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层的革命

1、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 2、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3、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 4、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5、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 6、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7、苏联新体制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唯一的例外是集体农庄，它们被认为是农村集体成员的公共财产。 8、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所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续。 9、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 10、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 在长期专制下生活的民众也即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普遍道德缺失，因为他们面临低效的生产力经济体，不能获得充足的物资，消费品经常短缺，生活质量很差，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改变生活质量，那就是获得特权。而这条路无疑是要往官僚机构上爬，特权的位置是有限的，你不坐，就被别人夺取，如此之多的人争夺极其有限的特权位置，人搞人的政治在所难免，在这种氛围中，人心变坏，自私自利，不择手段。 中西方文化差异，并不适用于解释为何中国人善于权术，而西方人善于遵守规则。 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遵守规则；在社会主义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按照职位资格分配物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尊重程序正义，而中国人对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即痛恨又渴望。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众都被官僚等级决定物资分配的制度而同质化。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转 2011-12-18 14:56:44 没有找到这本书我在线与阅读了,在初高中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对苏联这个创造神奇的国家，曾与美国抗争与世界，下面我们就看看本书的序言：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极大地扩大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这已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想避免在苏联发生的灾难性进程，那么，苏联听任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意发展这一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俄罗斯最近的发展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经常在动笔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只是有时候遇到不明白的事情，集中精力一路想下去，到最后，写完了，想的问题也可以暂时放下了。所以说，写作对我来说是解惑的过程。其实读书也可以称作是解惑的过程，但总“得来终觉浅”，自己写出来好象印象深刻，哪怕摘抄书中的观点。这也让我想起李阳《疯狂英语》的一句口号：“看懂是假的，听懂是假的，说出来才是你自己的！” 有一件事情很有兴趣，一直没看过什么系统的材料，那就是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想找本儿这样的书看，于是买到了《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也许这样的书很多，只是以前没有关注过，现在则已成了过时的了。 苏联的社会性质： 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划分我一直存有疑惑。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关于新社会的讨论认为其在经济上应该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即公有制、计划经济、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使用。其实这些只是手段，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的社会。 可是解体之前的苏联采用了社会主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专制的、压迫的社会，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人民并没有掌权，从制订经济计划到个人生存发展，工人们根本无权参与制订决策。权力掌握在党-国制度的最高层。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 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取决于其政治生活中权力的特殊作用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和许多不同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相结合。而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民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权。从苏联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否认来看，它很少或者说在本质上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 苏联体制： 从一开始，苏联布尔什维克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一切权力都操纵在GC党手中。在苏联有两个平行机构来操纵，一个是国家机关，一个是党的机关，权力自上而下。党的权力来自于对政府和非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选举没有竞争。在苏联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非社会主义特征，一些是封建残余，一些则类似于资本主义。如斯大林的权力垄断、个人崇拜以及之后的寡头政治；对大众生活的控制；权力高度集中；企业内部的封建家长制；消费特权等等。在苏联最好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单靠有钱并不能得到它们。消费和一个人的地位、职务密不可分。 统治者“党-国精英”： 苏联的“党-国精英”是如何产生的呢？书中给出的办法有这样几条：从个人方面来讲，首先是正式教育，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出身，从卑微爬到精英是必须的；其次是个人关系，尤其是在学校和共青团里结下的友谊；再次是对上级的忠诚，这是提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第四是天分和能力；最后是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虽然很少有人真信官方路线，只是在适当的场合喊喊口号而已。 苏联的体制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它的普通成员不可能把精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他们可以利用关系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找好的工作，但苏联精英的每一代空缺大都由出身工人、农民受过教育层层爬上来的人填补。 苏联党国精英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但又处处受到限制，不允许个人积累财富，不允许身份传给后代，这限制了他们与体制的亲密关系。他们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一旦失宠就失去一切。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说服工作和学会妥协，而不是作出绝对命令。苏联政府官员平日里花言巧语，声称工人阶级的国家比西方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对党—国精英的职位作出很大的改变，但是，它却意味着这些精英分子所真正关心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减少。 