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序言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

序　　言

　　 贝加尔湖，我国古籍有“北海”、“柏海”、“小海”、“菊海”、“于尼陂”、“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称。其中“柏海儿湖”与“白哈尔湖”显然是“贝加尔湖”的汉译异写。该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是亚洲最大的淡水湖。其东北、西南、东南分别有上昂哥拉河、下昂哥拉河和色楞格河流进，东面有巴尔古津河注入。其中，上昂哥拉河和勒拿河的支流温多河（维提姆河）流区及尼布楚河上游等地，叫温多森林苔原高地。包括勒拿河以南，叶尼塞河上游以东、色楞格河西北、鄂嫩河以北、尼布楚河以西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贝加尔湖地区。 黑龙江，我国东汉、三国时叫“弱水”，隋、唐时叫“黑水”，辽朝时始称“黑龙江”，明、清时又叫“乌龙江”。此外，当地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称呼，如蒙古族叫“喀拉穆伦”（又写作“喀剌穆连”）、满族称“萨哈连乌拉”、达斡尔族称“卡拉穆尔”，鄂温克族称“阿玛勒”。今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是从沙皇俄国时根据鄂温克族的称呼音译而沿用下来的。17世纪中叶，沙皇匪帮侵入黑龙江流域，首先碰到的是鄂温克人，从而第一次知道了这条江，译成俄语即畸变为“阿穆尔”（АМУР）。此河全长4410公里，相当于欧洲的多瑙河，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之一。它的上源有由赤塔河、尼布楚河及鄂嫩河汇成的石勒喀河，该河在漠河以西与南来的额尔古纳河汇合，形成黑龙江的主干，折向东南滔滔流去。沿途兼收了精奇里江（结雅河）、牛满江（布列亚河）和松花江的流水，又折向东北，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城下与乌苏里江汇合继续它的行程。再携上库鲁河、敦敦河、格林河的流水，最后在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于北纬54度左右注入太平洋，与同大陆相平行的库页岛隔海相望。其主流和支流流区，包括库页岛，便是通常所称的黑龙江流域。 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是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既有沃野平川，又有苔原草地，更多的是丘陵峻岭。到处有茂密森林，参天拔地，郁郁苍苍。在布满落叶松和白桦的原始森林中，出产各种名贵的毛皮兽——黑貂、黑狐、猞猁、灰鼠等，尤以紫貂闻名于世。河里湖中有各种鲜美的鱼类，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金、银等矿产，人们形容这里的许多地方是：“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在这片辽阔富庶的土地上，居住着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页等许多民族。今分布于我国新疆等地的维吾尔、柯尔克孜、锡伯等族的祖先，历史上也曾有很长的时间主要活跃在这一地区。这些民族及其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生息、繁衍在这里，从事狩猎、捕鱼、游牧等经济活动，辛勤地改变着这里的面貌，是这一地区的真正开发者和主人。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缔造祖国的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述民族大都是在本地区发展形成的。但在发展形成过程中，又都和中原民族的迁徙、分衍、融合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古史中，他们被分别包括在玁狁、狁鬻、鬼方、北狄、匈奴、乌桓、鲜卑、丁零、高车、回鹘、坚昆、黠戛斯、鞠、拔野古、室韦、契丹、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古部落或古民族中，包含着这些古部落或古民族的后裔或分支成分。他们的语言多属阿尔泰语系，虽然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经历，但也有众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别是由于如下几个因素所决定，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基本态势：一般情况下，都是心向中原，对中原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 一是地域毗连，在文化上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从旧石器晚期起，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居民就有着共同的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北，从那时开始，华北古猎人就因追逐野兽逐步移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同时也将细石器文化带到这些地区。从人种上考察，他们与中原民族也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分支。 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产生了农业，细石器退居次要地位，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和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与北方和东北的渔猎、游牧民族的细石器文化产生了差别，但这种陶器文化也如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一样，通过蒙古高原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通过东北进入了黑龙江流域。这些地区陶器的形制及花纹特点的内涵，充分表明了新石器时代上述地区与中原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息息相通。 特别是在四千年前的商殷时代，随着中原奴隶制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中原人们与北方民族贸易交换的扩大及战争的频繁发生，更有不少中原民族向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迁徙，成了商殷青铜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传播媒介。如历史上居住于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人，史家便公认在贝加尔湖地区广泛分布着商殷的青铜文化与其从中原迁徙到这里有关。当然不能抹煞这一地区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成就，但就总的历史过程来考察，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史，都是和中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是经济交换的需要。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我国古代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农业和手工业首先在这里发展起来。而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和东北地区民族，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处于渔猎、游牧和半农半牧阶段。这些民族经济的单一性和脆弱性，迫切要求与外界扩大交换，而南面的中原地区则是他们唯一有利的交换市场。事实表明，历史上他们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诸如青铜、铁器、布帛、茶粮以及其他手工业品，主要是通过交换从中原地区得到补给。而中原地区也需要他们支援大量的马、牛和皮毛及其他土特产，以满足生产、生活和军事的需要。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有力地吸引着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北方、东北民族南向发展。 第三个因素是，中原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建立政治中心的理想地区。历史上不仅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在这一地区建都，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在这里建都。虽然他们中有的开始时在边疆地区建立了首都，但随着力量的强大，为了统治全国，也不惜放弃其“始兴”之地，长途拔涉迁都到中原。不仅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分别把都城从和林和盛京（今沈阳）南迁到北京，就是局部统一的王朝，诸如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也都把都城南迁到中原。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后来也把中京作为陪都。其他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割据政权，也几乎都是以中原的某一地点作为他们的统治中心。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统治部民的合法权力，也总是把获得中原王朝的“册封”作为一种“荣耀”，以致不远千里来朝；而中原王朝为了通过他们来统治边疆民族，也总是通过“赏赐”等方式来回答他们的来朝。