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了的革命》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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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要消灭。 货币是不能任 意“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们必须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蒸发” 完了，然后消灭。 只有当社会财富之不断增长能使我们两足动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钟工作的 吝啬态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粮太少的羞耻心理的时候，才能给予金钱崇拜致命的打击。货币一 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惨的能力以后，那它就要变为一种记账凭据，以便利统计和计 划。在更远的将来，或者连这种记账凭据也变为不必要了。但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完全留给 后代人去解决，他们将比我们更聪明。 一个先验的 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领有一亿七十万人口，而城市与乡村之间又有深刻矛盾的落后国 家)，并不是一种明确的福音，而是一种粗略的假定，它必须在实行的过程之中，加以检验 和改造。 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定则:行政的任务若完成得愈“精密”，则经济的领导 便愈坏。 为了计划的调整与实行，有两个杠杆定必需的:第一是政治的杠杆，其形式是有利 害关系的群众要员能参加领导，但这若没有苏维埃的民主是谈不到的;第二是财政的杠杆， 其形式为藉助于一种普遍等价物来真实地验证事先的估计，但这若没有稳固的货币制度，也 是谈不到的。 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当中，就全体说来，商业不但不会缩小，反 之还会非常的扩大。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若不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的直接利益，即他们的自利主义，包括在计划当中，那便谈不到成功;而这种自利主义又只有在一种经常可靠而又灵活的工具， 即货币，能为它使用时才能够有效地显露出来。 因此，很显然的，在过渡经济之中，如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 样，那唯一可靠的货币，还是以金子为基础的。一切其他的货币，只是一种代用品。 通货膨胀 于是政府又被迫得作一次手忙脚乱的退 却。他们又拿鸡雏、猪、羊和母牛来供给农民作为个人的财产。他们又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 给他们，作为自留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
可行的分配方法，是多依赖于技 术和现有资源之水准，而少依赖于财产形式的。 关于住宅的建筑，则只做到 了 55.7%。而工人房屋的建筑，进行得尤其缓慢，建造得也特别差劲和粗糙。至于集体农 场的场员，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同他们的牛犊和蟑螂一道住在残旧的小屋里。可是在另一 方面，苏联的达官贵人却在报纸上埋怨，说那些造给他们的新房子，有些竟没有专供“家庭 工人”──即家庭仆役──居住的房间。 运输工具还大大够不上人民之用，证明 那些在火车上运输的用品之严重缺乏，最后证明铁路的官吏也与其他有权的人一样，对于小 民是极端轻视的。在陆上，在水上，和在空中，官僚都有令人羡慕的交通工具为他们自己服 务，这是我们从许许多多苏联的特等火车、专车和专轮看得出来的──而且这些特权的东西， 现在正日益代之以最好的汽车和飞机了。 宁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日丹诺夫，预言一年 以内“我们积极份子来参加会议，不必用现在这种平常的福特车，而可以坐高级轿车来了”， 这一允诺曾博得那些直接有关的听众热烈的鼓掌。现在苏联的技术，就其目的是直接服务于 人的那部份而言，其努力方向首先是为了满足特定少数人的高等需求。有许多城市现在还没 有电车，而在有电车的地方，这些电车还与从前一样，差不多可以挤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科扬曾大吹牛皮，说最劣等的糖果已经很快的被最高等的生产品所 代替了，并且说，“我们的妇女”现在正要求精致的香水。 根据 1935 年在乌克兰的调查，95 个合作社之中，有 68 个没有一点糖果，而对于点心的需要， 只能满足 15%-20%，并且货物的品质还是极坏的。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在广告上登载出各式各样丝绸的时装，它们的样式都是专门的“时 装公司”所设计的。然而在各省，即使是大工业城市，工人像以前一样，除非排队等候并须 忍受别的烦恼以外，否则是得不到一件布衬衫的:这种货物太不够了! 供给多数人以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章 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
现在苏联在解决侵吞公款与浪费公款的问题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智力，较之花在真正具有 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并不较少。 “国家的财产-即是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同，乃是 官方学说的根本的诡辩。 在一个广大的 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甚么特别的毛病。不过当适用到一个新的社会之初期发展 和尚未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之时，尤其是适用到一个孤立的而经济上落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 之后的国家之时，那么这种用语，就要变成巨大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源泉了 国有财 产要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在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灭之时，因之也是国家已无必 要之时。换言之，国有财产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是与它渐渐失去国有财产的程度为比 例的。反之也是一样:苏维埃国家若是愈高踞在人民之上，若是它愈猛烈的把它自己当作财 产的保护人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那就愈明显的证明这种国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性 质的。 但因苏联的干部 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起来的，他们便要求一种对神一般的尊敬和不断增高的薪俸。“社会 主义的”干部的发展，便是这样与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复生相伴着。 若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观点上看来，则元帅与女仆之间，托拉斯经理与苦力之间，人民 委员的儿子与无家可归的儿童之间，好像没有甚么差别。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室，在乡间 还享有几处避暑的别墅，有最好的汽车供他们使用，并且他们早已忘记了怎样擦亮他们自己 的皮鞋。后者则挤住在常常没有分隔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不擦自己的鞋，只 因为是赤脚走路。这种差别，在官僚看来，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来，却是非常重 要的，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肤浅的“理论家们”，自然能够解嘲说:财富的分配，同财富的生产比起来，乃是次要 的因素 从这上面生长出来的冲突，就很能够 打破这种不稳固的集体。 他们 对于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还保留着过去的对于国家的态度。因为国家现在虽然不为地...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章 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 -
