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的历史

Everything不过是“全部”而已，大可不翻成“至高无上”，赫尔德跟Hermann好像不能是一个人，always丢了，“的特性”是不是也怪了点儿？Madvig音译作马德维希，大概是按德语的习惯，汉语文献也有译作马德维格的，大概是英法的习惯；按丹麦语的发音规则，似乎g在i后面是不发音的（当然丹麦语似乎怪得很，音译也不一定非按着它来，这里只是顺带提一提）。Be identified的被动需要翻出来，“接近于”很不准确，“推测修正”似乎可以用中文文献校勘里更常用的“理校”来代替（后文的conjecture跟它是一回事，译者则分用了“推测”和“猜测”两个词，显然缺乏全盘考虑）。Classics在这里是指“古典作品”，也就是conjectural emendation的对象，因为这个词的理解错误，译者对于本句的理解走上歧途，而译文也就变得全不可解了，甚至我要挑错都有些无从下手。Grounds这里是说的“理由”，所谓“与研究对象完全分离的理由”，就是比如下面提到的Lachmann和Hermann对数字的迷信之类。在明白whole works是说整部整部的古典作品而非古典学著作后，spurious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译为“伪作”。而除了词义理解错误以外，这整个句子的结构他也完全弄错了，dismemberment和rejection应该是proceeded的并列主语。

Via ac ratio本身只是“方法”的意思（这个词组是被拉丁学者用来翻译希腊语的methodos的，而英文现在也还说“way and reason”），所以要加“the”来特指，并且是“语言学方法”（如上所说最好还是改成“语文学方法”）的同位语，翻译时不能把它放进括号，搞得跟它是“语言学方法”的原文一样。Magic wand（魔棒）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必要翻成“灵丹妙药”，用魔棒一碰门开了是童话里常能遇到的，靠嗑药把门弄开就比较奇怪了吧？House跟“房间”不一样，又为什么放着“宝库”两个字不用呢？The gold翻成“黄金”就好，没什么这种那种的。“这些谬误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估计也是没看懂原文而编出来的，原文的大意是“消除了这些错误也不能够有益学术”。这里可以多说几句，在Lloyd-Jones的导言里提到过维氏的文风是影射式（allusive）的，这里他就在影射语文学对于文本校勘的一贯信念：在文本传抄过程中会产生错误，消除这些错误就意味着接近原始文本，从而也就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进展，而要消除这些错误，就需要校勘和语文学的方法——但不幸的是，现在添乱的并不是文本传抄，而是这些自以为是的语文学家了。不过另一方面，译文倒是也给我一些联想：译者是否考虑过，这个译本里那么多的谬误“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究竟要怎样才能消除呢？——我想至少我这篇小文章肯定是做不到了。

这第一句又完全弄拧了，错儿忒多，不挑了，原文大意是“即使是说在当时的期刊甚至校本中提出的一千条理校里有一条是对的，都可以算是一个慷慨的（中文更习惯说“乐观的”）估计”。“这种”其实原文根本没有，athetesis跟前面的conjecture是两个不同的手段，哪里能有什么“这种”、“那种”？Athetesis译者说叫“删记”，大概是“删除而做标记”的意思吧，但读者能理解“删记”这个词儿的请举下手看看？从具体处理手法上说，固然有删除而做标记的（还有不做标记直接删的），但是也有不删而只是做标记的（早在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时代，对荷马史诗中疑伪疑衍的诗行，就有在前面划个横道的做法），所以“删记”肯定就不太合适了。但是athetesis这个词中文该怎么翻译我一时也想不好，它大概可以说是汉语文献校勘学讲的衍文处理，但我们讲衍文好像通常不考虑作伪或者“附益”的情形（这另成“辨伪学”一门了，而且讨论的似乎以完整的书籍或者篇章为多），而西方所谓的spurious则把这几样打通了，既包括衍文也包括伪作，既可以用在整部书或者篇章上，也可以用在段落句子上，对后者的处理标记就是所谓的athetesis。后边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在……在”，and翻成“和”不就够使的了么？——但译者经常这么做有一个好处，让我回忆起了小学时候数着方格凑作文的情景，呵呵，但是这里如果不用“在……在”，而加上“的整理中”，字数不是凑得更名正言顺么？Peerlkamp末尾的p我估计还是发音的，要不然博格坎普咱也叫“博格卡姆”算了。注501很不幸地没被翻成中文（我复核这个发现的时候，又不小心看见注483和485也没翻，see above/below之类的似乎统一不翻，其它字句漏译的就更不计其数了）。不过这最后一句虽然有点别扭，毕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这可能是我评论到现在他表现最好的一句，必须恭喜译者一下。

