上的。如宾的理论对后来的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有很大的意义。

妇女研究学术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记录妇女生活和教育中的性别主义。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都同意，男女关系与权力有关。在既存的权力关系中，男性对女性有更大的权力。相当男性来说，女性处于权力的弱势。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性别强化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学者们也从几个不同角度介入分析。有些学者受波芙娃的《第二性》的影响，认为妇女一直是处于服从地位的。有的人用恩格斯和马利·玻德（Mary Beard）的理论，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男女平均分享权力的时代。他们的探讨提出了很多深刻的问题，比如，如果曾有过这样的时代，何时何方，又是为何结束的？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这样的大型社会转变是怎样影响了男女以及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的？这些问题都为后来者提供了研究的道路。

对性别主义在现实和历史的探讨，经过了两个阶段。早期女权主义学术专注妇女被压迫的根源的分析，把妇女看成是社会的牺牲品，被动地被压迫。这种学术对认识父权社会有很大作用，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很多学生的愤懑和绝望。学生们感到没有希望，社会就是这样的，意识到妇女的被压迫地位，生活变得更没有希望起来。70年代中期，妇女研究学术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除了继续分析妇女在种族主义、强奸、性骚扰中的牺牲品地位外，妇女史的深入研究开始带来了新的思考。妇女是否有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是否都是被动的？研究发现，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在历史上，妇女也是积极的成员，发挥自己的能力。这样对杰出妇女的研究，对妇女作用的研究，对妇女的观点的研究纷纷涌现。妇女研究从研究妇女的“问题”转变到妇女的力量上来。

无论从哪条路走向对妇女的研究，妇女研究的学者都不得不面对怎样理解、阐释“性别的不同性”这个问题。男女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怎样不同？这种不同有多少是由生物种类决定的，有多少是由文化社会决定的？妇女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特别是心理、社会、历史、人类和文化等方面探讨这个问题，揭示心理、社会和文化对性别的塑造过程。学者们发现，性别的概念与两个生产活动领域相关，一个是公共生产领域，一个是私人生产、即家庭生育领域。这两个领域格有自己的工作，前者由男性，后者由女性占主导。前者被看成是父亲儿子的领域，后者是母亲女儿的领域，前者拥有政治的、文化的权力，后者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在文化上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对男女两个领域的研究导致了很多学术的产生。一是检验妇女是怎样被限定在私人领域中，从而处于服从地位的。二是专注妇女领域的研究，到底妇女的领域有多大，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变化，目的是什么。三是检验那些跨进公共领域的妇女的成就、动机和困难，发掘妇女的贡献。电影《铆工柔思》就是在这种话语中产生的。这部纪录片纪录了二次大战时女工的生活，赋与女工以应有的尊严。其他学者研究各个行业妇女的成就，埃琳·肖瓦尔特研究女作家，朱蒂斯·斯第姆研究空军中的妇女飞行员等等，不一而足。

到70年代中期，对男女性别的研究导致学者们分成两派。一派人——这派人被称之为“微小派”，承认性别的不同，性别的生理，心理的不同，但是认为，这种不同在工作、生命长短、道德能力、语言能力，基本素质和才能上、男女的不同实际上不是生理性的，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生理的意义不大，很微小。他们认为男女的不同是历史和社会性的，是历史和社会的构建形成的。这派人在妇女研究中占大多数。社会学家辛西娅·弗茨·爱泼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对这派人的位置总结说，“就近来研究的基础来说，男女的生物性区别，除了性与生育的角色外，这些区别与男女的行为和能力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早期的性别社会构建也可被成年的经验倒过来。逐渐增长的知识说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从跑步到做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表现出相似的能力、才能、雄心和欲望。这种条件如此有规律地变化，对男女具有决定性，更多地与社会中的权力分工有关，而与内在的性别不同没关。”

另外一派人，被称之“很大派”，认为生物的性别不同与社会性别的不同有着比“微小派”相信的大得多的意义，不能简单地把生物种类的不同忽略不见。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不同不是女性必须服从男性、或女性在社会、家庭与社区中的性别不平等的基础。“很大派”的人可以概略地分为四个不同的小派别。第一是以学者卡罗·吉利甘为代表；第二是以学者阿丽斯·罗斯（Alice Rossi）为代表。这两派学者都强调生物性别的不同不能被忽视。罗斯认为生物性别的不同根本是由生物的进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是生物的种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植于物种的竞争与生存的体系之中。她认为妇女的身体是人类物种繁衍的载体，过分强调男女在做父母时的绝对平等不符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吉利甘没有阐述男女不同的问题，但是她强调妇女的特质对人类有好处，因为妇女先天就是好的。第三派学者以法国女权主义为代表。他们强调和庆祝女性与男性的不同。他们认为这种不同最深刻地表现在语言上，来源与男女身体结构，特别是父亲和孩子、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源于潜意识，来源于欲望本身。第四派学者把男女不同看成是生物性的，是由女性的生育力决定的，由于生育这个作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蜕化，男女性别不同本身也应该蜕化，男女将越来越同样。这些观点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多种角度，虽然没有统一答案，统一答案也是不必要的，这些观点要求我们对自然——哺育，生物——文化这些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意识到这些关系的复杂、隐蔽、和相互的作用，而避免简单结论。

与此同时，妇女研究激发了对男性的研究。虽然妇女研究把过去的学术称之为“男性的学术”，因为过去的学术忽视妇女，但是妇女研究真正地把男性、特别是男性气质的构建当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来分析和研究。另外一个研究的议题是家庭——男女在家庭中的关系与位置。对这个议题的研究同样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描述性的，对家庭的作用进行描述，对家庭对性别的建构的作用进行分析。南茜·乔铎柔等发现家庭是性别身份的摇篮。另外一种研究核心家庭之外的可能性，对核心家庭的产生、作用等等进行阐述，也对家庭中的问题诸如虐待孩子、虐待妻子、妇女的双重负担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妇女研究对设定妇女是母亲和妻子而制定的社会政策也进行了分析，对这些政策是怎样使妇女的生活更困难进行研究。

最后，妇女研究也促进了对男女共性的研究。男女之间的共同处实际上是大于他们的区别的，过分强调区别，可能会强化男女的对立。同时，对妇女的区别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因为妇女本身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会因为阶级、年龄、种族、国籍等等极为不同。对妇女的不同性的研究导致了9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这将是下一篇文章的题目。

四、美国高等院校的妇女研究学：成就与挑战

妇女研究学科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许多学科的知识景观，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妇女研究学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效力。但是，妇女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从80年代中开始，在妇女研究蓬勃发展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美国社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也就是里根政府的政治保守政策以及社会向右的、保守的方向转向，女权主义理论遭到很多攻击，造成了社会上的一时的女权主义的“回潮”状态。在我看来，这种“回潮”或“停滞”也是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女权主义理论对学院的冲击在80年代到达一个顶峰，已经改变了学院的很多学科的结构，在继续向前和向深发展的过程中，发展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发展的面目不像早期那样立竿见影，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对社会结构进行改变的社会思潮或运动，在取得一定成功后都会有回潮或停滞的现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的失败和女权主义理论的破产。妇女研究面临新的挑战。自称第三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从80年代末开始出现，她们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理论也有所修正。90年代的妇女研究进入一个复杂的、多种潮流冲撞、蔓延发展的状态。

从总体的成就上看，妇女研究学科的议题和方法给人类的知识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往的人类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结构的理解，基本忽视了性别这个类别，把主要是男性创造的知识看成是人类的知识。妇女研究提出以性别这个类别来重新理解知识，人类的一半的声音终于被承认。美国著名的文学研究家，在中国也享有盛誉的W.C.布斯（Wayne C. Booth）在1982年写到：“我最终接受了很多女权主义批判者一直在谈的东西。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典是被男人建立的，阅读的书籍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妇女只是偷看的人。”如同哥白尼提出重新看太阳和地球的关系一样，女权主义理论提出重新看待人类的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是认识论的彻底变革。

也许更具体的，是妇女研究给很多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些新的活力表现在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思考方法，产生了新的知识。研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这种研究可以带来什么具体的效果，而是这种研究是否打开我们的认识视野。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是相对论给人类立刻带来了什么具体效益，而是相对论打开了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这个学科在学院的研究中就具有这个意义。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新的思考方法激发了新的创造力，新的知识产生了，这些新的知识逐渐被接受。那些在学院中占统治和主导地位的学术或学科领导人，在学院里教书的教授，开始承认和接受女权主义理论对传统的挑战，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在80年代也与人文及社会学科的理论热潮结合，与后现代主义、后解构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发展结合，逐渐成为学院的主流学术之一。

