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树又见林》的原文摘录
当我们把一串词语连成句子创建更为复杂的信念，我们就塑造了身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 (查看原文 )
道德最重要之处不在于行为，而在于把人们和群体、社会连接起来的感觉，而后者源自人们对某些群体或社
会的道德规则的支持。没有了这种集体意识，人们会觉得失落，社会系统会分崩离析。从这一观点出发，当有人违反规则的时候，违反的远不止规则本身，他们侵犯了系统边界的意识，同时也对他们是谁，他们与整个社会系统和文化的关系提出了疑问。 (查看原文 )
很多态度都是情绪，只有当情绪存在于社会脉络的关系之中，情绪才能成为态度。
愤怒就像与己无关的情绪一样，让人更容易运用权力，进行控制。在很多文化中，真正的男子汉是和领袖特质，及男人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期望成为领袖和真正男子汉的人，都会被这种态度吸引。这种态度是一种不带情绪的感觉和一种不会让各种情绪影响判断和决定后果的文化信念的混合体。这种态度也与一种价值有关，即不善表达情绪的刻板的男性气质，比起打开心扉“感情丰富”的刻板的女性气质更高贵。这样，在文化中被鼓励为“感情丰富”的女性，如果要想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事业和职场中取得成就，就会倾向于采取 “不带情绪” 的态度。 (查看原文 )
我们太容易忘记，文化的总体是具有丰富潜能的人类想象力的产品。 (查看原文 )
这种由家庭生产到工厂生产的转变，对儿童在家庭中及社会上的角色也产生了影响。让孩子去工厂工作能够为家庭提供额外的收入，但同时也让儿童处手与成人竞争的位置。除此以外，考虑到儿童更易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受到低工资、超长工时的剥削，出台了严禁雇用童工，推行义务教育的法令。当儿童丧失了在成人工作空间中的地位时，“青春期”一词出现了，它被用来表征儿童期到成年期的中间阶段。随之人们对于年轻人的文化想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儿童失去了在家庭中的经济价值时，他们对父母的“情感”价值便日益凸现。但是儿童对父母的这种情感依赖在那时并不能替代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原有的积极的生产性角色，到现在也不能。在资本主义改造世界之前，在几乎每个社会的家庭当中，儿童都是生产的一员。当失去了生产的功能后，他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归属感和自我价值。其结果就是一种孤立于成人文化，并时常与之冲突的朋辈文化的形成。青春期的少年试图通过暴力行为来表现自己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由此成为越轨者的一个重要来源。 (查看原文 )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彼此，所以只能依赖有关理疗师同病人（前例）之间关系的文化，去界定我们之间应该如何交往。在对方成为有意义的他人之前，我们只能由一般化他人所提供的“情景”去行事。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对方所拥有的身份以及双方身份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对 “对方”的了解仅仅是一般化的他人而已。 (查看原文 )
任何社会情境都是通过社会真实界定的，而这种社会真实也只有在人们积极地支持和维护之下才存在。以对话这一简单的情境来说，我们需要努力地通过一系列的手势、言语和身体语言来维持我们共同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让对方知道我们在用心听他们说话：看着他们，不时地点头，不经意发出“嗯，嗯”的回应声，微笑或者在有趣之处发出朗朗的笑声，在探讨严肃问题时紧皱眉头
在适当的地方提问或者发表评论。如果没有这些行为，就无法维持对话的共同真实感。 (查看原文 )
性别王义、种疾主义、异性恋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能够延续下去，部分是因为它们符合某些强有力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相信并强调男性、白人和异性恋者的优越性。然而，这些文化观念也同时侵犯了其他重要的文化价值，比如机会平等、公正、宽容、自由和尊重差异。这种文化信念上的矛盾，产生了缪达尔（GunnarMyrdal）所说的“美国的两难局面”。I人们被迫要面对一种夹杂着种族主义的生活方式，它违背了人们所珍视的一些价值。在19世纪，马丁·路・金（Martin Luther King）和运动即以这种价值的冲突为强有力的斗争工具。他们并不是要白人社会简单地改变自身的价值，而是坚持挑战白人，要白人以自身既有的价值为荣，身体力行这些价值。这种斗争方法迫使白人作出选择：是要肯定公正和机会平等，还是要肯定既有的种族主义的现实？就像缪达尔所预期的那样，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张力，不断地产生压力而引发改变。 (查看原文 )
在很多文化中，受过教育比无知好，诚实比不诚实好，收益比损失好，善良比冷酷好，清洁比肮脏好，已婚比单身好，有性生活比无性生活好，富有比贫穷好，异性恋比男 /女同性恋好，白人比有色人种好，男性比女性好，有控制比没有控制好。每一个例子都说明文化信念在定义着什么与什么排比高下。我们不得不去探寻，我们所说的 “教育” 是什么，谁有资格被称为 “白人”或“异性恋”，而信念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来自每一个文化的答案。凭借粗略的等级秩序，种种价值进一步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纵向的对比。也就是说，“异性态”与“女同性恋”的不同，不仅仅在于我们意识到两者的不同，还在于文化价值在两者的排序之中偏好前者，使得后者更为人非议。 (查看原文 )
因此，在大部分团体中——其实各处都一样——人们不回去审视现状，而是在两种境地中进行选择：一种就是陷入罪恶感、责怪他人、维护自己的循环，另一种就是对特权避而不谈。不管是哪种境地，旧有的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破坏性的模式，及其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持续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们思考事情时，总倾向于个人化，就好像社会、公司或者大学都不过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一群人的集合。关于个人主义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论述很多。个人主义使得我们彼此隔离，增强分离你我的竞争，就连维持“我们同在一起”的社区意识都变得困难。但是，个人主义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我们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它还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生活，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如果我们看待所有事情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他们的个性、生平、情感和行为——那么就很容易认为社会问题源于人们人格特质的缺陷。 (查看原文 )
