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说，翻来覆去地认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说法，说来说去总是合乎中央的最新精神，这种做法陈永贵叫做翻锅底，炒冷饭。这恐怕是陈永贵进取心太盛造成的弊病。

中国共产党人褒奖劳动能手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富国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新体制。在这种新体制里，一位劳动能手可能发不了财，但是他可以成为一位知名人士。世道毕竟是不同了。

而毛ZD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在人的心里，在于亿万农民群众所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断定土改之后农民有这种积极性，对此若不及时利用，等到农民不那么穷了，新富农大批出现了，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就要错过。那时再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将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1978年，也就是陈永贵在中央真正掌权的最后一年，农民每卖一百元农产品就要被无偿剥夺25.5元。因此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不过中共中央也没办法，当时主管此事的陈Yun形容说，他是挑着一担火药，一头闹不好农民要暴动，另一头闹不好全国市场波动物价大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决定统购统销剥夺农民。这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后来的情况也正如陈Yun所料，1958年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十分紧张……自杀的报道并不罕见。

毛ZD主席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路，大跃进的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爆发的路。的确，中国人民有着奔向美好生活的强烈热情，也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真诚信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加上各级干部和大小报纸的推波助澜，群众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这种纯洁的热情和种种不那么纯洁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迅速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走向了反面。

《人民日报》曾经很有道理地发问：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是一颗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大寨做得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ZD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ZD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此时（1963）的陈永贵又表现出了鼓动农民的天才。大寨遭灾后收到全国各地的许多慰问信，陈永贵每天带上一封，地头休息时就给社员念这些“鼓舞士气的宝贝”，让每天农民都感到他们是处于全中国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这股力量也烧得社员们坐立不安。

毛ZD又问陶鲁笳：“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答道：“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ZD道：“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

这一段时期（1964.3）毛ZD很留心识字不识字的问题，40天前，毛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的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知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1964.廖鲁言）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期待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予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的必然成功。

第二部 夺权 掌权

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高度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特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陈永贵如此清廉，确实大有“勤务员”之风，看起来与“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李自成相去甚远。不过，在清廉勤俭的作风之下，昔阳社会政治关系的深层结构却朝着皇权式的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变动。陈永贵的个人权威日益变得不容反驳甚至不容争辩。

胡Yaobang当时读到张木生的论文，评论道：“讲的有道理”论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人向更高层反映，写了内参。周总理看了，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凭着这一句话，张木生安全了三年。

第三部 参政山西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第四部 中南海生涯

毛ZD在江Qing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虽然陈永贵在全国各地跑，导出参观视察，但是在前呼后拥之中，他看到的基本是他想看的，听到的基本是他想听的。不同的意见很难传到他的耳朵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他证明他绝对正确。实际上，陈永贵本人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很受昔阳和大寨一时一地的经验的限制，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理解也受到他本人那种志向高、不爱小的特色的过滤，因此在他眼中，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绝对灵验，大寨和昔阳的道路又宽又广，似乎是天下归心的大道，包含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1977），陈永贵表现出了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惊人的无知，他也在观点和主张上走到了距离中国农民的心愿和乡情最遥远的那一点。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和教条加上自负，把一个地道的庄稼汉糟蹋成了这副模样，他头上的那顶农民代表的桂冠恐怕也戴不了多久了。

前仆后继，如涌如潮，只为了躲一个穷。事实上，在大多数地方，大寨模式与贫穷是联在一块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大面积的磨洋工。

第五部 下台前后

（1979）沉默了一会儿，陈永贵望着连着天的梯田和庄稼，悠悠地说道：“赶我死了，就埋我在这儿。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贾承栓不知说啥是好。静默中，只听得背后那片苍苍的松柏林在虎头山顶散发着永无休止的风声。

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

——《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1980）