党—国精英中确实有一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且坚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这些理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91年的著作、演讲和行为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社会主义民主的理念。在1992年10月，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坚持说他仍然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他认为“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这才是改革的正确的目标。叶戈尔·利加乔夫在最近出版的备忘录中甚至还把那些不友好的批评家当作是社会主义理想的真正信仰者。那些信仰社会主义的党—国精英，热情响应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民主化的号召。但是，他们在数量上十分有限。 第二种主要观点认为应该回到原来的旧体制，只能作点滴的改革。共产党应该继续执政，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指挥经济的发展，政治生活也应该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国精英为什么不能坚定不移地回到这一地位，就像他们告诉我们的消息中所说的呢? 大多数的党—国精英确信原有的体制需要作很大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旧体制越来越没有效率。这些党—国精英都不愿意为这种效率越来越低下的体制负责。如果这种效率的下降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最后，他们是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不支持改革，党—国精英也会感觉到压力。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改革的方向确实有多个。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党—国精英所坚持的个人利益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这第三种观点，在以前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是向资本主义转变。 乍看起来，党—国精英主张选择资本主义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想一想，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美国商会难道会呼吁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吗?教友会教徒会把一年的奖品颁发给一个像绵羊一样软弱的人吗?然而，苏联的党—国精英最终却拥抱了他们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强烈反对过的敌人。如果有谁去对这种转变作一些审查，他就会发现这种转变不仅自然而且还特别合乎逻辑。 党和国家的领导成员由于位居精英层确实有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可以使用豪华汽车。他们可以住进豪华别墅。通过特殊安排，他们可以得到质量上乘的食物、饮料和其他消费品。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能确保小孩进入最好的学校读书。 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收入从来没有公开过。但是，《星火》杂志编辑、苏联精英分子的猛烈抨击者维塔利·科诺提奇在1989年声称，政治局委员们的收入每月在1200卢布～1500卢布之间，最高领导层的收入也最高，大约每月2000卢布。当时的苏联企业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约是每月250卢布。因此，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一般产业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国，产业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是每年2.5万美元。这种工资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万美元。而美国高层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过这个水平。 1987年前后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别。它认为，苏联官员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替自己在新秩序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件在时序上不符。党—国精英抛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起始时间，要比通常的解释所说的时间早得多。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改革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帮助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甚至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他仍然接受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但是，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唯一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时，他们给了这一联盟争夺政权的能力，但他们不是这一联盟的唯一支持者，也不是第一个。苏联的知识分子是最早地、最活跃地支持这一联盟的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起到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足以构成单独一个团体。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转向亲资本主义的立场，对事情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经济改革把个体经济合法化了，某些一度在中央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买卖商品、过着各种非法的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灰色经济从业者，一公开露面就成了富有的商人。他们自然是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拥护者。那些有合法出身，但不是出身精英阶层的新业主——科学家、技术员、医生、牙医，甚至包括少数工人和农民——同样希望扩大自己私人商业活动的领域。整个新的私人业主团体，不管他们的背景如何，都给亲资本主义联盟提供了资金渠道。 因而，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从四个主要团体中获得支持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没有精英背景的私人业主、党—国精英。事实证明，尽管知识分子的主张、经济学家的设计、私人业主的金钱，通通对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盛作出了贡献，但只有党—国精英们的制度立场才是最关键的。 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存亡，与很多因素有关，只有不断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符合历史规律才能真正的崛起，现在我们的国家也是，要想不挨打，只有不断创新和发展，吸取历史的教训，总结经验，我们自身也是，要不断的创新自己，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http://xiangdaguangdian2.blog.163.com/blog/static/1949341262011111825644347/

意识形态是不可靠的，苏联的党国精英们的行动鲜活的证明了这一点。不光他们这样，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人都是利己动物，正如那句老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比现代人上班，所在的公司满足不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他肯定会想着去换个地方挣钱，这应该是正常的反应，那些理想主义者永远都是少数，或者有足够的利益或思想基础去支撑着这些有坚定信念的人。只不过苏联的这些精英们转变的有点迅速或者说等不及了，加之政府的改革计划事与愿违，国家没有走向复苏的道路反而变得更加糟糕，而且又急促的进行了全方位的民主自由化，从原先的政府控制舆论导向到舆论的恣意评论，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变得混乱、不明所以。这都是很致命的

苏联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国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有赖于领导人的运筹帷幄，更是人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