自然，在六月间，宪法草案已经交付苏联人民“讨论”了。 但是在这占全球六分之一的地域内，要找到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批评中央委员会创制的东西， 或者一个党外公民敢于拒绝当权政党的建议，都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讨论宪法变成了递交决 议案以感谢斯大林赐予那“幸福的生活”。这些恭贺文章的内容和笔调，早在旧宪法之下就 已操练到驾轻就熟。 “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 动，特别是牺牲不熟练劳动，来厚酬“智力”劳动。这制度乃是不公平之源泉，是一方面对 于多数人施行压迫和强制，另一方面给予少数人以特权和“幸福生活”。 在政治方面，新宪法与旧宪法之差异，就在新宪法从那依照阶级和产业团体之苏维埃选 举制，退回到那建立在原子化的全体人民所谓“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法之上的资产阶级 民主制。简单说一句，这一点乃是从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人民只有权利，从中央或地方领袖们借党的招牌所提供给他们的候选人中挑选出他们 的“代表者”。 禁止反对党派存在，这是一种临时办法，是内战、封 锁、干涉、饥荒等条件所造成的。当权政党，那时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过着 一种充实丰富的党内生活。党内派别组织之斗争，在某种程度代替了党派斗争。现在，社会 主义已经得到“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胜利了，组织派别反而须受集中营或枪毙之处罚。其 他党派之禁止，本是一种临时病态，如今竟成为原则了。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被取消了讨 论政治问题之权利，而且就是在新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 事实上，阶级不 是匀一性的。它为了内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经过内部派别，集团和政党互相斗争，才 能够达到共同问题之解决。加以若干限制之后，我们可以同意说“一个政党为一个阶级的部 份”。但既然一个阶级有好多个“部份”──有些向前看，有些向后看──那么同一个阶级 就可以产生几个政党了。 “在 这丑事泛滥之中，最具特色的和最危险的事情乃是群众之消...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章 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
国家扶助富农(1923——28 年)，这个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含有致命的危险。可 是当时，官僚层依赖小资产阶级帮助，成功将无产阶级前锋队手脚拴缚起来，并镇压住布尔 什维克反对派。这事，在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错误”，在官僚看来则是纯粹的收获。到了 富农开始直接危害官僚本身时，官僚便转移其武器反对富农了。手忙脚乱地对富农的进攻， 使得中农也受池鱼之殃，这事对于经济之损害不减于外国武力侵略。然而官僚保持了他们的 地位。 有些历史的因素强过于那 些元帅，甚至强过于总书记。没有精密的核算，经济的合理化是谈不到的。核算，与官僚们 的任性行为是不能相容的。 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 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品质的 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 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 新价值来。固然，革命专政的本质正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从 来未曾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只是做些为它清除场地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愈加不再成 为专政，则其开放给人类天才活动的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 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 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死攸关 的需要。 新国家若是除了社会利益之外没有其他的利益，则强制作用之消亡将渐渐带着毫无痛苦 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纯粹的精神。特殊的职务创立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说来， 对其职务所带来的利益的关心，比对职务本身要大得多。统治层努力加强强制的机关，并使 之永存勿替。为保持他们的权力和收入之故，他们什么东西、什么人物都不顾惜。发展的过 程愈加违反他们，他们对于人民中的前进份子亦愈加无情地打击。官僚层好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 -
政治斗争本 质上乃是利害和势力之斗争，而非论据之斗争。 领导的素质之于斗争的结果自然不是无足轻 重之事，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后分析起来，也不是决定的因素 法国大革命中各个连续的阶段(在上涨时和低落时一样)，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即那 些相互接替的“领袖们”和“英雄们”，他们的力量，主要的就是在于他们与那些拥护他们 的阶层的性质相符合。并不是任何不相干的个人的优越，而是这种符合，才使某个领袖或英 雄在某一历史时期留下个人的印记。弥拉波、布里索、罗伯斯比尔、巴拉斯和拿破仑之相继 当权，乃是遵循一种客观的规律，这规律比起这些历史主角自身的特点来，是更无限地有力 多了。 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 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新的力量来不及填补旧的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之被排挤出行政机关，所 有这些都使巴黎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两皆削弱，以致于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实行新的暴动。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 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 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 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 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 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 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正因为是一 个在多方面都还落后的无产阶级于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跳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所 以无法避免其内部发生反动。 革命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的帮助。国家没有达到 预期的繁荣，反而陷于长期的贫困。并且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死亡，就是 上升几步而脱离了群众。于是在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 -
問題并不在于一个統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統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經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須让位給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評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維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突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金从根本上修改計划。自由討論経济問題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錯誤和左右搐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費的玩意儿如苏維埃宮、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一一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資产阶級分配标進”将局限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井且随着会財富的增长而返步让位給社会主义平等。軍官等級制将立即取滑。閃閃发亮的助章将送到熔炉里去。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許犯錯誤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鎖鍵。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傳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 -
