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琼：我们坚韧、乐观的生活

我们坚韧、乐观的生活

——《跑步穿过中关村》



谢琼



很久没有看有关底层和边缘的小说看到笑起来了。上一次这样的经历，大概还是去年在书店翻新版的《三毛流浪记》——不过第一它不是小说，第二那时大概还没有底层、边缘之类的说法。但是这一次徐则臣的几篇讲述京漂边缘人的中篇，真的让我一边读一边咬着指头乐，那乐并不来自作者夸张的饶舌或做作的笑话，而是那些京漂们的生活状态和心态真的逗乐了我，乐过之后却并不轻松。

这本名为《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中篇小说集，共收入作者的三个中篇：《西夏》，《啊，北京》和《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三篇的主人公都怀揣着对北京的梦想来北京讨生活，第一篇的主人公是个小书商，第二篇的主人公办假证，第三篇的主人公则先办假证后卖盗版光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比北京人更热爱北京，在中关村租便宜的破平房，身边有一到两个看不出始终的姑娘。在读到这本书之前，便听说徐则臣是一位持续关注京漂群体生活的作家。为此，我特地挑了深秋大幅度降温的一天翻开这本书，打算和作者一起苦大仇深一下。没想到，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感觉竟然是好读、有趣、文字干净。主人公们的生活在我的眼里看来并不如意，钱筹不到、饭吃不饱，还被警察追，但是作者却把他们的日子写得有滋有味。在开始卖盗版碟之前饿了三个月的敦煌在向女孩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依然有劲开玩笑：“听我妈说，我刚生下来那两天，他愁坏了，找不到好名字，都憋成便秘了……最后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敦煌’两个大黑字，就是我了。”（《跑步穿过中关村》）办假证的边红旗出于对北京的向往和北京女孩搞起了婚外恋，被逼离婚时说，“快把我烦死了，搞假证也没这么复杂。……是啊，妈的，谁让我光着屁股去惹马蜂的呢！”甚至他骑三轮被警察追，在作者的笔下都成了“他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星期被警察追过四次，好在都逃脱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还有骑三轮车的天赋，能在到处是汽车和人的马路上跑得飞快。”尽管《啊，北京》和《跑步穿过中关村》都带着一个标志着他们北京生活失败的结尾，但是他们的每个日子却都那样充实可爱，大大冲淡了结尾的悲情。

这起初让人生疑：作为一个关注弱势群体的作家，徐则臣是不是太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他的笔是不是太轻巧了？他对那些京漂的疾苦和无助是不是太不了解了？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恰恰是对边缘人群的反讽幽默的、有滋有味的写法，表现出作者对这一群人平等的关切、爱与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我以为，这一点正是本书三则作品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可以从很多细节中发现这一点。不过在本文中，我将着重通过寻找作品中作者本人——或者更宽泛地说——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子，来证明这一点。我之所以将作品中涉及的知识分子形象称为“影子”，是因为显而易见，这几篇小说主要处理的并非此类形象。但是，作者在作品中对这些“影子”的态度，对于本文的命题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当反讽和幽默仅仅集中在他者的身上时，它们很可能是居心叵测的；然而，一旦反讽和幽默落在说话者或写作者本人身上，它便成为一种可爱的自我解嘲，或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我冷静的关照——总之，它便不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真正和其他的“幽默”对象站在了一起。由此写出的故事，便可摆脱“知识分子代言人”的片面的同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包括自我、也包括他者的达观、坚韧的生活态度。

知识分子最明显的“影子”，出现在《啊，北京》里。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人“我”，这个“我”是个无业作家，和办假证的主人公边红旗同住一个屋檐下，亲眼目睹了边红旗乱七八糟却自得其乐的北京生活，最后又帮忙将边红旗救出看守所。其中有一段写到他自己的生活，好不容易写出长篇，给出版社寄去毫无音信，卖给了书商却被包装上裸女封面。拿到样书的时候，“我的眼睛都蓝了，竟然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做梦都没有这种想象力。……那感觉，就像被强奸了一回。”这个写书的知识分子，显然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或者至少说，和边红旗相比，“我”其实是作者的同类。但在这里作者处理第一人称叙事人叙述本人经历的口吻，和上文引用的他叙述边红旗生活的口吻如出一辙，都是带着淡淡的嘲讽和无奈。在作者看来，他们两人除了职业不同以外并无二致，一样在北京混生活，遭人拿捏，一样需要自我解嘲为自己并不如意的生活增添勇气。