从边缘到主流，女权主义学院主流化的过程令人吃惊。妇女研究在出现的时候，本身是一个边缘学科。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也被看作是边缘的学者，不具备很重要的意义。然而短短的20来年，女权主义改变了大学学科的景观，成为学院学术主流之一。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意思是，妇女这个题目成为各个学科中的一部分。一个以女性为题目的课程或博士论文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教学或学术题目。女性历史、女性文学、女性人类学、女性哲学等等，都是学院里课程的一部分。如今讲授美国历史、妇女的作用、伟大的妇女的贡献已经成为课程的一部分。不可能想象一部缺乏女性的历史是全部的历史。教授哲学的时候，女性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一部分。一部哲学史，不可能没有女性的思考在其中。可以说，各个学科在课程中都包涵女性的思想。成为主流是在研究、学术和教学中，妇女研究的题目，方法和视角成为学院的不容质疑的日常活动之一。这个革命过程是在80年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完成的。这个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是妇女研究成为主流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也是充满了矛盾和激烈的争论的。

妇女研究对社会现实也有直接的改变作用，这也是妇女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妇女研究帮助改变了政府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在强奸、乱伦、怀孕、妇女为主的家庭以及家庭与工作的关系等等问题上，妇女研究揭示了比人们想到的要严重得多得多的问题，并促使政府改变和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妇女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保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研究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妇女研究的国际化。妇女研究在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8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妇女研究系所在世界各地都如春笋一样出现，对这些国家的产生了深浅不一的影响。国际妇女大会，全称为“妇女进步十年国际会议”，在联合国的组织和支持下，于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接着，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纳罗比，1994年在北京，已经召开了四届。在第二次大会的准备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专家委员会宣布：“我们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以创造和发展妇女研究系所、妇女研究，并把妇女研究作为大学以及有关的结构的课程的一部分。……妇女在总体上看，曾遭受非公正待遇，曾受阻碍其实现潜能的传统的枯桎，……在妇女研究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是保障妇女根本平等的一个方法。”

现在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大学中的妇女研究系所，社会中的妇女组织、网络、各地的联合会等等，数不胜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妇女研究在各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也是这个大的、总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这需要新的研究来写我们的妇女研究发展的历史。

虽然妇女研究在前三十年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和知识史，妇女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在学院里，在妇女研究最初发展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挑战的主要方式是贬低、嘲笑妇女研究，或对妇女研究视而不见。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在学院中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师，都已经习惯了对妇女的文化贬低，觉得妇女和性别不值得一学或研究。有的人因此论证妇女研究没有意义。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是浪费时间。还有的人觉得妇女研究的题目太政治化，或者太具有挑战和革命性，他们不愿意接受。80年代，在妇女研究成为学院学术主流的过程中，新的挑战也时时出现。一个是认为妇女研究是一个时髦的潮流，如今时髦已经过去了，热潮已经退去了，妇女研究没什么可继续的了，走入了死胡同了。由于80年代妇女研究的发展，这些论点到90年代则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下愈演愈烈，形成了90年代初的社会上的妇女研究的“回潮”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潮状态主要是在社会上发生。在学院界，妇女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并没有受到回潮的很大打击，虽然社会上的回潮在学院里也有一些回声，但是反对妇女研究的声音在学院没有成为主流，也没有对妇女研究学术产生多大影响。社会上对妇女研究的“回潮”反应，表达了社会主流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惊恐不安，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社会中的男男女女来说，都很大的直接的个人利益的冲击。并不是每个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提升或变化表示欣喜。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妇女，并不欢迎自己地位的改变，对变化的恐惧使她们对妇女研究，特别是女权主义很有抵触。对男性来说，妇女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条件，面对巨大的两性关系的变革，他们失去的是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失去特权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并不是每个男人都平静地接受性别特权的丧失。在攻击女权主义理论时，有些男性就是从自己特权岌岌可危的恐惧出发的。当然，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女权主义的敌人，在女权主义发展过程中，很多男性都是积极的支持者。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经谈过我个人的经验。在我上研究生课时，我选的“当代哲学与科学”一课的教授，在课堂上几次激情地宣布当代哲学已陷入死胡同之中，只有女权主义哲学才有生机。他是一位法国人，在美国任教。对一位以多种语言训练和工作的哲学教授来说，这样的论断很难是心血来潮的产物。

“回潮”产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妇女研究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妇女研究学术训练或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的宣传操纵，他们对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更感兴趣。在制造回潮效应的过程中，被大众传媒捧为回潮证据的几本由女性写的书突然都成为大众畅销书，使女权主义回潮成为大众交口谈论的政治议题。这种学院内妇女研究和女权主义理论主流化，社会上女权主义“恶魔化”平行发展，成为90年代美国知识界发展与社会大众潮流背离的一大奇观。这种背离，进入新世纪后愈演愈烈，学院与社会的思想对立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更为明显。2004年的总统大选就是一例。社会上，特别是喜欢哄动效应的传媒对女性写的攻击或批判女权主义理论的著作格外感兴趣，因为很多人相信女人自己骂自己才更好看。一些女性，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比如名与利之类，适应这种需要，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卡米丽·佩格利亚（Camille Paglia），克里斯蒂娜·霍夫·索莫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达芬妮·帕泰（Daphne Patai），凯伦·李也曼（KarenLehrman）等。这些人的书制造了一种女权主义陷入危机的社会效应。我将另文具体论述她们的观点。总体上看，她们的挑战并没有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妇女研究的真正挑战来自于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妇女研究是在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当时的很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都纷纷在妇女研究学科执教，成了妇女研究系所的创造者。在妇女研究已经发展了20年之后，在女权主义理论向多个方向发展之中，很多年轻的学者，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种族与国家，逐渐加入进来，他们给女权主义以及妇女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妇女研究已经建立的基础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黑人女权主义者积极加入妇女研究学科之中，改变了早期妇女研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力的状态。黑人女权主义对妇女研究的贡献是把“种族”这个类别引入性别研究之中。黑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之一，贝尔·胡克斯，于1984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书《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这本书是黑人女权主义者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书中，胡克斯提出了女权主义的新定义，女权主义是结束性别压迫的社会运动，是改变看待权力的视角，是教育妇女，是结束对女性的暴力，是发展。她提出黑人男性是女权主义的同志。胡克斯涌现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家之一。黑人女权主义加入妇女研究带动了其他种族的妇女参与妇女研究之中来，也带动了理论的思考，特别是阶级这个类别也成为妇女研究中分析的一个主要概念之一。另一个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在其书《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中，有意识地把黑人妇女的经验和思想作为她分析的中心。她说，“在这个集子中，把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死刑作为分析的中心，我不仅突出这些思想，也意为鼓励白人女权主义者、非洲裔美国男性，和所有其他的人来考察他们的立场与非洲裔美国妇女立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第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的多元化。女权主义理论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多元的、多种理论的汇合。这种汇合产生了巨大的创新效果，给学科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对性别本质的研究引发了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同性恋权利的改善，同性恋对性别本质的思考成为妇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除了种族、阶级之外，民族也成为一个分析的类别。在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一个分析类别代表了一个力量，多元分析类别的应用，标志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这种深入，导致“区别/差别（difference）”这个概念的提出。“区别/差别论”逐渐成为女权主义的思想核心之一，目前仍在妇女研究中占主要地位。区别论认为，妇女研究必须时时刻刻都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一个事物本身都有其具体性。就某一个类别看，区别/差别也时时刻刻存在。比如白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黑人女性是不一样的，可是白人女性本身也有个体区别/差别，阶级的差别，教育的差别，年龄的差别等等。对某个社会类别的研究必需考虑区别/差别的存在。