如果說，資产阶級不可能和地长入就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連不断的世界动乱：战爭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爭取实現計划經济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級在争取实現社会主义的斗爭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銘“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論在此长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附录一 “一国社会主义” -
可是这种急遽的发展也有它的不利之处。工业的不同部门不能相互协调; 人落在技术之后;领导不胜任。这一切表现为生产成本极高和产品的品质低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 -
。随着农村的日渐恢复，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增长。 这种发展陷入早已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超过农业总的生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 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转过脸去向着富农。农业税落在贫农身上的，远较富农身上为重，况 且富农又取得国家贷款的大部份。余粮大部份在农村上层份子手中，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和进 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份子。那时当权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号 “发财吧!”在理论上说，这口号的意思是要使富农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牺牲绝 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致富。 1925 年，正当富农路线全力施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取消土地国有。 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那时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是在他们所看到 的前景中把它推迟几十年。 也是在这几年(1923 到 1928)，统治联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卡米涅夫 1926 年初转入了反对派)进行着斗争反对“超工业化”及 计划领导的鼓吹者。未来的历史家会吃惊不小地重新证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于大 胆的经济倡议竟充满那样恶意的不信。 在党内讨论的闹声中，农民用日益顽强的怠工来答覆工业品的缺乏。他们不把粮食拿到 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时期是决定调子的， 他们要求提高粮食价格，给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更广大的活动地盘，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 展的速度 答辩中斯大林大发雷霆，反对反对派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说:工业不可以“猛冲 向前，脱离农业而且不顾我们国家积累的速度。” 1927 年 12 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要求警惕“把国家资金过份投入大建设的危险”。 我们那谨慎估计出来的系数， 大约在 15%至 18%之间，被当权派的领袖们公开嘲笑，认为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幻想音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 -
起草这个计划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几 年以后都遭到法律严厉的审判和处罚，罪名是在外国指使下故意破坏。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气 的话，本来可以回答说:他们的计划工作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局的“总路线”，并且是在它的 命令下进行的。 一年以后，政治局采纳了一 个新的五年计划，规定每年平均增加生产至 9%。但是实际发展的情况却显示一种顽强的趋 势，就是接近“超级工业化者”所估计的系数。又一年以后，政府的政策已经根本转变了， 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三次起草五年计划，它的增长率，大大超乎人们意料地接近 1925 年反对 派所作的预测。 由此看来，苏联经济政策的真实历史，是与官方的传说大不相同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 -
在个体农民经济面前犹豫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 题——-所有这些合拢起来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这理论是 1924 年秋天， 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之后，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来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与农民争吵， 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护党官僚的威权不受批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 -
同时领导人镇静地说，商品的缺乏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即将以平和的速度进行”， 粮食的徵集将来也会更“平稳” 李可夫，那时还是政府的首脑，在 1928 年 7 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 任务。”而斯大林附和着说:“有些人以为个体农庄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不应支持它...... 这些人与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 -