“信仰”可能说得过了一点，所谓数字中的隐藏效用，应该就是拉赫曼靠数每页行数、间隔页数来推断错简的做法，有个“确信”就足够了。Heaven knows what else是跟悲剧对话和塞涅卡戏剧并列的，而不是跟那两种方法。“结果”是多出来凑数的，had only to是“只要”，the division应该是词与词或者诗行与诗行之间的分界，翻成“章节”证明他对于赫尔曼完全没了解。It seemed是个插入语，是针对整个句子的，而不是说他所谓的“章节”。Critical problems可以翻成“校勘问题”，但如果非把“textual criticism”叫成“文本批判”的话，那么这里也还是统一为好，别一会儿“批判”，一会儿又“批评”；另外凑字数的例子又来了：“所有批评问题……所有批评问题”这样累赘的句式，会让人觉得是在骗稿费的，虽然我是真的很想相信译者仅仅是中文不好，或者不善言辞。

Numerical是“数字的”，也就是说的上面拉赫曼和赫尔曼的做法，superstition也是单数（因为格律是要把轻重音节数来数去的，所以也是numerical，这两个做法如果推到极端的话，就都成了对数字的“迷信”（这儿又不光是“信念”的问题了）。维拉莫维茨还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批评过赫尔曼对阿里斯托芬的一些修正：“God forbid! It is nothing but the thoughtless itch to discover responsion, to find edification, that is, in a scheme and in numbers.”（英译转引自Otto Schroeder , "The New Metric," Classical Philology 7, no. 2 (Apr., 1912): 137-176.））。“不断地”怕是因为把again看成again and again了。Method是大写，最好强调一下，“也缺乏可能性”明显是把sense of漏了。Last不是lasting，idea好像也不是“信念”。最后一句也可以套用来评论这个译本：译者正是连英语都没学好，研究对象都没了解，就急忙翻译著作的。

The old belief这个从句的结构搞错了，was unshaken的主语是belief而不是perfection；could no longer跟“不能”不太一样；“得出的结论说”好像是病句，“假如需要的”也不通；cauterisation作为疗法，似乎翻成“烧灼”更好，这里的“治疗”是从事文本校勘的人常用的意象，后来Paul Maas提出的diagnostic conjecture也有这个意味（苏杰译作“诊错性推测”，医学的背景就淡了）；另外的一种观点认为文本校勘反而是一种病，而即使是反对这种有些因噎废食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动原文是会上瘾的。Be observed most clearly翻成“看得最清楚”都可以，为什么要绕个大弯搞成“充分地表现”？这里most没翻出来，“地”也用错了。

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偶然看到的英译本注释来，注534（英译p.144）里说：

陈教授的翻译（第278页）：

这里也牵涉到一点拉丁文，但是就算完全不懂，跟英文一对比也容易发现问题：对于人（him）的评价，怎么就变成“版本”了？如果真的是“水平最高的”，那后面为什么要说a little hard？而如果稍微会一点拉丁文，就会知道原文完全不是译者所理解的那个意思，这个短语的意思是“那个非常能干的校本贩子”，正好说明正文W. Dindorf同时以出版为生的事。我不知道中心词caupo（贩子）为什么会被译者丢掉，而这个例子，可能也比上面那个还可以解释成“看错”的句子更说明问题一些。

这一段话，我想是应该跟上引327页的定性“爱国主义者”联系起来看的，而译者在罗列维氏在几年间进行了多少场演讲来支持德国政策的时候，却没有提到他也是1914年9、10月间著名的《告文明世界书》（俗称《九十三人宣言》）联署人之一【也有说是维氏执笔的：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pdf/deu/817_Bernhard_vom_Brocke_156.pdf不一定靠谱】。一战之于德国，毕竟算不上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而《宣言》因为拒不承认德军的暴行，更是称得上臭名昭著。译者在叙述维氏生平的时候忽略了这个背景情况，介绍就变得有点微妙了。参与《宣言》联署的都称得上是当时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个事情上，大部分人都不够审慎（这让人想起刘禾、白露等人力挺汪晖的联署行动，呵呵）。比如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就在几个月后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从而反对起德国的军国主义来。至于维氏，有关他在大战期间活动的论述并不很多，我的见闻更是狭隘，比较集中的只找到Robert E. Norton的Wilamowitz at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Mar 2008, Vol. 15 Issue 1, p74-97）这一篇。按Norton的说法，维氏一直到最后都没有真正承认德国的战争罪行或者检讨自己在当时的行为，他在10月16日发表的那份《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的声明》（Erklärung der Hochschulle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Norton说这是维氏自己执笔的，但有的人说是他和沙文主义史学家Dietrich Schäfer合作的【这儿始终有问题。Schäfer应该是10月23日发表的同名声明的作者：https://de.wikisource.org/wiki/Erkl%C3%A4rung_der_Hochschullehrer_des_Deutschen_Reiches但10月16日的声明wiki词条也没有给出原始文本，而是错放了23日的文本在上头】）虽然是对《九十三人宣言》的某种纠正（维氏在同意联署时并未见到这篇文章【93人在前，怎么可能提前“见到这篇文章”？现在自己都看不懂了……】），但却更明确地反对了协约国某些人“两个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和文艺科学的德国）的观点，而把“军国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等同。作为一个出身名门又对祖国有深厚感情的人，一个开战不久儿子就为国捐躯（就在《声明》发表的前两天）的父亲，他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当时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有类似的倾向），但是完全不加限定地称赞其是“爱国主义者”，并且一再强调他对当局政策的支持，恐怕就有些欠考虑了。要不然，像普朗克这样中途悔悟的，或者像希尔伯特这样当时就明确反对的，又该怎么评价呢？

