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来 - 语法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辩证逻辑序

语法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辩证逻辑序



□序□


我认识张文同志，已经很久了。我最早见到他，是1985年的9月在冯友兰先生的家里。那时哲学系派我去给冯先生作助手，由李中华学兄带我前去，因为在此之前是由他帮冯先生作助手。在李中华兄之前许抗生老师也作过冯先生的助手。其实，从50年代后期以后，有不少同志都帮冯先生作过助手。

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在1978年冬天刚到北大作研究生的时候就拜访过冯先生，向他请教董钟舒思想的评，后来1979年去冯先生家借过他的英文《中国哲学小史》，1980年也去冯先生家询问过朱熹的思想资料问题。又由于我专攻理学，对“新理学”和冯先生的思想并不陌生，所以受命给冯先生作助手，在内心不觉得有很大困难。

从1985年起，到冯先生1990年冬去世，外来给冯先生帮忙的共有几个同志，一个是我，当时是系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员；一个是张跃，他是冯先生1986年收的博士生；一个就是张文，中间还有一个马先生。至于家内的宗璞先生和蔡仲德先生在各方面给冯先生的帮助，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期是冯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到第七册的时期，冯先生每写一章前，先和我谈谈他的想法,写好一章后交我看，我看的过程中会作一点技术性的修改,看完后我向冯先生谈我对这一章的意见,供冯先生参考。有时我去冯家，正当冯先生写某一章的过程中，冯先生就和我谈谈他写作中的所思。要说起来，我的工作作得最少，张跃86年秋天来，他主要负责帮冯先生找资料，工作不少。而其余更大量的工作则都是由张文来承担的。

在1985年9月我第一次以助手的身份去冯先生家，便认识了张文，知道他是从辽宁来的一位哲学的爱好者，自愿来帮冯先生做事，住在冯先生家跟冯先生学习。我想，从冯先生的角度来看，一是很高兴有个喜欢哲学的人来随侍左右；二是张文是位哲学的自学者，怎么给他一些哲学的训练呢，最好就是让他参与冯先生写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哲学的写作。冯先生晚年的生活作息是半天写作，半天读书报，张文初来时既负责记录冯先生的口授，也负责读报，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的杂事。到冯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马先生来读报，张文在冯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方面承担了更多的事务，应当说他给冯先生晚年的生活和写作是帮了不少忙的。

我那个时候也知道张文在帮冯先生做事之外，每晚仍坚持自学，他带我去过他住的小屋，就是三松堂后面房子左边的第一间，向我介绍他看的书，和他想写的东西、他感兴趣的哲学问题，我记得主要就是辩证逻辑的问题。我虽然对此并没有研究，但我也鼓励他继续自己的追求。

冯先生1990年冬去世以后，张文便离开北京回辽宁老家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有“北漂”一族的生活可能，也许他想起对家庭所负担的责任，总之他没有在北京寻求继续生活、学习的可能。一晃十多年过去了，今年三月，张文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的书终于完成了，希望我给他写个序。这在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他这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逻辑问题，主要研究辩证逻辑的语法基础。他认为，长期以来传统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没有发展为辩证逻辑，就是因为没有发现主—谓—宾结构的逻辑语法，而无论什么形式的逻辑都必须以语法为基础；他主张辩证逻辑必须以主—谓—宾结构的逻辑语法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概念的判断、推论的辩证关联。我自己不是研究逻辑问题的，所以对他的这些观点、理论，我并不能提供具体的意见。但是，我之所以同意写这篇序，是因为我了解这本书凝结了他半生的心血，用冯先生的讲法，他是作出了种种的牺牲，“呕出心肝”来写的。

无庸讳言，体制外的哲学写作者，在当今的教育科研的体制中往往很难被肯定、被容纳。在现行的教育建制与学术体制下，所能制造的主要是学院里的哲学工作者。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哲学家一般都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直到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梁漱溟都是典型的例子。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体制化的不断发展，在当代再要出现历史上那样的哲学家的空间已经变小，学院之外的“自由思想者”或“民间思考者”，他们的工作往往被埋没。这就是现代性，这也是现代性被反思和批评的一种缘由。

本书作者曾经跟冯先生学习五年，我们知道冯先生是非常重视逻辑的，冯先生自己的哲学也是从逻辑的路径进入的。我不知道作者的想法是否和冯先生谈过，冯先生是否提出具体意见，但我相信，这本书是作者苦思多年的成果，决非容易。 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以上这几句话，也算是向读者介绍作者。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 来
2004年5月8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