第三，男性与妇女研究的关系。在妇女研究早期，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女性。随着妇女研究的发展，男学生和男性学者也加入了进来。男性学生和学者加入妇女研究的动机也许不同，有的来源于对妇女研究的知识的真诚的兴趣，有的是负面的，比如希望“掌握”女权主义理论从而与女性学者对着干，有的甚至说，他们只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女性”。不管动机如何，男性的加入给妇女研究带来了新的议题：如何对待男性学者的妇女研究的学术成果？男性学者在妇女研究中的地位是什么？男学生在妇女研究课程中的学习过程、反应与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应该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法？男性教授是否可以教授妇女研究的课程？对男性出现在妇女研究系所中，女性学者的反应有很多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男性学习与教授妇女研究有一个内在的危险，那就是他们很难把理论应用于个人。他们可能很难承认他们作为男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特权，也很难承认他们在个人生活中还在运用这些特权。还有的女性学者对男性学者的动机表示不信任，认为男性学者可能在课堂上阐释女权主义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在现实中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伊琳·肖瓦尔特引用印度裔美国学者戈雅特里·斯皮瓦克的话说，她对“转向女权主义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极度怀疑。”这些女性学者怀疑，男性学者可能有个人动机。女权主义理论的主流化导致一些男性学者接受女权主义理论，他们把女权主义看成是学院时髦，以此来帮助自己的学术以及学术地位的提高。正是这些议题促进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新的学术的出现。1987年出版的由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学者合编的《女权主义中的男人》是一本比较早期的也相当深刻地谈讨这个议题的书。其中，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英国文学史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等都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妇女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德里达开篇就说到：“在就卡夫卡的文本做的讲座中，一个人可以说，如果机构的条件是法，如果机构就是法，那么，机构的保护者就是法的保护者。由于妇女研究中的学术获得了机构的合法性，它也构成了、建构了、生产了法的保护者。它吸引了那些从法面前来的男人，来试着掌握它，来看它，来抚摸它，来穿透它。妇女研究系在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坚固的机构，承认对这个机构的问题，限制和抵抗，既使是在美国，是十分重要的。”

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对妇女研究的注意，导致了妇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男性女权主义（Male Feminism）”目前也是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一只力量，对结束性别主义有重要作用。

第四，性别研究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英美迅速发展。“性别”一词逐渐被加入到妇女研究系所的名称之中。一些妇女研究系纷纷改名为性别研究系。这个变化的实质表明了妇女研究的新发展。妇女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妇女的研究，而且包括对男性、变性等等的研究，是对性别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性别中的某个性别，特别是妇女这个性别的单独研究。其次，性别研究为男性进入这个学科领域打开了大门。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对这个变化也是褒贬有加，各执一词。无论怎样，进入21世纪以来，性别研究看来正在取代妇女研究，成为美国大学中的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学科，一个年轻的、从妇女研究中出生出来的学科。它与妇女研究的关系，需要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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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Zinsser, Judith P. History & Feminism: A Glass Half Full.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作者：沈睿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是一本极为通俗易懂的小书。根本上，这是一本用人人皆懂的语言写的一本女权主义宣传小册子。这本小书力图用直接明了的方式把女权主义的、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勾画出来，全面地阐释了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激进的思想的基本论点。

把这本小书翻译成中文，因为我希望能介绍女权主义中最激进的声音，让读者自己来判断，女权主义理论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合理性，在哪些方面有乌托邦的想象性。由于“女权主义”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中的负面意义，很多人提起女权主义立刻面露拒绝之色，好像女权主义是洪水猛兽，让人恐惧和厌恶。【1】我完全理解这种情感性的反应，虽然我不得不说这种反应本身是因为对女权主义缺乏了解。很多反对或厌恶女权主义的人，他们几乎没有读过任何女权主义的书或关于女权主义的书。他们“本能”地反对女权主义。这种“本能”，我只能善意地提醒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读者，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塑造的反应，并非任何人的生理本能。研究与事实都证明，我们对很多政治文化议题的“本能”反应，是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和塑造的结果。比如，在疯狂革命的时代，听到“马列主义理论”，很多人会尊敬与崇拜，但是今天马列主义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种，那种似乎本能的尊敬已消失。对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在中国的语境里，除了中国的两千多年的歧视女性文化的影响外――中国文化是一个患有强烈的“厌女症”（misogyny）的文化――还有对1949年以来的有组织的女性解放的政治宣传的反感和反动。这种对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导致了很多人对以女性解放为标准的女权主义的恐惧和厌恶。

贝尔·胡克斯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一。她的思想对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她同时也是一个卓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作家和教育家。她著作等身，以对种族、性别、阶级和文化的关系分析著名。她不予余力地批判她所定义的美国“白种至上的资本主义父权文化”（1989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人》中所提出），以独特的视角看待美国社会和文化，洞察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对认识美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刻的影响。她也是二十世纪末美国跨越学院和公众两界都非常成功的学院－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她对美国社会种族、阶级的分析至今还是学院讨论的主要议题。她的小说、诗歌和其他以通俗的语言写的女权主义理论也广泛地被非学院读者阅读。

贝尔·胡克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在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圣·克卢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她在多所大学执教，先后在南加州大学、欧柏林学院、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做教授，是纽约市立大学“杰出英文教授”。从2004年起她回到家乡，美国南部的肯塔基州的一个私立自由文理学院——博睿雅学院(BereaCollege)，做驻校作家，同时兼课，开始了她生命中的新的历程。

贝尔·胡克斯并不是她的真正的名字。她的真正的名字是葛劳瑞娅·晋·沃特金。她以她太祖母的名字贝尔·胡克斯为笔名，并且在写名字时不按通常的规则大写名字的头第一个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与先辈女性的本质联系，之二是“重要的是我的书的内容，而不是谁写的书”。以小写名字而表明自我的不重要，她的这种与主流文化抗拒的姿态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也遭到很多质疑。

到2007年，她已经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主要的著作有《我不是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1981）；《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1990）；《教导逾越边界：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胶片与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和阶级》（1996）；《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2000）；《我们真酷：黑人男性与男性气质》（2004）；《灵魂的姐妹：女性、友谊和实现的满足》（2005）；以及《见证》（2006）。值得注意的是，在贝尔·胡克斯的著作中，有三本特地给孩子们写的书。她非常关注为青少年和一般读者写作，虽然她可以写非常理论化的学术著作，但是她也坚持写为大众阅读的理论书籍。她自觉地采取为非学院读者写作的立场，挑战美国女权主义主要发生在学院里的现实。她认为学院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的自杀之路。真正的女权主义必须加入改变社会现实的努力。她自己就是改变和参与现实的女权主义者之一。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演讲者，在美国各地演讲，宣传女权主义思想。她同时还参与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在纪录片中分析美国社会和文化现象。

她的书和电影获得过很多文学奖励和提名。其中，《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获得美国图书奖（1991）；《我不是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被1992年的《出版家周刊》评为“上二十年对美国最富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二十本书之一”。她还被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之一《大西洋月刊》评为“我们国家的主要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这本书语言通俗，是给对女权主义理论所知不多的一般读者写的介绍性读物。书的主要理论因此都是框架性的，勾勒了女权主义理论的整体关注议题，特别是勾勒了最受争议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立场和论点。书虽然不厚，内容却非常丰厚，美国女权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都面面俱到地涉及和讨论了，并有自己的建议和结论。这本书回答的一个总体问题是“什么是女权主义？”“怎样实践女权主义？”回答的方式是把女权主义理论分成具体的议题，以简洁的但不是过于简化的方式对每个议题进行考察、讨论。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消沉很大原因在于女权主义的学院化，因此，她写了这样一本非学院写作的女权主义宣言。

由于她的激进的立场和不拒不挠的声音，她也倍受争议，遭到很多批评。她是美国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下文中我将详细地介绍胡克斯的生平和著作，同时讨论她的理论的意义。

谁是贝尔·胡克斯？

葛劳瑞娅·晋·沃特金于1952年9月25日在南方肯塔基州一个乡村小镇里出生。她的童年和家庭对她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有很强烈的影响。她是七个孩子之一：六个姐妹，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洁工，母亲在白人家里当女佣。家中虽然女性占绝大多数，但是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她的性别意识觉醒有很大的作用。她的弟弟有自己的房间，有很多小葛劳瑞娅和姐妹们没有的特权和权力。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黑骨头：少女时代的回忆》（1996）里，她描写家里的生活，描述她成长的过程，描写那个黑白隔绝的社会时代。母亲忍辱负重，虽然母亲是家里的灵魂，但是父亲是家里的一家之长，统治一切。葛劳瑞娅的外祖母也住得不远，外祖母是一个坚毅的人。所以父亲常常在家里宣布自己决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像她的父亲那样让自己的老婆主事，他要好好地管教老婆。他有意无意地跟自己妻子娘家较量，担心自己失去权力。目睹家里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成长的时代，在她知道女权主义这个词之前，她就体验到了并质疑传统的性别权力的模式。成年后她这样回忆，“我不记得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或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我清楚地知道，就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开始对性别角色感到怀疑，我开始看到被‘制造’成一个女性的经验与被‘制造’成男性的经验是不同的。也许我有极强的这种意识是因为我的弟弟是我的长期的玩伴。我用‘制造’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家里，性别角色非常明显地是构建的，那就是几乎人人都同意，很小的孩子几乎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身体。几乎人人都经历过用社会构建的不同把我们制造成小女孩、小男孩的过程，小男人、小女人的过程。”【2】

