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 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 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 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 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 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 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 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 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 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 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 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 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 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 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 本主义地狱。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 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 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 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 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 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 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 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 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 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 年 6 月 20 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 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 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 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 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 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 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 它的路线。它仍是共产主义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 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 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 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 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 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 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 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 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 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 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 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共产党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 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 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 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 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 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 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共产主义垮台,被市 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 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 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 1947 年 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 1867 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 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 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 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 (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 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 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 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 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 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 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 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 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 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 1867 年的 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 1867 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 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 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 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 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 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 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 1947 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 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 1867 年的日本和 1947 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 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 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 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 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 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 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 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 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 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 1867 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 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 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 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 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 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 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 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 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 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 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 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 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 1867 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 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 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 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 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 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 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 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 1867 年至 1897 年的日本和 1947 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 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 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 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 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 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 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 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 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 于5%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 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 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 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 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 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 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 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 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 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 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 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 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 年的日本和 1947 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 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 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 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 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 1948 到 1978 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 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 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 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 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 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 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 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 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 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 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 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 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这章以日本明治维新后30年和印度独立后30年的发展的对比阐述中央经济计划的后果非常有说服力，也很有意思。 关于最后一段，我想，无论日本还是印度，在改革时都是向当时的西方学习的。日本明治维新时1867年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故而最初所学到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而印度独立于1948年，那时正值凯恩斯主义大行其事，社会主义抬头，苏联和中国的成立，美国罗斯福新政。（这些都是我在想当然，不对请轻拍，感谢指出错误之处）故而他们学到的就是那些东西。 若是两国改革时间对换一下，历史也许就会大不一样。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 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 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数目,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 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买得的东西) 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作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 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 两对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简图中归纳的四种可能性:

I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 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II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你会象I类中那样希望省钱, 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 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 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你会送给他现金,将II类中由你花钱变为I类中由他花钱)。 III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 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上算。 IV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 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 那么,这顿饭就成了III类和IV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 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III类——如社会保险,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 领到的钱——就是属于IV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IV类中带有一点III类的特征,即管理福 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III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夹在福利金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的。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I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 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 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 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 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 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引诱力是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 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得到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进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力也是强烈的, 而且并不总是能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使钱归于自己。 他们会运动议员通过于他们有利的立法,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 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 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查觉的后果。首先,它 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当得到好处的穷人。 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 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 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 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一百 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 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 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 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 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 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 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IV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 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象孩 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 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III类或IV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 人的钱,就只有象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 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为什么福利国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 由的原因。 前面几章以事实证明了福利社会并不可行。这一章则给出了福利社会不可行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也给出了真正要帮助那些穷人的最高效的办法，就是直接把钱给那些你认为真正需要帮助并值得帮助的人，让这些钱变成由他们自己花费的i类花费。其实我说的就是民间自发救济行为。民间自发救济行为若由捐款人自行操作，那conflict of interest就几乎不存在，整个救济活动也会更有效率，若由捐款人之外的人操作，在自发救济行为中捐款人也能直接监督操作人，虽然后者可能要比前者效率稍低，但无论那种都比由政府操作效率高的多。而其结果就是在救济资源相同时，受救济的人数增加，或者所受救济的人每个人得到的资源增加，亦或两者同时增加。 但这里存在一个容易引起人们担心的情况：在政府强制救济不存在之后，没有人愿意自发救济穷人。首先，即使是在现在饱受功利主义诟病的天朝，仍然存在类似的公益基金或者救助行为。现在比较火的环保运动（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虽然有些部分我并不认同），当然存在着那些靠绿色产品盈利的公司（题外话，我认为是环保意识产生了绿色商品还是绿色商品公司推动了环保，这个鸡还是蛋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也确实有着很多对参加者并无实质利益的活动。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自发行为并不一定就是自私的，自发行为也可以是利他的。我认为这与社会文化有关，受限与知识面，在这里暂不做讨论。 其次，在这里我认为恰恰政府的强制救济行为挤压了民间自发救济的空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些人会认为有了政府强制救济的存在没有必要再进行自发救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因为天灾或者人祸而遭遇不幸并希望得到救济的时候，捐款捐物的的确不少，但往往也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zf在哪里，这应该是zf责任。第二，当政府救济机构使用效率低下，甚至贪污救济资源时，可能会使一些人对整个救济行为产生不信任，并拒绝救济。（体制产生文化的又一案例）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红十字，以及希望工程曝光之后，虽然仍然有很多人愿意救济（但是通过自发组织），但是也有不少人拒绝再救济他人。（没做过调查，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第一章 市场的力量 1.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命令原则来运行一样，也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自愿的合作来运作。 2.一个主要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在的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质。 3.价格:传递信息，激励，收入分配。 4.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政府的作用.