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坡路的男人》这本书，是加拿大作家盖伊·范德海格（1951- ）的12个短篇，基本上每一篇都写了一个软弱无力的男性。这种软弱无力的男性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范德海格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类人的特征，叫你好像能一眼就认出他们来，并且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以前有人写过这样的人物吗？想了想，相近的有罗亭和《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茨基。但不是说他们就像那些“多余的人”，许多我们所知道的“多余的人”都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莱蒙托夫的毕乔林，问题基本上发自内在，自省和自审带来痛苦并形成自激振荡的回路，最后发生啸叫，他在现实生活里不管愿不愿意都游刃有余、从容不迫而绝非困顿，那个形象空虚而孤独地飘浮在生活之上，那恐怕是那些“走下坡路的男人”求之不得的一种境况。而范德海格的人物被生活的泥淖拖了下去，最后出于自尊、惰性、“老伤难治”、本性难移等各种原因，干脆往泥淖里躺倒不走了，变成了遭妻子、邻居、世人怜悯和遗弃的怪物。“走下坡路的男人”是从“Man Descending”翻译来的，“Descending”说的便是这种堕入泥淖、身上的泥只会越来越沉重、没有任何转机的状况，或者直接说就是“不行了”。
罗亭之所以比较像这些“下坡男”，是因为他自己没钱，是个登场时已退了职的知识分子，指望有钱人的钱生活，最后也不务实，混得很潦倒。拉夫列茨基的相似之处，则在于他有一个精明、现实、手腕高强的老婆。范德海格笔下的那些男性都是些无法胜任现实生活的人，是紧张激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抛下的沉淀物，他仔细描绘记录下了他们被留在一张滤纸上的形迹。他们有的被妻子和她的家人视作无能之辈，参加他们的聚会丢尽脸面；有的失业后越来越偏执，成为众人笑柄，最后发了疯，儿子只能靠把他想象成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自我安慰；他们躲在研究生身份里，躲在女朋友家，躲在布莱克的诗歌、19 世纪的俄国小说或自知不会实现的虚构出来的雄心壮志里。他们清楚自己不行了，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的女伴个个强悍、坚定、独立自主、能很好地适应坏境。“我注意到维多莉亚的公寓楼明显比我自己那幢要新，管理也比我的好……我终于装出一副正常的口吻说，‘我希望我们重新一起生活。我睡得不太好。我体重增加了二十三磅。’‘埃德，’维多莉亚的口气不算不友好，‘我很抱歉。可我睡得非常好。我体重减了五磅。’”后来这个埃德发现他的前妻已经彻底过上了新的生活，“感觉像是被人撇在了后面，像一个人站在停机坪上，眼睁睁看着载自己度假的那架飞机起飞，向着阳光明媚、充满欢乐的地方飞去”。这让人想到迪尔凯姆在《自杀论》里的一个结论：失婚对男人比对女人来说更严重，婚姻是更有利于男人的制度。如今，女人对婚姻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在热情过去以后，她们冷静地观察到了使他们产生吸引力的正是他们的一些人格缺陷，她们通过观察判断，在确定他们不可能有所改进、能够跟上她们的步伐之后，就毅然抛下他们，独自前进。
皮埃尔·布迪厄的《单身者舞会》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那本书里写道，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和更快接受城市文化的模式，女性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大大高于男性，而在女人方面，高就低的婚姻是不被认可的，结果就是：随着时代推进，经济发展，大量男性农民找不到老婆，而他们是“特别地悲惨和不寻常的”。 范德海格的《走下坡路的男人》则补充说，在我们的城市中也有同样的舞会，那些男人与迪尔凯姆笔下的农民如出一辙：“他们站在舞场的边上，默默地注视着其他跳舞的人。心里想，那些跳舞的人玩得很高兴；就这样，沟壑变得越来越深……他们一直呆到午夜，在舞会的灯光和喧闹中，几乎不言不语，注视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然后，他们来到小旅馆的餐厅，面对面地喝酒。他们高唱古老的贝亚恩小调，声嘶力竭地发出不协调的歌声。在深夜时分，他们三三两两地逐渐离去，返回其偏僻的农庄。”
（外滩画报 2009-07-16 总第 34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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