除了家庭之外，葛劳瑞娅生活的黑白隔绝的社会对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出生的小镇那个时候还是黑白分隔的，她生活在一个全是黑人的社区里。白人只是一个标志着危险概念和符号，并不出现在街上，到了中小学的时代，她上的是全黑人学校。一群尽心尽力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单身的黑人女性们，帮助塑造了她对有色人种的自我的认识。小葛劳瑞娅非常聪明，深受老师喜爱。一个老师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对她说，“你很有天分，你被放到这个地球上，是要用你的知识做点什么的。”这种对她的信心给了葛劳瑞娅很大的激励。由于黑白隔绝的生活环境，种族的概念并不强烈。这种种族概念的缺失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了巨大的改变。六十年代末期，肯塔基州要求所有的学校都黑白混合。她离开小镇，到一个黑白混合的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经验。与白人高中生们混在一起，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格外敏感。因为是黑人，老师们不特别关注她的精神和智力成长。她感到丧失的痛苦，感到作为一个黑人的痛苦。多年后她继续回忆，“我对那段时间记得最深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把记忆留在身后、把我们的学校留在身后、把我们热爱和珍惜的地方留在身后、把那给了我们荣誉的地方留在身后，是极为痛苦的。那是我成长所经历的第一个最大的悲剧。”

很幼小的时候，她就发现了诗歌。她自己回忆，这种对诗歌的热爱来自于童年在教堂里的体验。葛劳瑞娅生活的南方，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她从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在教堂里，她用韵律和诗歌的形式背诵《圣经》，唱圣歌。到十岁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写诗了，她朗诵诗歌的能力在小镇上几乎人人皆知。她这样描述诗歌在她早期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个劳动阶级的家庭里，诗歌是绝对受到尊重的一种文学表达。当停电的夜晚，当暴雨袭击的时刻，我们都坐在点燃着蜡烛的起居室里，进行才华表演。我背诵诗歌，华兹华斯、詹姆斯·维尔顿，兰斯顿·休斯，伊丽莎白·布朗宁，爱米丽·狄肯森，关德琳·布鲁克斯。白人作家的作品在学校和走门串户的推销员卖给我们的家里的书架上的伟大作品选集里到处都是，黑人的诗歌则需要找才能找到。”对诗歌的热爱给了她一个声音，也给了她对语言的敏感。贝尔·胡克斯的语言简洁、直捷、美丽、富有表达力。

她写诗，发表诗歌，同时写分析文章。上大学之后，在发表她的第一本小诗集《我从不哭泣》的时候，她决定采用一个笔名。一个原因是因为本镇也有一个女性名字与她重名，她不想引起误解。另一个是她的个性使她与众不同。很小的时候她喜欢说话带脏字，喜欢骂人。一次她在街头的小店里买泡泡糖。她跟一个大人顶嘴：“我还记得那种惊讶的表情。一个嘲笑的声音告诉我，我一定与贝尔·胡克斯有亲戚关系，贝尔·胡克斯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一个心直口快的女人，一个不怕跟别人顶嘴的女人。”这个女人是葛劳瑞娅的母系的太祖母。在一篇谈及自己笔名的文章《给葛劳瑞娅，她是谁：关于用假名字》里，她这样写道，“葛劳瑞娅本是要成为一个甜蜜的南方女孩子，安静，服从，招人喜欢。她不该有我母亲家中的女人的野性的特点。”但是葛劳瑞娅决定继承贝尔·胡克斯的拒绝服从、意志顽强、勇敢无畏的传统。以笔名“肯定我与我的敢说敢做的女性先辈的联系”。从此，葛劳瑞娅自觉地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用笔名的多种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构建一个作家身份。这个作家将挑战和压倒要把我从说话引向沉默的种种冲动。”要发出声音，要说话，要顶嘴。这就是贝尔·胡克斯。

“顶嘴”：不屈不挠的声音

贝尔·胡克斯的所有著作都有这种“顶嘴”的特征：论战性的、挑战性的、激发起火花四溅的争论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当她离开南方的小镇第一次乘飞机飞往西部的加州，到斯坦福大学上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害羞的不到十七岁的南方黑人女孩子。她获得了奖学金到这个白人占主导的常春藤学校上学。在这之前，她没有乘过电梯，没有乘过城市里的公共汽车，没有乘过飞机。

离开肯塔基熟悉而习惯的黑人社区来到一个学术圣地，贝尔·胡克斯极为激动，她热切积极地参与了当时席卷了美国校园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上课，开会，参加全是女性的晚会，但是，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弱点和不足也暴露了出来。“就在我选的第一批妇女研究的的课程中，就是蒂丽·奥尔森教授的课程之一，我开始注意到讨论中的关于黑人妇女材料的完全缺失，我感到与那些庆祝‘姐妹情谊’的巨大的白人女性群体的隔绝和陌生。”【3】这种最初的失望变成了追求知识的努力，变成了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把种族主义问题带进女权主义运动思想讨论之中。始终如一地批判种族主义。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以“顶嘴”的方式，抵抗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以自己的独特的声音成为女权主义思考的声音之一。

这就是她写作她的第一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的动机。那时她19岁，与男朋友住在一起。她在斯坦福大学上学，同时也在电话局里工作。她积极地参与女权主义运动，选学很多与女性有关的课程。在课堂上当学生和教授们讨论女性的问题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现实与白人为主的女权主义理论谈论的现实有很多不同之处。她试图找到谈论自己生活现实的理论，但是，讨论分析黑人女性生活现实的书少之又少。她的男朋友，一个黑人知识分子，鼓励她写出自己的书来。她开始动手写这本书。六年里这本书写过好几个草稿，她写来写去，并不是写作困难，而是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可以跟女权主义理论“顶嘴”的方式，找到自己不屈不挠的声音很困难。这是一本越写越短的书。贝尔·胡克斯后来回忆到，“最初的稿子非常长，十分重复。以批判性的眼光看，我看到我要与不同的读者说话――黑人男性、白人女性、白人男性等等。我的写出来的文字是在解释，在讨好，在宽慰。我的文字蕴涵着一种对说话的恐惧，这种恐惧好像是在等级制度里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的说话的方式。”最后，贝尔·胡克斯终于找到了自己说话的方式，“那些我直接与黑人女性说话的段落包含着我觉得最真实的我的声音。就是在这些段落里我的声音大胆，勇敢。”也就是在这样的声音里，葛劳瑞娅最终成为了贝尔·胡克斯。《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这个题目是从十九世纪黑人女权主义者苏哲娜·楚思的一篇演讲中借用过来的。这个题目本身标志着胡克斯与黑人女权主义历史的关系。在这本书里，胡克斯向历史和现实中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中所持的黑人女性的位置的观点挑战。她特别指出在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男性领导们赤裸裸的对待女性的性别主义态度和立场。她同时也指出，这种性别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与黑奴制度中黑人把美国父权制思想价值内在化有紧密的联系。她还批评某些社会学家的对黑人社会家庭文化的分析，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力克·莫伊尼罕的论点。莫伊尼罕曾在1965年提出了一个报告，分析黑人家庭状态《黑人家庭》，提出黑人男性由于经济机会的限制，心理上已经被损伤，导致很多黑人家庭是母系统治的状态。胡克斯反驳说，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母系统治”这个词中所含的权力，黑人女性，不管这些女性是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从来没有拥有过，因为黑人男性并不把经济能力看成是自己的男性气质的表现。在批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同时，胡克斯也分析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妇女权利运动中白人是怎样有意地把黑人女性关在这个运动门外的。她用历史事实揭示说，尽管有白人把黑人女性关在门外，黑人女权主义者们对这个运动还是做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她也批评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白人女性的傲慢。她指出，这些白人女性“邀请”黑人女性加入女权主义斗争，显示出她们认为女性这个词指的只是白人女性，其他种族的女性，对白人女性来说，只是“他者”，好像不是人，不是女人。在结论里，贝尔·胡克斯激昂地号召黑人女性参与当代女权主义运动：“我们支持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黑人女性是先锋。我们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姐妹开拓道路。”

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出版社。有些出版社出版讨论种族议题的书，有些出版社出版反对性别主义的书，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一本把两个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书。最后，贝尔·胡克斯被介绍给南端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是出版了这本《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的出版社。1981年书一出版就成为讨论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经典。十一年之后，《出版家周刊》还把《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列为“二十年内美国最有影响的女性写的书籍”。可是，贝尔·胡克斯的“顶嘴”当时招来的却是批判和抵触。特别是学院内，很多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白人女性知识分子对贝尔·胡克斯强调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不满，因为贝尔·胡克斯批判的就是她们的盲目和偏见。与此同时，一般读者，特别是黑人女性读者，对这本书却抱有很大热情，认为终于有人代表自己说话了。很多黑人女性给贝尔·胡克斯写信，感谢她的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直到今天，这本书还在不停地再版。

