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全译精注

杜诗的艺术成就也是巨大的。杜甫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笔触客观严谨，忠实地反又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极富生活气息。风格以沉郁顿挫独帜于诗坛，具有鲜明的抒情性格。叙事诗善于选材，寓主观于客观，是其最大特色。精于细节描写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抒情诗则善于解剖内心世界，寄情于景，创造出深邃感人的意境。而语言之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与实践，更为后人所折服。他所开创的“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的命题方法，彻底结束了前人用旧题写新事的文不对题的局面，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石。杜甫对各种诗歌体式都是擅长的，尤其是律诗，一直被后人奉为创作上的典范。他无愧于“集大成”的诗人的美誉，无愧于“诗圣”的定评。正如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所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杜诗虽因其深刻的人民性而被当时的统治者及其士林所冷落，但到中唐终于被人们认识了它的价值。元槙之外，韩愈、白居易、张籍都积极推扬杜诗。自北宋王诛辑集、王琪重编《杜工部集》之后，历代辑集增补本、注释本，种类颇多。较有影响的注本有郭知达《九家集注》、胡震亨《杜诗通》、黄生《杜诗说》、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钱谦益《杜诗笺注》、仇兆鳌《杜诗详注》等。但上述诸本多在词语、典故的出处上下功夫，至于章句的疏通则很少有人问津，这是一个大缺陷。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之所以流传较广，原因之一是仇氏在疏通诗句上作了一番努力，有助于读者理解诗意。但仇氏于此项工作未能尽如人意，许多难解之句被弃置不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仅出版过几种选注本，选篇也仅在二百至三百首之内，远未能反映杜诗全貌，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值得赞誉的是，今人陈贻先生在杜诗的串译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著《杜甫评传》的一大特色即是对杜诗的代表作品及众多精粹篇章做出详细的翻译。当然，作为一部评传著作，不可能也无必要将全部杜诗译出。陈先生的工作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全注全译杜诗的构想由此而生。我们认为，既然杜甫是一位人民诗人，则他的全部作品就应该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通晓，他的伟大的思想应该被人民群众所认识，他的精湛的艺术应该由人民群众去享受。杜诗不是精神贵族的产物，不应被专家学者所独有。杜诗的研究工作应该面向广大的社会阶层。出于上述动意，从1990年起，我与同窗好友张志民便开始撰写此书，伏案至今。值此书稿完成之际，我们由衷地感到杜诗的厚重和注译工作的意义。虽说眼已极度昏花，但对杜甫的认识却较为清晰了。他那坎坷人生中所留下的每个足迹，为国事民生而频发的沉重叹息，如在目前，如在耳边。杜甫的伟大形象高山般地耸立在历史烟云中，其思想和人格的光辉永照东方大地!

此书以仇兆鳌《杜诗详注》所收诗歌为依据(唯《哭长孙侍御》一首作杜诵诗，不录)，每首诗有“题解”、“原诗”、“注释”和“译文”。题解包括编年和内容提要，编年基本采用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某些诗的写作年代则有新见，限于篇幅，未作辩析。注释部分以精要为特点，一般只注释典故和生僻的词语，某些罕见的字则标明了读音。译文部分是本书的核心所在，也是撰写中的难点。我们参阅了大量的资料，细览百家之说，择其善者而从之，虽说如此，仍有众多诗句的翻译属于拓荒型的劳动。忠于作品的原意，是译文的关键所在，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不敢随意落笔。诗句的跳跃性是人所共知的，有时为了贯通上下文意而增补了一些内容。人们常说诗不可译，这是说“诗味”难译，说得有道理。但是，当诗意尚且不明之时，所谓“诗味”又从何去品?总先知其意，然后品其味。我们所作译文就是想解决诗意理解的问题，读者借此而得知其意，然后再结合原作去品其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