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通

一部解释古书中异体同义词语的辞典。近代朱起凤撰。朱起凤(1875～1948)字丹九，浙江海宁人。此书草创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写成于民国十九年(1930)，历时三十余载，易稿十余次，足见用力之勤。书中所录都是古籍中两字连用在一起的异形同义的词语。作者指出某为音近假借，某为义同通用，某为字形讹误，分辨极细。所有词语都取第一个词语的下一个字按《佩文韵府》的106韵的韵次排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凡见于经史子集中的词语都以最习见的写法为纲，其下所列的种种异文别体,则按经史子集的次序排列。体例谨严,秩然有序。其中一词一语之下可以有多至十余种的写法,既可以借此研究声音转变通假的道理，也可以借此研究文字在使用中的演变，比以前纂集经典异文以及吴玉搢《别雅》、钱坫《十经文字通正》之类的书所收的词例都广泛得多。

此书原名《新读书通》,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改名《辞通》，编为24卷。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组词语之后几乎都加有按语，以声韵为枢纽，指出文字异同之间的关系。何者为假借字，何者为声近义通字，何者为同声通用，何者为形误，何者为别体，有时还刊正旧注的误解。自序说：“此书音训，有沿用旧注者，有采清儒之说者，要皆参以己意，折衷一是。”现在看来，其中创见颇多。惟对古声韵部类未能详究,但云一声之转,尚有不备，甚且时有错误。书末有补遗 7条，并采录字同而义异的词语99条附录于后，以广异闻。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有重印本。

关于《辞通》的诞生，得先从编纂者朱起凤说起。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于《史记》、《左传》。朱起凤遭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从1896年开始，朱起凤便广泛阅读古籍，收集其中的通假词和词组，记入读书笔记中。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直到1919年才完成全书12册300万字的编写工作。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词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朱起凤将它命名为《新读书通》。

要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地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朱起凤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他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一九二四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起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毅然拒绝了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无理要求，把书稿带回。在这被搁浅的六七年间，他对全书各个条目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增删，内容更加丰富扎实了。

后来他的儿子吴文祺（从母姓）入商务印书馆，为父亲这部书的出版多方奔走并著文宣传。其中历经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王云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以及历史通俗演义作者许啸天等人撮合洽谈，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出版。最后书稿为夏丏尊、章锡琛、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等所赏识并竭力推荐。开明书店独具慧眼，用千字二元的稿酬，以全书六千元买下书稿，至此《辞通》遂告正式出版。

《辞通》分为上下两卷，章太炎、胡适都为它作了序，对它的学术价值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上卷五千本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全部售完，这在当时是一件盛况空前的事，震动了出版界。著名学者胡适、钱玄同、刘大白、林语堂等都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