这本书的出版使贝尔·胡克斯的名字成为女权主义争论中的一个提起来反应就激烈的名字。她的书往往引起很多争论。她的声音使很多人觉得不中听，很刺耳，因为书的声音是那个顶嘴的声音。

写作：在学院和公众话语两个领域

贝尔·胡克斯称自己是“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家”。她相信自己既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活动家。她坚持为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写作，那就是为结束性别主义对男女的压迫，为妇女的真正权力而写作。对女权主义理论学院化学术化，贝尔·胡克斯表示非常遗憾。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是行动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智力的活动和游戏。女权主义理论本身承担着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的责任，但是，女权主义理论学院中心化的结果是很多理论工作者和思考者为了获得学院内的等级制度的承认，思考的方向偏离女权主义的真正目的，思考的结果是用各种理论术语写的不清不楚的书，目的是用这些术语使自己的思考合法化，与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目的越来越远。正是这样的出发点，贝尔·胡克斯的写作有非常清晰的特征：以易懂清楚的语言阐释自己的独特的思考。她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和思考者，也是一个优美文字的诗人和作家，两者结合，她的理论书才华横溢，她的文学作品深刻独到。从八十年代起，贝尔·胡克斯开始她教书写作生涯，站在学院和公众两个领域，发出着自己不屈不挠的独特的声音。

1984年，贝尔·胡克斯出版了《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这是一本从种族、性别和阶级的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理论的书。写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正女权主义理论中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问题的倾向，为妇女解放运动指出新的可能和方向。贝尔·胡克斯说，“在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中，我们发现接受性别、种族和阶级一起决定女性命运这个思想是容易的，但是如何以此来塑造和武装女权主义实践却是极为困难的。”【4】为了一个可以使人人都能参与的运动成为可能，贝尔·胡克斯写了这本书，从十二个角度探讨女权主义的前途，探讨如何进行女权主义的实践。在书中，她把黑人女性放在探讨的中心，提出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是结束性别压迫，提出男性是我们结束性别压迫的同志。她还探讨了工作、教育女性、结束暴力等等议题，提出女性解放不仅仅是解放的问题，而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改变有史以来的性别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5]本书激情满怀，也成为一本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

五年以后，贝尔·胡克斯出版了一本新的书，书的名字就是《顶嘴：思考女权主义，思考黑色》。书的内容是很多短篇文章的合集。在这本自叙性的书里，贝尔·胡克斯讲述自己是怎样通过写作，通过话语发现自己的声音的。她说这是一本难写的书，因为要谈论自己，要把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中，要揭示个人的寂寞，丧失和悲伤。她谈到空开谈论自己需要的诚实的勇气。谈到顶嘴，她这样写到：

在我成长的南方黑人社区的世界里，顶嘴意味着平等地与权威人士说话。意味着敢于不同意，有时也意味着有观点。在‘老派’的人看来，孩子意味着看得见但是听不见。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都是老派人物。你是个孩子，你让别人听见你，就是要自找惩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打你的手背，扇你的耳光，拧你的胳膊和腿。

贝尔·胡克斯在另一篇专门谈到写作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寻找词语之中的光，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与主流社会顶嘴的方式。”【生长在黑人的小镇上，写作是一种不可能，但是对词语的渴望使她迷恋每一个写字的可能。日记是她最初的写作，虽然日记并不被看成是写作。这种自白性自我反思性的写作是她记录她不太敢正视的现实方式，是她的个人证词。后来因为害怕被别人发现她所写的东西，怕别人认为她不正常，她把日记都毁掉了。她回顾说，“那些不间断的日记写作的年岁对我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自白性写作的领域我能够发现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发现自己的声音和社会设定，也就是说，需要藏起来，涵盖起来，隐蔽起来的这种社会设定之间，还是有很强的让人恐惧的紧张关系。结果最终是我把日记都毁掉了。”胡克斯的经验对很多生长在压抑女性成长的环境中渴望写作的女性来说，实在太熟悉了。

这样的生活经历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陌生。贝尔·胡克斯代表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女性。写作是逮住声音的一个方式，是抓住声音，把声音紧紧地攥住的方式。贝尔·胡克斯提倡写作，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鼓励每一个女性写作，以与主流话语顶嘴的方式，介入谈话，找到自己的声音。

贝尔·胡克斯在另一篇专门谈到写作的文章中谈到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寻找词语之中的光，目的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与主流社会顶嘴的方式。”【6】生长在黑人的小镇上，写作是一种不可能，但是对词语的渴望使她迷恋每一个写字的可能。日记是她最初的写作，虽然日记并不被看成是写作。这种自白性自我反思性的写作是她记录她不太敢正视的现实方式，是她的个人证词。后来因为害怕被别人发现她所写的东西，怕别人认为她不正常，她把日记都毁掉了。她回顾说，“那些不间断的日记写作的年岁对我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在自白性写作的领域我能够发现自己的声音，但是在发现自己的声音和社会设定，也就是说，需要藏起来，涵盖起来，隐蔽起来的这种社会设定之间，还是有很强的让人恐惧的紧张关系。结果最终是我把日记都毁掉了。”胡克斯的经验对很多生长在压抑女性成长的环境中渴望写作的女性来说，实在太熟悉了。

从1989年起，贝尔·胡克斯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新书。有小说、自传、诗歌、也有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她极为勤奋和多产，她自己说她几乎每天都读一本新书。因为在大学里执教，她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文学、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作为一个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教授，贝尔·胡克斯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耳中。她相信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改变这个世界，把世界改变得更美好。2003年出版的《不被束缚的声音：12位美国女性知识分子》一书对二百年来美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和介绍。书中是这样评价贝尔·胡克斯的：“毫不奇怪，贝尔·胡克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学院教授。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和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说的一样，胡克斯也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创造性的思考者、在思想领域中的探索者，能把自己推到思想领域的极限边缘，超越极限和边缘’，就在这样的地带，知识分子对传统和教条提出挑战性的问题。”【7】

1990年的著作《渴望：种族，性别和文化政治》是一本文化批评文集，从后现代理论、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性别和种族的政治的角度探讨大众文化以及文学、电影中对黑人形象的再现。虽然黑人形象在逐渐改变，但是，在后现代的美国社会里，很多黑人更感到异化和隔绝。这种心理的异化导致他们渴望改变，渴望黑人的真正解放。在书中，贝尔·胡克斯强调黑人的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强调黑人的互相支持和团结，强调要赋予自己以力量。这些文章，如贝尔·胡克斯的其他文章一样，文笔犀利，分析深刻，激情满怀，是一本重要的有真知灼见的文化批评著作。

1991年出版的书《掰碎面包：起来反抗的黑人知识分子生活》是贝尔·胡克斯和美国另外一个著名的黑人男性知识分子科奈尔·维斯特就黑人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的位置和作用而展开的对话。胡克斯和维斯特两个人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对美国的黑人研究都有卓著的贡献。胡克斯是文化批评家，维斯特是哲学家，他们之间探讨性别，种族，黑人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对如何重建黑人文化和社区有很多真知灼见。胡克斯把这些对话看成是黑人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的证词。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对黑人的消费、对黑人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黑人的民族主义等等都进行分析，他们希望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是黑人男女共同合作的榜样。

1992年她出版了专门探讨黑人在文学和电影中的再现的专著《黑人的样子：种族与再现》，通过对文学和电影的解读对黑人形象做了很具体的分析。贝尔·胡克斯自己说，“这些分析文章是我的反抗的姿态，是我把再现的形象推向极端的政治斗争，是我找到表达我所看到的一切的语言的斗争，特别是我想找到的抗拒主流的方式的斗争。面对很多我看得出来可是很多大多数老百姓相信的事情其实是虚幻……严厉的批评性的质询是能够穿透否认的城墙的唯一的实践方式……。”高度的责任感使胡克斯不愿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积极行动，对电视电影上的黑人形象进行分析。针对某些黑人形象与肤色的关系，胡克斯提出热爱黑色是一种政治抵抗的行为。为自己的种族骄傲，构建有尊严的自我，与有历史传统的贬低黑色的白种文化做斗争。