另外一点，译后记列举维氏在大战中的活动，在1916年之后就是“1931年9月25日在柏林去世”了，战后的事也许别处介绍学术活动的时候提了些，可大战还剩两年——用一个“国际笑话”来说的话，这才扔了一只靴子呢。可惜Norton的文章题目也取得太大了，关注的东西几乎就是这两份宣言，不光对于演讲没有陈教授统计的那么细致，甚至连他儿子的阵亡都只字不提，这在我看来也是不合适的。

本来可以评论下一段了，但在320页这段话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错误。这里提到维氏被“法兰西学院”除名（不讲《九十三人宣言》，就没法解释除名这件事。另外除名能查到是1915年2月表决通过的，维氏又不是汪晖，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过一年才回应——也不知道回应了什么，后者能找到资料的话应该很有意思），维氏在1910被选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外籍院士（associé étranger），而“法兰西学院”在中文里虽然是指与文学院并列，而更早建立也更著名的Académie Française为多，可也有用来翻译其上级机构Institut de France的，马马虎虎还能说得过去。但好玩的是，译者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却又为了我们的方便，给“法兰西学院”加了一个注：

这样，他的错误就彻底暴露了，虽然这同时也许是他最老实的一个注释（我很难理解他在这里详细说明资料出处的动机，他的译文并非完全忠实准确，而且其它更冷僻些的学术机构也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不过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他写维氏生平必然依据的是外文（英文）的资料（可惜他在这方面的说明并不像对待French Academy那么大方），那么如果他所参考的文献写的是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或者是泛言之的Institut de France（或者二者的英译）的话，他就不该去柯林斯词典里查French Academy，所以这个错也许是英文资料里原有的。当然，以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译者的无知和鲁莽而言，我宁可认为这只是他的“神来之笔”，专门研究维氏生平的西方学者把这几个著名学术机构弄混的可能性实在太小——或者他至少也太不嫌丢人了。 v

具体文字理解以及行文上的错误和累赘就不再像上面那样细挑了，总之是没一句不满拧的，有兴趣的不妨自己看。需要说明的是“表明上看来”、“看的很清楚”原文如此——戏词儿说：“我是怎么趸来的怎么卖”。

这两段各自的末一句还可以稍微多说一点。前一段所谓“the outlook is less hopeful”，其实是说的因为一战以后协约国学术界对德国学术界的抵制（the boycott of German science / der Boykot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过去的国际学术合作不再，就使得各学科的发展前景不如战前那么充满希望了。在“译后记”介绍维氏生平的时候，译者曾经“客观上”涉及了这个事件，只是没能正确地理解和表达。他说：“维拉莫威兹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著作中也体现出这一点。他在1919年发表一篇名为《德国知识界的联合反对》（Der Boykot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的文章反对人们对德国的指责。” （第327页）我一时还找不到这篇文章【按：出处似乎是Mitteilungen des Verbandes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n IV 1924 Heft 5, S. 110，未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是译者的望文生义，他似乎并没有听说过这个在现代西方学术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事件。

再看看末段的最后一句。拉丁文对于一个从事希腊化研究的人而言应该是基本配置了（何况他还专门论述过罗马的希腊化），但豆瓣上已经有人指出过，译者把这里的discendi看成了dicendi（“说”）。实际上这句话英译本加了个注：“Cato defined the orator as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正是告诉人维氏在老加图的名言上玩了个文字游戏。如果文字完全相同的话，作注者又何必把它抄一遍呢？就算没有这个注，把古典学家的最低要求定义成“会说话”，难道译者也能处之泰然么？但事实上，我们的陈教授却正是老老实实把加图的原话抄了两遍——也许是在做了必要的校勘工作之后认定原文那个s属于衍文吧？

不管怎么说，这话放到现在的译者身上也许不错，当上学院领导以后，他应该是有更多机会展示演讲才能了吧。

另一方面，“vir bonus, discendi peritus”或者原来的“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都只是名词短语（“善于学习（说话）的好人”），而译者则理解成了一个句子。这完全是无视定义规则的，如果这里真的省略了系动词，所定义的就是“好人”而已了，怎么还可能用来定义学者（或者雄辩家）？那就该变成“一个学者是一个优秀的人就是精通演讲艺术的人”了吧？——也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英译本用斜体着重点出的be改译成了表面上稍微说得过去一点的“做”，不过这就是画扇面美女改张飞那一路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