在《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知识分子的影子集中出现在主人公敦煌租住的小屋里。一屋四个人，除了他以外都是要考硕或考博的学生，尤以报考哲学系博士的那位最为突出。他看着毛片封面直流口水，在敦煌说“送给他”之后却吓得将光盘丢掉，知道敦煌卖盗版碟后就更加不以为然。后来博士的手机丢了，几个人都怀疑敦煌，报警后博士还向警察告发敦煌卖盗版碟的行为，逼得敦煌离家溜走。在这里，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不是处于和卖盗版碟的敦煌同等的地位，甚至更低，知识分子虚伪的假正经和敦煌的坦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用在知识分子身上嘲讽的笔力，也大大甚过用在敦煌身上的。这恰恰应对了作者在前言中的自述：“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野’的东西。面对生活，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太美好的表现，但他们基本上保留了本色，在生命形态上，相对更及物一些。”也就是说，在这里，作者对那些以敦煌为代表的边缘人所表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平等的关切，更是敬仰。

在《西夏》中，第一人称叙事人同时也就是男主人公，他讲述了自己和来路不明的哑巴女孩西夏的故事，故事最终以他决心放弃帮西夏治疗哑巴收尾，因为他没有勇气面对西夏会说话以后说出自己的身世，害怕因此失去西夏。和后两篇作品相比，这篇更多的是一些温情的幽默而非嘲讽，比如西夏和房东为用水问题闹别扭的那段。主人公和朋友在北京合开着一个小书店，租住平房，虽然生活水平还比较“边缘”，但毕竟有合法的收入，职业也勉强可以和知识分子扯上边了。对这样一个边缘人的相濡以沫的情感书写，作者干脆直接投入了许多自身的情感。 其中陈述“京漂”心路历程的一段，更是被作者直接用在了全书的封底：“……这几年在北京，一个人的孤独是多么的漫长。这个发现同时引发了另一个发现，它让我感到了自己的脆弱。……跑来跑去这些年，我就跑成了这样？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甚至很久都没有和别人深入地说点什么了。忘了生活中还有一些只属于内心的事，自己触不到，只等着别人不经意间的一碰，找到了自己的痛。”这段文字何尝不是独自北上求学写作的作者自身的表白呢。在这里，作者从根本上就认为所谓的边缘人群体和自己是同质的，悲悯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京漂群体的，而非知识分子对边缘人的单向。

在全书中，除了将知识分子拉低之外，还有很多细节是赋予边缘人以某种“知识分子”的气质，或者至少突出了他们对知识的关心和真诚的渴求，比如边红旗写诗，比如敦煌读电影杂志。也就是说，这种平等的处理是双向的。但是由于篇幅原因，无法在这里作更深入的列举，并且想必有关作者创作的其它评论也已经涉及了吧。总体来说，这种双向的拉近，从根本上避免了“知识分子代言人”居高临下的代言困境，而能够以干净生动且不带意识形态负担的文字给我们展示这群边缘人真实的生活图景。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开心，感动，心痛，却唯独不觉得可怜。或者说，如果看着他们的生活我们觉得可怜，那其实也已经包含对自己生活的一份。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书写的确有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的地方。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指责，也许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对那些边缘人来说，也许他们的自我解嘲、开朗达观、“假知识分子”行为，都只是应对生活重压的一种方法而已，在他们给人们展示出来的那一面背后，也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窒息和疼痛。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如果只是原封不动地传达出他们展示给人们的那一面，很容易被诟病为过于理想化的书写。但是，作者的写作只是一部作品的开头，而作品的终结终归是要靠读者的阅读。正是因为作者如实地同时写出了边缘人的生活和他们对于自己生活自我解嘲、自得其乐的态度，善于体察的读者更能够直接从中感受到那些人的生活状态，而不须作者主观的大肆渲染。因为对有洞察力的读者来说，在对那些人生活状态的客观描述以外，每一句自我解嘲不是减弱了，而是加深了读者对主人公生活艰辛的体察，当然同时也有对他们乐观态度的认识。更何况在一些时候作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结局，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那小容孩子早产、敦煌被抓、敦煌的女朋友却在这时怀孕的绝望结尾——虽然我总相信，对这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人来说，绝望结尾是不存在的，他们总能坚韧地、乐观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