《姐妹们的甜薯：黑人女性与自我发现》1993年一出版就赢得好评，本书继续为贝尔·胡克斯赢得美国最出色的黑人知识分子之一的名誉。今日这本书成为美国非洲裔美国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经典。在这本书里，胡克斯检验黑人妇女的情感是怎样被日常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伤害的，从工作、美容、伤害、上瘾、性欲望和与自然的隔绝等方面，胡克斯检验当代文化与黑人女性的关系，建议自我发现的种种办法，建议如何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消费性的资本主义做斗争。这本书是为平凡的黑人妇女写的，从生活小事出发，贝尔·胡克斯希望能帮助每个黑人女性获得认知自我的力量。

九十年代，除了关注黑人形象在文学、文化产品中再现的问题、提倡黑人文化和黑人文化本身的问题之外，贝尔·胡克斯还对教育进行研究，她格外关注教育问题，特别是教育的具体方式方法，在《教书是穿越：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1994）一书的开篇，她这样论述，“教育作为自由的实践是一种教育任何人都可以学的方式，学习的过程对我们这些教书同时相信我们的职业是神圣的人是容易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分享信息，同时是分享我们的学生的知识和精神成长。”本着这种态度，她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式，特别是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进行教育。贝尔·胡克斯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一个会批判性思考的人能够发现自己，能够改变自己，也能够主动改变世界。胡克斯说自己对教育的具体方式的关注是自己的政治行动的表达之一。贝尔·胡克斯还针对“课堂里的多元文化”问题，讨论了对这个概念的根本误解。她论证说，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与让每个人都在课堂里说个不停有根本的区别。课堂不是理疗的地方，而是发现自己的地方。她对所谓的课堂民主――让每个人都说话――不以为然，相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挑战。评论者对贝尔·胡克斯的论点表示赞赏。贝尔·胡克斯对教育的关注在2003年的新书《社区教育：希望的教育方式方法》里继续发展，强调采用新的教育方式，通过提供希望来教育和促进每个人的改变，包括白人。

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继续对文学、艺术、影视中再现的黑人形象进行研究和批判。1994年的著作《不可接受的文化：抵抗再现》，1995年的《我心中的艺术：视觉的政治》以及1996年出版的电影评论集《从影片到真实：电影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评论、艺术评论和影视评论集。在这些书中，胡克斯的文化批评视角总是让观众对看成理所当然的文化现象有新的感觉，她不但向观众的习惯挑战，迫使观众正视他们没有正视的问题，而且试图为建设黑人文化提出建议和意见。她的这些书都是对大众流行文化，精英文化或电影电视中的黑人形象的反思。她通过分析，揭示这些形象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关系，揭示这些关系是怎样制造出来，又被观众接受的。她向我们的艺术概念挑战，扩展我们对艺术的感觉和思考。胡克斯认为艺术和影视再现和创造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这个前提下，流行歌曲、艺术和影视的作用很重大，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潜意识地在宣传观众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胡克斯因此分析很多电影中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电影的制作者大部分都是黑人艺术家。她评论并不是批评和赞扬，而是分析和阐释。这些书都被专业人士评论为“有洞察力、智识高超、引起思考”论文集。【8】

贝尔·胡克斯的回忆录《黑骨头：少女时代回忆录》是一本独特的回忆录，文字既是散文也是诗歌。在这本自传里她回忆自己从成长过程，试图为黑人文化留下历史的见证，虽然有的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本书过分地要讲一个黑人的故事，对黑人生活有理想化的倾向【9】，但是这本书同时也被评论家誉为是“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的自传传统的重要的补充”【10】。与此同时，贝尔·胡克斯写作了专门为儿童和少年阅读的著作。这些少年儿童文学表达了胡克斯对新一代教育的努力。

从新的世纪起，贝尔·胡克斯开始新的写作方向，一个是对爱的研究，一个是对黑人男性的研究。这些书代表了她研究的新成果：《关于爱的一切：新视野》（2000）；《拯救：黑人和爱》（2001）；《改变的意志：男人，男性气和爱》（2003），；《我们真酷：黑人男性和男性气》（2004）。从这些书的题目上可以看出，贝尔·胡克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男性的自我意识和解放。她认为只关注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理论是片面的，女权主义理论要扩展到对男性的性角色和左右的研究上。我们需要男性和女性站在一起改变性别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而男性需要理解自己的位置和需要。这些书是对美国男性文化历史，特别是黑人男性文化的研究，不但有开创性的意义，本身也拓展和丰富了女权主义理论。对爱的研究，是贝尔·胡克斯对女权主义伦理学的新贡献。早期胡克斯的文字充满了愤怒，九十年代末以来她的写作里洋溢着理解、同情、原谅和支持。她指出，爱的伦理在现代社会里被个人主义代替了，而爱的伦理一直在社会正义运动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胡克斯提出具体的方式来帮助人们以爱的伦理来愈合生活和世界的创伤，治愈社会的非正义，安慰我们自己的心灵。2007年，贝尔·胡克斯有两本书问世，一本是对种植园文化的研究，一本还是关于爱。从2000年以来，贝尔·胡克斯的创造力继续增长，她现在几乎每年出两本书，她不用电子邮箱，不上网，完全专注写作，创造力极为旺盛。2007年她出了新诗集《当天使谈论爱情》，标志着她在诗歌上的新的成果。

贝尔·胡克斯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理论家》把贝尔胡克斯列为三十五位二十世纪改变了美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13]该书以哈佛教授康纳尔的话这样开篇介绍她：“贝尔·胡克斯对知识分子生活、美国文人和黑人思想的独特的贡献，在于她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挑战性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单独一个人的既对自己坦白直率，也向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各种非人的力量挑战的斗争。”[14]

贝尔·胡克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是从多重角度进行的，她的批评声音尖锐而犀利。作为女权主义者，她批评美国社会中的性别主义，对文学、电影和大众文化中的性别主义倾向进行分析和批判。她的主要著作都是围绕着性别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展开。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她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也进行挑战性的批评。她不仅批判白人文化的种族主义，同样也批判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出生于劳动阶级的学者，她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阶级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坚持自己的边缘立场，向既存的理论进行挑战，既通过挑战检验理论意义和针对性，也帮助修正和提高这些理论。从性别、种族、民族、阶级、边缘、全球与地方等等角度出发，贝尔胡克斯分析美国社会与文化，像一个勇士与多重敌人做战。她描述自己是一个“黑人女性知识分子，革命活动者”。这种自我描绘的革命立场在美国知识分子中是很罕见的。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自传性写作与女权主义政治立场

从贝尔·胡克斯的出版第一本书到2007年，她已经出版了近三十本书。这些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胡克斯写作的个人自传性。除了她早期的理论书籍，在她的大部分书里，包括理论书籍，胡克斯的文字都有明显的自传性写作特点。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阐释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和观点。这种写作方式，她是极为有意为之的。在谈及自己的写作的文章里，她不只一次地探讨自己写作的风格与立场的关系，谈到自传写作风格与女权主义立场的关系。“在我最初开始写作女权主义理论的时候，我的写作里没有个人自白性。后来我开始把运用自白性的故事作为与各种各样的读者交流的一个策略。从一个劳工阶级的背景出来，我对可以与越多的老百姓交流越好的具有解放性的女权主义理论极为关注。通过演讲和对话，我发现无论什么种族和阶级的听众都相当愿意就复杂的理论议题交流，如果这些理论能以他们理解的方式提出来的话。运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个思想，是在学院女权主义思考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更为通常的性别话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本着这样的立场，她的写作呈现出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分析她的写作，可以看出，她的理论写作的自传性风格来自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的几个方面。

第一，自传性写作是她的女权主义立场的表达。她的理论不是关在学院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是立志与大众对话的思想交流。胡克斯早期是以她的《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等理论性学院写作闻名的。她发现学院内似乎认为理论就是干巴巴的，越干巴抽象越显得有水平。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是学院理论热潮的时代，从欧洲来的理论很多都充满了行话术语。女权主义理论也夹裹在其中，很多女权主义理论书籍充满了各种术语，非得内行的人才能理解。胡克斯下决心与这种潮流对着干。她坚持反自我中心精英的立场。比如，胡克斯以理论书中有引言但不加注释而独树一帜。她的出发点十分直接：把复杂的理论以非学院语言与大众交流。大众并不关注你的引言的出处，所以没有必要以学院方式来把本来读起来很顺的书，用注释弄得磕磕巴巴的（胡克斯也写非常学院规格化的著作和文章，那是专门给学院派写的）。她的这种理论写作遭到某些学院派的非议。胡克斯反驳说，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并不以写作的抽象风格、夹杂各种名词和多种注释来显示。她说，批评性写作当然也是创造性的，那种认为学院理论和批判性写作不能带有创造性写作的活力，本身就是精英自我封闭的方式。她认为女权主义运动使我们的写作更为多样化，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不是随着已经存在的精英中心的标准亦步亦趋。