势力加强了的富农拉着中农一起，对城市实行起粮 食封锁了。1928 年 1 月，工人阶级正面看见了走近前来的饥荒的身影。历史知道怎样开恶 意的玩笑。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社会主义国 家明目张胆的敌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说，出于普通的政治动机。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 种“唯心主义”。假使他们藏起粮食，那是因为买卖对于他们无利可图。因为同样的理由， 他们才能够使很大部份的农民受他们的影响。简单地镇压富农的破坏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时，还在动摇中花掉不少时间 政府的首脑李可夫“曾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的困难上投机”;共产国际的首 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传导线”;全俄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个可鄙的 工联主义者。 “发财吧!”这口号和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虽 然太迟，可是因此受到更坚决的谴责了。工业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满的无为主义，现在被一 种手忙脚乱的惊慌所代替。半忘记了的列宁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在后面加上了“尽可能 在最短的时期内”。最低限度主义的五年计划，虽然已被党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批准了，让位 给一个新的计划，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元素完全是从打垮了的左派反对派的政纲上抄过来的。 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人们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后，人们又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来。喜出望外的经验 主义者现在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机会主义变成它的反面:冒 险主义。尽管从 1923 到 1928 年政治局乐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龟步”哲学，现在轻轻一 跳，就把每年的增长率从 20%提高到 30%，企图把每一个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就都变为一般 的标准，而忽视了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计划中财政的缺额用印制纸币来填 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纸币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章 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 -
可是除了这种渺茫可疑的危险之外，就毫无科 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预先设定极限。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进 步是乐观的，顺便说，单单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不可调和地反对宗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
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无论如何马克思是指这样一种 社会:这社会一开始，其经济的发展已经比最进步的资本主义更高。从理论上说来，这种观 念是毫无瑕疵的，因为以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即使在最初的阶段，发展的水平也要比 资产阶级社会更高。 而且，马克思曾设想由法国人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继续它，而英国人 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是把他们排在最后的。但是这个想像中的次序，已经被事实推 翻了。 一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性，长期来看， 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 多数庸俗的苏联辩护者，大致都是这样论述:即使你认为现在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 主义的，可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迟早总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所以只 有时间的因素，还没有确定。难道值得因此大惊小怪吗?不管这种论述骤眼看来是怎样理直 气壮，事实上是极其肤浅的。当历史的进程成为讨论的问题时，时间决不是次等的因素。 进化的内容，并不是韦布 式的庸俗进化论者所想像那样，就是现存事物的不断累积和继续“改进”;它还有它的从数 量到本质的转变，还有它的危机、跳跃和倒退。 在剥夺了剥夺 者之后，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会之上的官僚机关，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 社会需要官僚，是因为有尖锐的对抗需要“缓和”、“调节”、“控制”(总是为了特权者 和占有者的利益，也为了对官僚们本身有利)。 列宁说:“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撕 裂了这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 从一九一七年起，即是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 种“寄生虫”的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里再三指出并且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 翻了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原有的官僚机关，建立由工人和雇员构成的自己的机构。无产阶 级还要设法防止这些人变为官僚，办法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
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所以，按照它的本质，它带 有暂时的性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一项附带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本 身的消灭。这种“附带”的任务实现到多大程度，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显示它完成基本使命达 到了多大程度，基本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也没有物质矛盾的社会。官僚制度与社会的 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刻满足每个 人所有的需要，因此就被迫要鼓励人人尽可能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 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国家，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工资支付方法，虽然加以各种 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 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补充说:“既然在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法权， 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 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假使国 家并没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专横起来，假使工人阶级中那些全权代表已经官僚化，而官 僚们已经高踞在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说由于过去时代心理 的残余所致;这是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只要还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要产生并 支持一批享受特权的少数人。 。苏 联国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消亡，而且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阻力并不是史大林那种赤 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过去统治阶级的“残余”，因为这些残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阻力是 强大得多的因素，包括物质的贫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