保护社会；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或设施。 5.社会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塑造各种制度；当然，物质和人的各种特性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范围。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建立一个主要依靠自愿协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社会，一个保护并扩展人类自由的社会，一个政府安分守己的社会，一个政府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 第二章 管制的专横 1.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也就对国家有好处，因此我们自身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如此一来，出现大量纷繁杂芜的限制条件，几乎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糟。为他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自己“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是典型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2.任何产业，如果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手段予以或明或暗的帮助，都很难在一国之内建立起垄断地位。 3.凡是那些个人享有较大的自由，普通公民能够支配的物质享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普遍地对对未来的进步充满信心的地方，我就会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靠自由市场来组织的。凡是那些国家对其公民的经济活动事无巨细地加以控制，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战统治地位的地方，我们发现其公民深受政治束缚，生活水平较低，而且几乎没有力量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这些地方，国家可能很富有并且创造出各种丰功伟绩，特权阶级也能拥有充足的物质享受：但是普通民众只是用来实现国家意志的工具。 4.与民族习性关系不大，凡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就存在进取心和事业心，创新动力，首创精神。当努力劳作和甘冒风险不能带来回报时，懒散怠惰，不思进取的情绪才会泛滥，而宿命论哲学正是对外部世界停滞不前的一种自我调适。 5.依靠政府管制，严重挫伤国民的创造性，保护既得利益，使其免受改革之害，决定何者生存的准则不是市场效率，而是官僚们的认可。 第三章 危机的解析 1.政府的失职而非市场 第四章 从摇篮到坟墓 1.社会保障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不富裕者向富裕者转移。 2.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美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福利国家会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自身的自由的原因。 第五章 生而平等 1.一个社会若是把平等（即结果平等）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运用强制力量来追求平等，只能摧毁自由，而强制力量会为一小撮人所攫取，他们以之来牟取私利。 2.一个社会若是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那么最终不仅会最终增进自由，也会增进平等。 3.自由的社会防止了专断的压迫，当然，它确实不能防止某些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但是，只要坚持自由，这些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就不会变成制度化的安排，成功者的地位和特权，时时面临着有能力有雄心的竞争者的挑战。自由意味着多样性和流动性，只要有自由，今日穷困潦倒者就有机会成为明日飞黄腾达者。 第六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1.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大，不仅导致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其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第七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1.政府同市场参与各方相比，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找到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不能比后者更容易估算出损益双方的收益和成本。利用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往往是以政府失灵代替了市场失灵。 2.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公众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不需要这种政府管制。假如政府真的能够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食用的东西或从事的活动的利弊的信息那么政府就应该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不过，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第八章 谁在保护工人 1.这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竞争是迄今人们所发现或所发明的，优点最多缺陷最少的保护方式·····为什么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中小学教育质量总是如此差劲？因为在这些服务领域，我们总是没有第二个选择。 2.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雇主为优秀雇员开出高工资时，这种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来源于个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资本投入以及更加先进的技术。 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1.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引起的，而不是产出的增长所引起。 2.在当今社会里，由政府决定，或者说政府有权决定货币数量。 3.治理通货膨胀只有一种可行办法，即放慢货币量增长速度。 4.通货膨胀的发展及其治理都很耗时——至少几年，不会是几个月。 5.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发生的负面效应是不可避免的。 6.我们以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然是一种错觉。真正的选择是：要么把高失业率作为高通货膨胀的后果，要么把它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 第十章 潮流在转变 1.当我们是大多数中的一员时，看到少数人的自由受到干涉，并不会有怎样的感同身受，然而当我们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时，这种感受才会深刻——而且我们中的大多数迟早会有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的时候。 2.对于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来说，一部成文宪法并不是充要条件。如同英国，尽管只有一部不成文的宪法，却造就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制定宪法时，其实就是一字一句的抄袭美国宪法，而他们迄今全都未能建成一个自由的社会。无论是一部成文还是相对来说不成文的宪法，但凡能够发挥其社会效力，就必须受到普遍大众及其领导人在思想上的支持。 3.对人类自由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权力的集中，而无论是集中在政府手中还是任何个人的手中·····我们终于懂得让人们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自由地支配他们的生活，才是让一个强大社会发挥它全部潜力的最可靠的途径。

在这一章，弗里德曼先生认为政府对教育的管控使得教育整体上变得低质低效，分别从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变现状的代金券计划。 一、中小学教育 美国公立学校的日益官僚化和集权化使得教育支出不断膨胀，但换来的确实产出的下降（学生人数下降、学校数量下降、教学质量降低）。问题就在于其制度安排，教育活动同经济活动没什么不同，在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的时候，企业才会为求得生存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同样的，也只有在家长有充分的教育选择权和控制权的时候，教育产业才能在竞争者产生更高的效率。但是目前学校教育的集权化弱化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增强了生产者的市场力量，那么低效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他们仍然在教育方面拥有自有选择权，不过却交了两次学费，为政府开办公立学校纳税算是交了一次，给私立学校交学费时又交了一次。 教育公办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教育平等，但是实际带来的结果却是社会各阶层的分化，市区内每个学生上学的费用往往和较富裕的郊区一样高，但市内的教育质量却相当低。郊区的家长从其纳税行为中所得的回报，要比市内的家长多得多。 二、高等教育 法律没有规定高等教育的义务性，因此在高等教育的选择上，学子们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这一方面减轻了质量问题，一方面却又加剧了平等问题。 1.质量 官办学校的学费较低，因此其吸引来的学生不一定全部都是真心实意想要接受教育的学生，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退学率很高，缺乏学习的热情。私立大学就不一样了，高昂的学费使得“教育服务”的买卖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为对方服务，学校会努力提高其教学水平和质量，学生也会去努力学习以使得自己购买的教育服务物有所值。凡是办学质量越高的学校，市场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 2.平等 在说明为什么应该用税收来资助高等教育事业时，理由通常有二：一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社会收益”，二是为了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从社会收益角度来看，企业生产效率以及资本利用率的提高也能带来社会收益，但是没有谁据此推论说应用税金对其进行补贴。同样的，如果说接受更高的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某个人想要提高自己的经济生产率，完全可以努力赚钱购买高等教育，个人的自利之心足以激励他去接受更多的教育。“看不见的手”自会使得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人们的个人利益是违背社会利益的。 从教育机会均等来看，对高等教育的补贴的结果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收益最多”，因为这些人往往去读那些耗资较多、学制较长的大学。 针对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本章提出了“代金券计划”，意即政府承诺，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公立学校从而政府不必为你支付教育费的话，就发给你一张代金券，当且仅当你用它来为孩子交学费的时候，它才能作为一笔现金使用。这样可以避免选择私立学校的双重交费问题，也增大了家长在教育选择上的自由权，从而可以带动教育产业的竞争，提高教育生产率。当然文中还就该计划的一些反驳意见及施行障碍进行了分析，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高等教育问题解决时，弗里德曼先生还提到一种方法作为政府出资的替代方法，就是讲在教育上花的钱当做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如果受教育者同意将以未来工资规定部分还给投资者，投资者便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这种方法使得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 （我认为这个解决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可能A和B接受的是同一种教育，但仅仅因为A在毕业后工作更加努力更加勤奋或者其天资更为聪颖从而取得更高收入，由此便不得不承担比B多得多的教育成本，这是不是构成另一种形式上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