第二，自传性写作是胡克斯女权主义写作的策略。女权主义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理论为胡克斯以及每个人提供了探索个人自传性写作新的空间和可能。写出来或说出来对那些历史上被迫沉默的人来说是抵抗压迫的第一步。但是出色的个人自传性写作本身是一种艺术，并不是写个人的故事就一定容易和简单，虽然的确有很多容易简单的个人故事的存在。写作个人故事的目的并不是宣扬自我沉迷、自我迷恋。胡克斯说，“我对自白性写作的最大的兴趣是当这种写作是一种可以使我们进入个人的领域并超越个人的领域的方式。”在她的写作中，个人故事是一个前奏，给读者提供她是谁、她在何处的方位，给读者一种可以自我联系的方式。特别是作为从劳工阶级出生的女性，胡克斯愿意以自己为例子，为非洲裔美国人做出榜样。

自传性的写作，被很多人看成是初级写作，特别是在理论中夹杂自传，有人认为这种写作方式使理论太容易与每个人的生活关联了，好像理论非枯燥不可，否则就失去了理论的严肃性。胡克斯反驳这种论点。她以里尔克的《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对为例，说明理论写作中夹杂自传体的力量。胡克斯的少年时代，是里尔克的这本小书，给了她写作的激励。“我没有听过任何批评家贬低这些信的自白性质。各种各样的读者似乎都同意这些信丰富了我们对写作的理解。对创造性过程的理解。”“任何写作都是自白。”胡克斯以另外一个作家珊瑞·默拉咖的话为例，论证说，“女权主义对自白性写作的关注形成了一个文化语境，在这个语境内，过去和现在的女性的自传写作能够被承认和认知。如果误用自白性叙述，导致对这种式样的贬值，对当代写作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样，胡克斯要求自传性写作要有艺术和技能，要有价值，不是任何自白性写作都有意义。因此她要求批评家要对自白性写作进行分析和批评，要有标准。“女性不应该害怕批评女性写作中的缺乏标准。纵容表扬那些没有感染力的、没有文学价值的写作，意味着这些评论家合谋在为女性写作的贬值，为未来的沉默，设立舞台。”怀着这种责任感，胡克斯对女性自白性写作中的误区进行严格的批评。在分析一个名叫凯瑟林·哈里森的自传《亲吻》时，胡克斯探讨“自白的政治立场，”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性别的作家，在没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时，选择泄漏他或她的私人生活的事实，揭示他人生活的细节，都牵涉到伦理的问题。”胡克斯对那种为了名利而暴露的私人文学感到愤怒，认为自白的自由不是没有标准的自由，“珍惜艺术表达自由的作家和读者，应该批判性地反应――抵抗降低和贬低艺术真谛的潮流”。

第三，自传性写作是自我解放的步骤。在《写作自传》这篇文章里，胡克斯说，“对我来说，写作我成长岁月的故事与渴望杀死那个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我却不必真死。我渴望杀死那个写作的自我。一旦那个自我走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我就可以容易地变成了我自己的我。”“通过写作自传，我不仅甩掉了这个葛劳迪亚（胡克斯的原名），而且甩掉了揪住我不放的过去，甩掉了让我无法生活在现在的过去。我不想忘掉过去，但是我想与过去一刀两断。写作中的这个死亡是解放。”【11】过去是痛苦的过去，是生活在南方的黑人小镇上，由于热爱阅读，被周围的环境视为不可理解和疯狂的过去，写作让这个过去的痛苦喷发出来，化成了理解。自传性写作具有解放和心理治疗的力量，胡克斯如此认为。胡克斯因此鼓励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来写自己的故事。“每个女性自传性的叙述，当写得好的时候，其声音都具有更为有意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自我解放。

激进女权主义：“有远见的”女权主义

三十多年的女权主义运动对美国社会和生活有根本的改变。但是新的一代人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他们把女权主义对社会的改变和成果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保守的主流媒体的渲染下，女权主义被描绘成是反对或仇恨男人的运动，导致年青一代的女性不愿意被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2000年是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高峰。政治上美国人民选择了保守的共和党人为下一届总统，主流媒体丑化进步的力量，攻击女权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贝尔·胡克斯写作出版了《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这本书。贝尔·胡克斯认为学习女权主义理论和历史是每一个人自我实现和行使自由的基本教育。她认为女权主义是“激情的政治”立场――任何一个向往自由、平等、爱都会采取的政治立场。

《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集中体现了贝尔·胡克斯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胡克斯命名她的立场为“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思想，区别于一般的女权主义思想。有远见，是因为对未来有信心和计划。胡克斯的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包容性的理论，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意义的理论。在《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中，胡克斯首先对什么是女权主义进行定义。她把女权主义定义为：“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这个定义很清晰也很包容。一方面这个定义明确指出，女权主义的敌人不是男性，而是性别主义。而性别主义不仅仅表现在男性身上，也表现在女性身上。现实是我们人人都在性别主义社会里出生、成长，我们人人都接受了性别主义的教育。为了结束性别主义，性别剥削和压迫，我们每一个都应该对自己的性别主义意识有警觉和认识。从这个定义出发，贝尔·胡克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女权主义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包括提高对性别主义的意识程度和认识、姐妹情谊、教育、女性身体、生育权利以及女性美、女性与阶级、种族、工作的关系、女性与暴力、女权主义婚姻观、性爱观、做父母的方式、阳刚之气、宗教、爱和全球女权主义的前景。胡克斯在分析这些议题的时候，总是从多面性考察，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划分。比如，胡克斯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与女性之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既有被压迫的方面，也有压迫别人的可能。比如黑人男性可能在社会上受到种族歧视，但是回到家里，他就在家里以父权制的权力压迫黑人女性。黑人女性可能被种族和性别歧视所压迫，但是黑人女性可能有阶级力量，也可能在家里对孩子实行暴力压迫。在探讨家庭暴力时，胡克斯特别指出家庭暴力并不只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实际上很多家庭暴力行为是母亲对孩童进行的。父权制给与母亲权力来对孩子施暴。所以，家庭暴力是一个多方面关联的暴力。贝尔·胡克斯并不认为男性是唯一的性别主义实践者，女性也同样是性别主义的载体。女性不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也可能是暴力的执行人，暴力的实施者。胡克斯提倡包容，她坚定地认为，没有男性参与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女权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结束性别主义，所以女权主义需要男女的共同合作。女权主义的核心是爱，她说：“如果男人和女人想要知道爱是什么，就得想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因为没有女权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们缺乏创造爱的密切纽带的基础。”“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智慧的、爱的政治。我们的立场的灵魂是要结束统治。爱不可能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扎根。”贝尔·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是要结束任何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真正的平等、尊重关系。从经济、教育、性别、性倾向到爱，两性之间的爱和同性之间的爱、父母与孩子的爱等等，胡克斯以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审视这些问题，提出新的主张。

第二，胡克斯对女权主义运动也进行严格的批评。胡克斯希望以简洁的方式在这本书里勾勒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她坚信，女权主义是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一场革命，她呼吁创造新的包容一切的女权主义运动。这本书从十多个方面既论述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描述了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在探讨女权主义的力量发展的时候，胡克斯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毫不留情。比如，她批判女权主义运动初期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要求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问题代替其他阶级女性的问题。当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希望到社会上参加工作的时候，其他种族的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早就工作了。贝尔·胡克斯提出，参加工作不意味着男女平等的实现。经济上的自足才是平等的基础。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胡克斯批评运动内部的权力斗争，指出某些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自以为代表整个妇女，其实只代表他们的集团利益。她分析“姐妹情谊”是怎样逐渐瓦解的，指出乌托邦式的姐妹情谊不能持久。真正的姐妹情谊建立在共同的承诺之上，那就是为反对父权制而斗争，那就是放弃自己的阶级、种族特权。只有在这样基础上建立的姐妹情谊才会强有力。胡克斯还对女权主义理论学院化进行了批评。她指出，虽然学院化对推进女权主义思想至关重要，但它也同时制造了困难。那本来是直接从理论和实践里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被注意。好像一大批女权主义思想家绑在一起，组成一个精英小组，专门写作只有那些“在里头”的人才能懂的理论。胡克斯愤怒地说，“女权主义理论开始住在学院的破房子里而与外部世界很少联系。”结果就是“女权主义学院化，其结果以非政治化、非激进化的方式，瓦解了女权主义运动。”这是造成女权主义运动式微的原因之一。