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 议会一样，也不能够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不如说，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哺 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 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 级的妇女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 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 托儿所、幼稚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 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 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 国家的实际资源与共产党的计划和愿望不相称。你 不能“废除”家庭;必须拿甚么来代替它。妇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不 可能实现。 在贫困的那些年，工人以及他们一部份家里人只要可能，都在工厂食堂或其他公共食堂 吃饭，这情况官方认为是向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 事实是这样:自从 1935 年粮票制度取消后，所有境况较好的工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吃饭了。 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一般只有他自己吃的面 包和牲畜的饲料。肉类、乳制品和蔬菜，他差不多完全是从宅旁的自留地得来的。只要最重 要的生活必需品是靠家庭单独努力得来的，那就再不能谈甚么公共食堂了 在这问题上， 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也有时被迫苦着脸承认:“生孩子在许多妇女来说，是对她们境况的一 个严重威胁。”正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 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被 宣布为“过左”。无文化的庸俗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 苏联的道德家只要稍微把辞句改变一下就 行。一场反对太多、太轻易离婚的运动展开了。立法者的创造性思想已经发明一种“社会主 义性质的”办法，就是离婚登记要交钱，而一再离婚的交费要更高。 十月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 -
如果没有国际的、特别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人民的革 命运动，则苏维埃政权那时甚至不能维持十二个月之久。 整个苏维 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视为“和平的朋友”，更没 有想到要求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 恰恰通过这个问题群众可以得到关键性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 苏维埃政 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定，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绝不能因 此限制或削弱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阶级国家的安全只 能由世界革命的成长来保障。 这种状况之中，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以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 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是想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转移其对解 除剥削者之武装的注意力。 “谁战胜谁”的历史问题是不能在民族疆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与失败 只是对于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造就或好或坏的条件而已。 它作为一个统治着和拥有特权的阶层，非常重视那些在社会形态上是与它亲近的西方激 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员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谊;但却看不起那与它在社会地位大 相悬殊的下层工人群众的帮助和友谊。 苏联现 在的国际地位受害于世界无产阶级之失败，较之受益于孤独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远为之大 为了在世界斗争的势力关系之中取得优势起见，工人阶级国家的经常义务，就是尽力帮 助别的国家的解放运动。 经验很快就证明，苏联之加入国联不仅没有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本可以通过 与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约而得到)，反而给自己增加许多限制和义务 在将来的世界大战之中，任何的军 事联盟国也不能补偿苏联在殖民地人民和一般劳动群众之间所损失的信用 拿破仑一...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章 外交政策和军队 -
列寧追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個顯著的特點在於：在剝奪了剝奪者之後，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會之上的官僚機關，首先是警察和常備軍。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以前兩個月寫道：「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都能告訴你這點，但他們忘記補充：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就是組織得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這段評論，當時是針對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俄國的孟什維克、英國的費邊派等說的。現在它以雙倍的力量打擊那些崇拜蘇聯的人們，這些人崇拜一個絲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國家。 社會需要官僚，是因為有尖銳的對抗需要「緩和」、「調節」、「控制」（總是為了特權者和占有者的利益，也為了對官僚們本身有利）。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不管多麼民主，總是加強並完善了官僚機關。列寧說：「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撕裂了這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 從一九一七年起，即是從奪取政權成為黨的實際問題的時候起，列寧一直在思考消滅這種**寄生蟲**的問題。他在《國家與革命》的每一章裡再三指出並且解釋說：無產階級在推翻了剝削階級以後，將打碎原有的官僚機關，建立由工人和僱員構成的自己的機構。無產階級還要設法防止這些人變為官僚，辦法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詳細分析過的辦法：一、不但要實行選舉，而且可以隨時撤換；二、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你不要以為列寧是在談十年內怎麼辦的問題。不是的，這是初步工作，「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以後，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 這種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大膽見解，在取得政權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寫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上，包括關於軍隊的一章。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
作者: 列夫·托洛茨基
副标题: 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
原作名: Предан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Что такое СССР и куда он идет?
isbn: SH3001-669
书名: 被背叛了的革命
页数: 226页
译者: 柴金如
定价: 0.95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1963-12-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