这就更吸引着他们心向中原，成为一种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历史事实表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也不例外。史书记载黑龙江流域民族的先民肃慎，从虞舜时期起就未经过征伐而自动前来中原进贡“楛矢、石砮”，就是绝好的例证。 上述三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文化上的频繁交往导致政治上的联系，政治联系的发展又加强或巩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从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同中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虽然有的时期某一民族与中原发生战争，甚至还很激烈，延续时间也较长，但实际上战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联系。通过战争在客观上也往往造成了民族间的互相迁移、同化和融合。尤其从战争的目的来看，也往往是为了打通经济交往的途径。而伴随战争的结束，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便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是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时候，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历代王朝在北方和东北地区所设的“关市”，驿站，唐朝时在大漠南北所开辟的“参天可汗道”及渤海朝唐的鸭绿——朝贡道等，自然有着便于对于这些地区统治的目的，但同时也无疑方便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正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存在这么一种对中原规律性的向心运动，因而在我国历史上不管哪一个王朝，也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以各种形式在这一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把它作为自己实现全国统一的一项事业。特别是当他们在原来的地方实现了局部统一，随后又入主中原或作为地区首脑臣服于中原王朝的时候，更为全国的大统一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的历史都无不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疆域是与这些民族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今天我国辽阔的版图，正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共同开拓的结果，也是包括上述民族在内的边疆民族与中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的产物。 也正是由于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特别是在统一于中原王朝或入主中原时期，有一种共同的祖国概念，因而当外国侵略者侵犯这一地区时，他们也就不仅曾为保卫乡土，也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战，并且在斗争中与中原的联系更为密切，表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向心运动。17世纪中叶，当沙皇武装匪徒侵入贝加尔湖地区时，当地的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都无不胸怀冲天大恨，纷纷起来反抗，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蒙古土谢图汗更是义正词严，向沙俄政府提出通谍，责令沙俄侵略者退出，指出这些地方是向中国官吏缴纳赋税的地方。鄂温克族人民由于不愿臣服于沙俄，也拒绝缴纳毛皮税，最后大部分离开古老的家园，迁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根河和海拉尔一带。当沙皇匪帮侵入到黑龙江流域时，当地的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也英勇无畏地用落后的弓箭、长矛与之进行浴血战斗。俄国史学家格鲁勃佐夫在《阿尔巴津古城的历史》中就说：“当哈巴罗夫一六五一年对于达斡尔人肆意打家劫舍，践踏庄稼，沿途剽掠，残酷伤害人民的时候，达斡尔人进行了炽烈的战斗，顽强地捍卫了自己的城池。”随后为了断绝侵略者的粮源，达斡尔族也遵照当时我国清朝政府的命令，“遂由黑水之北，携老扶幼，渡江越岭，迁到嫩江、讷河、诺敏、格尼、阿荣、雅鲁等处，分村落居住”。17世纪末叶，在清军两次收复雅克萨的战斗中，他们更是一马当先，直接担负起侦察和作战的任务，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配合清军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1689年，当中俄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划界谈判时，当地的蒙古和喀尔喀鞑靼部众也派代表来告诉钦差大臣，表示愿意退入中国境内归服中国皇帝，并恳求收容他们，帮助他们渡河。而在此之前，喀尔喀蒙古在遭到沙俄支持下的卫拉特蒙古的大举进犯，面临北迁还是投南的生死攸关两种命运决择时，其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一番话，更是集中表现了前述三种因素所决定的该地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倾向。他指出：“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容异服，殊非永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用武力和外交讹诈手段，先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强行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和库页岛的大片中国领土霸占过去。正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这时“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 。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指出：“俄国……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而这时，当地各族人民蒙受的痛苦和灾难，更是惨不忍睹，令人不寒而栗。伟大列宁如实地揭露了这一事实：“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总之，国家的衰败，这里的各族人民必然首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近代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是一部患难与共史，和不屈不挠的共同斗争史。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这是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科学概括，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从20世纪初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了宰割中国，其御用学者们却以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为名，泡制出许多旨在分裂中国的谬论，诸如“满蒙自古非中国论”、“长城南北对抗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等等便是。他们企图抓住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统治阶级有过对抗的一面，故意加以夸大和歪曲，从而抹煞各族人民友好交往的事实。因此，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民族与中原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本书即试图依据文献、考古和调查资料，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以上问题作一系统的概略叙述。 历史上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民族，存在频繁的迁徙、分衍和融合，所涉问题也众多复杂，要想面面俱到地一一介绍，在有限的篇幅里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本书即围绕“关系”一环，只作分篇叙述。另外，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它并非自古就有，也不是永存不消的。至于民族的形成起于何时，目前学术界也见解不一。为叙述方便，本书并没有按通常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的序列来谈，而是笼统采用“民族”。 本书是在著名史学家翁独健教授的关怀、鼓励下编写的。在初稿写出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佟柱臣、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可畏，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保隆，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锡彤、王钟翰、副教授郭毅生、赵展等，提出过不少宝贵的意见，对我们的修改工作有很大帮助。另外，书稿誊写和图片绘制得到刘景芳先生的帮助。曾经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的遇秀伟、李洁萍等同志也曾给予关注与指导，谨记于此，衷表谢忱！

吕光天　古清尧 1984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