第三，胡克斯画出了未来女权主义的蓝图。在每一章里，贝尔·胡克斯都从“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胡克斯认为，女权主义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派别。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革命派。改革派主要是有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构成。改革派是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女权主义。她们要求的是在现行的父权制的体制内进行改革，使她们自己有更多的权力，比如同工同酬等，并不是真正地结束父权制或以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的性别主义政治。胡克斯提倡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这种思想既不反对男性，也不只要使妇女有像男性同样的权利。”这种女权主义要求从根本基础上改变父权制，因为父权制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基础。具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相信每个女性都要与自己思想内部的敌人进行斗争，“这个内部敌人是我们内在化的性别主义。”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要“创造出群众性的教育运动来教育所有的人什么是女权主义”。要运用杂志，电视，广播等等一切手段宣传女权主义的理论。未来的女权主义坚定地支持女性的生育权，女性追求美的权利，女性追求身体自然状态的权利。有远见的女权主义将和阶级精英主义决裂，未来的女权主义者应该住到低收入者的房子里去，“以女权主义原则创造的合作居住的房屋将展现出女权主义的斗争与各阶级的妇女的生活都有关系。”胡克斯批评美国女权主义者们的沾沾自喜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号召“世界各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日益增强超越种族、民族和国籍的团结。”有远见的女权主义反对暴力，不论是男人对女人的暴力，还是成人对儿童的暴力。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提倡“一种新设想的男性阳刚之气”来教育男孩子和男人，关注男孩子的教育问题，培养没有性别主义思想的新一代人。在如何做父母的问题上，胡克斯相信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有同等的责任，强调“对男性作为家长在孩子的成长和性别平等中的作用，”不是把教育都推给母亲。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提出了自己的婚姻与性爱观，强调每个人都的自由和相互尊重的伦理观，性道德观，“真正解放的女权主义的性别政治立场将永远把女性的性主体当作中心。”胡克斯说，“情欲的连接把我们从孤独与隔绝中拉出来，结成团体。在这个世界里，积极的性渴望的表达把我们连接成一体，我们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性实践的方式，这些方式肯定和滋润我们的成长。这些实践方式可能包括性放纵或独身禁欲，包括只选择一种性身份或选择在没有禁忌的欲望的领域内漫游，在相遇的火花和碰撞中与某个人相连，不管这个人的性别，种族，阶级甚至他们的性选择如何。”胡克斯认为，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心脏是爱。“有远见的女权主义是智慧的、爱的政治。我们的立场的灵魂是要结束统治。爱不可能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扎根。”有远见的女权主义还鼓励不同的宗教精神追求，“把宗教追求的实践和我们对正义和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胡克斯总结说，“有远见的女权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创造改变所有女性地位的策略，加强她们的个人权力。”“女权主义的政治目标是结束统治，使我们获得自由，自由的做我们想做的一切，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我们热爱正义，我们可以生活在和平中。”真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

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好评。评论者杰西卡·泼兹尼克说，“这本书虽然短，但是非常有力量。它探讨了当代女权主义运动面临的最有关的问题，从这些问题角度论述了女权主义的立场……这本书用简单直接的语言表述了复杂的议题。这并不是说她把问题简单化了，而是使这些议题对那些对女权主义作为学科而一无所知的人更可理解了。这本书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探索女权主义”。【12】另一个评论者戴维·阿兰·萨普认为这本书是给他的朋友们的最好的礼物，因为在短短的一百多页的书里，其思想含量十分丰厚，是给每个朋友的好礼物。【13】其他的评论者都认为本书写作的风格流畅易懂，是不太知道女权主义或者想更多地知道女权主义的人的必读书。

由于本书是为大众写的读物，目的是简洁地勾勒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如本书在探讨女权主义理论的各个维度上就显得有点简单，往往把复杂的理论争论一笔带过而直接地谈女权主义的意见，或女权主义改如何做，如另一评论者指出的，这种包容一切的论述还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化”的危险，可能会使那些对女权主义一点都不知道的人感到困惑。[18] 同时本书意在给未来的女权主义运动指出方向，书中在论述的某些论点的时候，也有些简化，急于给出具体操作方法。那些方法是否可行，比如要求不同阶级的女性分担同样的工作，或者有特权的女性住到没有特权的女性的房子里去等等是否可行，是否是另一种乌托邦？

然而，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这是贝尔·胡克斯描绘的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蓝图。贝尔·胡克斯为未来的女权主义发展列出了该做的事项，“我相信女权主义理论是具有转变性的――这对女权主义的政治立场至关重要。”贝尔·胡克斯对她的采访者这样说。【也许从今天的现实看，女权主义要实现这些美好的理想，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综观三十多年的历史，或近一百五十年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史，我们不能不感到骄傲。用美国另一个女权主义者茉莉·埃文斯的话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踏过如此长的路。”埃文斯骄傲地说，“从个人角度，我仍然想这个国家里令人最震惊的单独的一件事，就是妇女运动，无论是第一浪潮还是第二浪潮，都是在历史的眼睛一眨的那么个功夫发生的。内战结束很久之后，美国妇女仍然没有民事权、法律权、财产权。如果你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经踏过如此长的路，你会觉得我们除了庆祝之外，什么都不用做。”【16】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取得了很多成就，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这些改变与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是分不开的。贝尔·胡克斯的思考就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分。怀着对这位女权主义思想家的尊敬，我翻译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人，因为，女权主义是为了每一个人的。

本书的翻译得到王吉胜主编和季广袤教授的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无尽的耐心和坚定的支持。

2007年10月于美国海军学院

【1】关于英文的feminism是翻译成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问题，张京媛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的有清晰的讨论。张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翻译词，“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早期女权主义者政治斗争集中于为妇女赢得基本权力和使她们获得男人已经获得了的完整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是女权主义――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女性主义一词则强调性别。通过强调性别，“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Zhang:1992:4）王宏维在《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什么区别吗？》一文中分析说“当下，女性主义显然比女权主义沿用得更多，或许是因为前者未出现“权”这个字眼，对于看或听的人可能会显得更加平和一点，以免引发“女权”就是向男人“夺权”的联想。但是严格说来，女权主义的译法无疑是更加准确的。”因为“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五花八门，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其根本宗旨就是争取并实现男女两性在各方面拥有平等权力。”（2006年4月7日《南方日报》）上王宏维在译者同意王宏维教授的意见，虽然“女性主义”一词在中国已经获得公共流通，但是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女权主义”。鉴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中国还处在争取女性基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性别权力的阶段上；也由于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中的历史意义，当代女权主义者与早期女权主义是一脉相承，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虽然各个历史阶段奋斗和斗争的具体目标不同，feminism的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我从这两个角度看，在这本书中把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借以强调西方女权主义的历史和现代的继承关系，也强调在中国语境的特殊意义。

【2】Bell Hooks,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South End Press, 1989.

【3】Bell hooks. “Ain’t I a Woman: Looking Back,” In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South End Press, 1989. pp.148-155.

【4】Bell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Seeing the Light: Visionary Feminism,”South End Press, 2000. p. xii.

【5】Bell Hooks,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m, Thinking Black, South End Press, 1989. 5-6.

【6】Bell Hooks, Writing from the Darkness, The Beacon Book of Essays By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men, ed.Wendy Martin, Boston: Beacon Press. pp. 153.

【7】Lucindy A. Willis. Voices Unbound: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welve Women Intellectuals. SR Books, 2002. pp. 176

【8】James Winchester,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 57. No. 3 (Summer,1999).pp. 388-391.

【9】Steven Light, Autobiographical Desire, Callaloo,Vol. 22, No.1. (Winter1999), pp. 240-243.

【10】Evelyn E. Shockley,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31, No. 3. (Autumn,1997), pp. 552-554.

【11】BellHooks, Remembered Rapture: The Writer at Work, New York: Henry Holtand Company, p.81.

【12】Jessica Poznik, “Reactions to Hooks’“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http://www.gwu.edu/~medusa/2001/hooks1.html

【13】David Alan Sapp, “Everything we do in life is rooted in theory,”http://reconstruction.eserver.org/BReviews/revFeminism.htm

【14】See The Laughing Medusa, Online Literary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http://www.gwu.edu/~medusa/index.html

【15】Bell Hooksand Tanya McKinnon,“Sisterhood: Beyond Public and Private,” Signs, Vol. 21, No. 4, Feminist Theory and Practice. (Summer, 1996), pp. 814-829.

【16】Molly Ivins,“We Have Come Such A Long Way in Such A Short Time,” 09/25/2001.

真正的女权主义立场总是把我们从捆绑中带到自由，从无爱中带到爱之中。互助的伴侣关系是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