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腹大笑兼及会心而笑
——我看夏元瑜的幽默散文
陈纪滢
林语堂先生在《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一文中有以下几段精辟的话：
“我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的花朵。它是心灵放纵，或是放纵心灵。唯有放纵心灵的，才能客观地看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
“幽默也是人类领悟力的一项特殊赐予。我特别欣赏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的最后遗言。当她知道她的死期已至，这位大帝国的统治者的最后遗言是：‘我已尽力而为。’她知道她不是完人，仅不过是尽了她的最大的努力。我喜欢那种谦虚、那种健全的热情和具有人情味的智慧。这就是最好的一种幽默。”
“有时，我们把幽默和机智混为一谈。或者甚至把它混淆为对别人的嘲笑和轻蔑，实际上这两种应称为讥讽。讥讽是伤人的，它像严冬削面的寒风。幽默则如天上降下的温和细雨，将我们大家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气氛中。它像潺潺溪流，或者照射在碧绿如茵草地上的阳光。讥讽损伤感情，使对方感到不舒服，而使旁观者觉得好笑。幽默是轻轻地挑逗你的情绪，像搔痒一样。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它是那么的舒服，有时真是舒服极了，舒服得使你要求多搔。而那就是良好的幽默性。它是像星星火花般闪耀，然而却又遍遍弥漫着它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服，但却不知舒服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舒服。”
“因此，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幽默加以区分，正如我们把哄笑与咯咯地笑，或者捧腹大笑和淡淡的一种微笑，或者悲伤的微笑加以区分一样。我喜欢一个作家淡淡的、悲伤的微笑。这给我们一种甜蜜的忧郁，就像葛瑞那首《墓园的哀歌》。最好的一种微笑是两个朋友一种‘会心的微笑’，在中文里面称作‘相视莫逆’。当爱默生与卡莱尔第一次见面时，他们未发一言，而只是两个灵魂深深了解所发出的微笑。这便是今天中国人所极其欣赏的一种所谓‘会心的微笑’。”
“最崇高的幽默，便是能逗人发出一种含有思想的笑之一种幽默。如果我们是天使，我们便不会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唱圣诗。不幸，我们是生在这种人间的境况中，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郁、愚行与挫折。那就是幽默所至，成为足以使人产生力量、恢复精神的一个因素之处。”
按林氏这篇论文，原是用英文写的，曾宣读于一九七○年六月在韩国首都首尔所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中。我特别欣赏林氏对于幽默所加的范围与定义，所以先列为篇首，然后再谈夏元瑜先生所著《以蟑螂为师》这本书。
近五六年来，我常在报端读到夏先生的文章，因为他所写的方面极广、有趣，而且文字是纯口语的，很吸引人，所以每登必读。渐渐地，我知道他是北平人，算来是我的乡长。常言道：“人不亲，土亲。”所以“心向往之”很久。但实际有接触还是去年春天，有一天他写了一篇文章《给陈纪滢先生的一封信》刊登在《中国时报》上。猛然一看，吓了我一跳，既而仔细一阅读，才知道是针对我在“立法院”质询政府有关电视节目的事。那时三个电视台尽演武打连续剧，舆论攻击、人人诟病，但电视台依然故我，满不理会，故而不得不向政府质询。夏先生的文章，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同情电视台与连续剧编剧家，实际上则是说反话，斥责他们、讽刺他们和规劝他们。但也有不深懂“文法”的读者，说是反驳我。甚至于还劳动大史学家、“监察委员”萧一山兄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的真义是同情你的，是赞成你的。”可见，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幽默，或者说反语，往往会引起误解的。因为这个年头儿，人人匆忙，思索的工夫不多，直接讲话有时候还令人听不懂，如果转弯抹角，再有什么暗示与含意，恐怕要靠有耐心的与饱学之士去欣赏了。
我那时便肯定元瑜先生博学、多才、广交游，而且是一位有充分幽默感的人。但他生活背景与他的现状，虽然在文章中可得一鳞半爪，总是模糊不清。后来终于见面了，跟我想象的修养差不多，但外表则距离甚远。你瞧，那一袭大花香港衫（因为是夏季），活像穿在电视明星身上。表面健康情形与实际年龄至少相差二十岁。白面书生与斯斯文文的那股劲儿，跟他文章所显示的才华确乎相符。那次虽有两小时的相聚，同时有一两位更年长的前辈在座，元瑜先生并没有像他写文章那样滔滔不绝，显露他讲话的技巧。这种“含蓄的沉默”，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会心微笑”有同样的价值，是深厚文化基础的表现。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对于飞禽走兽有专门知识；而且，他管理过北平的动物园（万牲园），对动物不仅有知识，还有经验。他在文章内所流露爱惜动物之情，就是实际生活升华为感情的反映。几十年来，他亲手与指挥工人所做的标本，已普遍见于各级学校。他又是艺术家，对于古物鉴赏富有权威，因而若干古物由他复制出来的既精又逼真。不用说，他也是国剧行家，据知他在某学院开的课便是有关戏剧的。他又是社会学者与语文学家，他理解的社会景象、风俗与制度，极为广泛而深入。
当然，他的幽默与警世之语，埋藏在《以蟑螂为师》一文内为最显著。他这种观察入微、借物警世的用意，是值得当今人士注意的。
元瑜先生自称为“新作家”，其实作家哪在乎新旧？只要写出来的文章不俗，能引人入胜，一篇可抵百篇。何况其中幽默感，有的可引人捧腹大笑，有的又使人有会心的微笑；不但对于读者健康有益，而且也启发人类的心灵，比那晦涩充满形容词的“天书”，与那些令人“不忍卒读”的别扭“时代古文”好得太多了!
我何幸与三○年代的幽默作家老舍、老向与何容，都是同乡兼好友，如今又多了一人——夏元瑜先生，更以博学多才，写出这么令人醒脾的幽默文章来，林语堂先生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于九泉了!
一九七六年于大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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