社会学实践最主要的原则，也许就在于理解目前主流的个人主义视角对于了解社会生活，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各种经历，都并非发生在与外界隔离的环境中；每件事都与特定的背景联系在一起。例如，当妻子和丈夫为了谁该去清理浴室，或是两个人都要去上班时，谁该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孩子而争吵时，这种争执绝不仅仅是两口子的事，虽然当时看上去是这么回事。我们不得不去探究使这种争执产生的更大的背景。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种例子是与按照男尊女卑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有关的，即在一定程度上，除非男人想到要“帮忙”，否则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平摊家务。 (查看原文 )
当我们把一串词语连成句子创建更为复杂的信念，我们就塑造了身处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例如，与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不同，典型的欧洲文化将人类和动物截然分开，认为“自然世界”及其进程并不包括人类。鸟儿筑巢是“自然”的，它和人类盖房子不一样。实际上，这种区分纯属武断，因为这都是一个物种利用它的自然能力，去创造适合自己的东西。事实上，我们使用拇指和食指去操控榔头和钉子，或运用大脑构建物理和工程，和海狸把树干咬干净或是设计防洪的巢穴，是一样“自然”的。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和人类处于对立的两面。这一对立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麻烦。它将人类抬到了过高的位置，自认为和自然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所分离，也使得我们的生活无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环境——土地和自然循环。这一对立还使我们自以为自己超越了“自然界的法律”（既然我们已经不属于自然界了），别的物种无法企及的，对我们来说如同探囊取物。 (查看原文 )
我经历过的文化越多，就越觉得我自己的文化不过只是一个文化而已，事情并非只是如此，而是我的文化让它们变成这样。我能够看到这一点，当我做选择的时候，我总是在我的文化所提供的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从不曾有“自由”的选择。就像哲学家叔本华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面对价值的时候，“我们想要我们决定要的，但是我们决定不了我们要什么。”（We want what we will, but we don't will what we want.) 也就是说，当我觉得自己想要一辆新车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需求其实与我的文化重视拥有物质的价值有关：你拥有的越多越好，越新越好，还未获得的比已有的要好。我们别无选择地被一套文化价值规范社会化了，所获得的价值无形地束缚着我们，直到走出这套文化，才会认识到这些不是唯一的可能。 (查看原文 )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价值规划出最小阻力路径，形塑了人们参与社会系统的方式。作为一种校正人们行为的方式，价值也只能暗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价值所缺乏的，是支撑贯彻它们和使其成为应该如何否则如何的宣言的东西。当我们把“否则如何”加到价值上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更具有强制性的规范(norm)。 (查看原文 )
如果我们看待所有事情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一一他们的个性生平、情感和行为一那么就很容易认为社会问题源于人们人格特质的缺陷。……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这种方式在美国尤为普遍——那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特权群体的成员被问及所属群体的好处，以及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会忐忑不安。例如，当妇女讨论性别歧视对她们的影响时，个人主义的思考方式会促使男人把所听到的看成是对自己的控诉：“如果女人被压迫，那我不就成了想要压迫她们的万恶的压迫者？”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把自己看做坏人，而且绝大部分男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压迫女人，所以男人觉得性别歧视的说法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公平的抨击。 (查看原文 )
我能够决定，面对种族主义所产生的后果，我是去帮助解决问题，还是成为问题本身。我并不因为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而觉得自己有罪，因为这并非我个人的过错。但是，作为一个身处其中的白人，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要超越潜在的罪恶感，看自己如何给社会带来一丝改变，唯一的方式就是认识到社会系统不等同于我，我也不是社会系统本身。 (查看原文 )
价值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因为种种价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以便在很多看起来相似的事物之间作出选择。 (查看原文 )
当我作选择的时候，我总是在我的文化所提供的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从不曾有“自由”的选择。就像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面对价值的时候，“我们想要我们决定要的，但是我们决定不了我们要什么”。 (查看原文 )
在社会不平等的多种形式中，存在地位低的人比地位高的人往往更为情绪化的文化刻板印象，这一点很容易被后者拿来对付前者。 (查看原文 )
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化偏见认为是结构性不平等的因和果。……这种既因又果的循环关系，使得仅仅改变人们对种族的思考和感受模式，不足以终结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也同时是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安排，它形塑了种族特权体系。要让白种人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